在革命失敗的緊急關頭，他說：上山
大革命失敗的前夜，中共中央開始準備撤離武漢搬到上海去，同時中央有計劃地轉移幹部，將不少幹部送到蘇聯學習或分配到其他安全地區工作。毛澤東被派到四川，但是他說服了瞿秋白改派他到湖南領導武裝起義，同時也準備上山打遊擊。
回湖南，準備上山，這是毛澤東在革命失敗時做出的抉擇。
他做出這樣的抉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1926年12月，史達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上發表演說，指出：「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列寧·史達林論中國》，第141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如何貫徹，如何實現呢?由誰來組織實施呢?
共產國際能完成嗎?在革命的緊要關頭，形勢瞬息萬變，情況錯綜複雜，遠在萬裡之外的共產國際連中國眾多的人名、地名都搞不清楚，他們怎麼可能隨時掌握瞬息萬變的形勢，怎麼可能洞察中國的國情呢?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理解好似隔著一堵高牆，對中國革命的闡釋似是而非，抓不住要點，缺少說服力和可行性。可是共產國際的指令就是命令。
毛澤東在思考，革命向何處去?他不迷信共產國際的指示，而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探尋「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道路問題。
當時我們黨處在幼年，對不少問題的認識是模糊的、幼稚的。比如認為共產黨只能做農工運動，做政治工作，如果誰想抓軍權，那就是想當軍閥。因為有軍權的人基本都是擁兵自立的軍閥。雖然不少共產黨員穿上了國民革命軍的軍服，但除葉挺等少數人外，基本都是做政治工作的。
大革命的失敗教訓了共產黨人，毛澤東首先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他在「八七會議」上發言指出：「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來的，我們獨不管。……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2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
在布置秋收起義時，毛澤東明確提出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建設政權。那時的觀念認為上山就是落草為寇，殺富濟貧，因為中國的情況就是如此。因而張國燾說：「可以上山，但不必與CP發生關係。」他的潛臺詞是上山是要當土匪。而毛澤東敢於直面現實，在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指出上山可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8月中央討論秋收暴動的計劃時，有人主張在湖南組織一師人應控制廣東，仍然想走大革命北伐的老路。毛澤東不同意，他說：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佔據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
基於對共產國際的認識，他知道中國的問題歸根結底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式的道路只能由中國人自己在實踐中摸索。基於對革命出路的認識，他做了上山開展武裝鬥爭的準備。所以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拒絕了請他留在黨中央工作的要求，力爭回湖南任省委書記。
湖南是他的家鄉，他在此創建了黨組織，領導過安源等地工人罷工，創建了二十多個農村支部，他熟悉那裡的山山水水和群眾，他在湖南有很高的威望，是眾人皆知的毛委員。他知道經歷過革命的湖南群眾特別有戰鬥性。
「八七會議」結束後，他趕回湖南，領導起義，當秋收起義受挫後，當即決定部隊不打長沙，而向井岡山進發。這個行動既是撤退又是進攻，從敵人力量雄厚的城市撤退，向敵人力量薄弱的鄉村進攻。從而，在中國出現了世界未有的怪現象：「在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長期地存在。」（《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8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李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