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歷史上第一首歌頌毛澤東的歌，《毛澤東頌歌》的歌詞，是張春橋寫的。1942年張春橋才20多歲。1937年他從上海到延安，1942年在張家口華北聯大當宣傳科長時，寫了這個詞。
清末民初工尺譜的唱本、「文革」中交響音樂《沙家浜》的指揮總譜、上世紀三十年代百代唱片的總目，還有一大批解放區的油印歌本……從這些個人收藏中，楊浪發現了那些「歷史的聲音」。這也是一本可以聽的書，考慮到如今很多老歌已經不易聽到，楊浪特地親自唱了書中的老歌，讀者只要把文章題目前的條碼掃下來，就能在手機中聽到他邊讀邊唱的聲音。
歷史是有聲音的，再強大的史家，也寫不出歷史本身的旋律。
——楊浪
時間：10月19日19：00-21：00
地點：北京言幾又書店
嘉賓：楊浪資深媒體人、作家、地圖研究者、攝影評論家
主持人：《老歌的發現》，我看這個書名特別感觸。大家知道有一個歌唱家叫郭峰，那是我們村的，山西省原平市郭縣，他父親叫郭科會，是《毛主席派人來》那首歌的作曲。很多歌曲，我們這一代人對歌曲背後的故事不了解，接下來我們聽聽楊浪老師下了很多功夫去了解到的東西。有請。
軍隊歌曲在演進過程中出現各種不同的唱法
歷史聲音的解讀，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讀通了歷史發生時的真實聲音，對於我們理解真實的歷史細節極其重要。
隨手舉一個例子，《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今天我們唱到那句「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會覺得詞曲貼合得天衣無縫，其實這首歌的原始版本是1939年公木作詞、鄭律成作曲的《八路軍進行曲》，當年公木的原詞是「自由民主的旗幟高高飄揚」，有我手裡的文獻可證。而「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則是1947年它被改編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發布以後。軍隊歌曲在演進過程中出現各種不同的唱法——音節和字眼的改動，其實非常深刻地折射出歌曲背後時代的變化。
類似的，有關《東方紅》的考證。「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一提大家就會想到這一句。但大家很少知道，《東方紅》其實是1943年以後才出現的，甚至直至1944年、1945年，這首歌才在全黨全軍廣泛唱起來。為什麼在1943年以前沒有這首歌？
因為歌唱某一個領袖個人的現象，始自1943年、1944年。這裡面的歷史背景是「延安整風」。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用了兩年多時間，徹底批判了王明的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1944年起，王稼祥、劉少奇等才開始在黨內重要會議和文獻上多次談及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所以1943年以後才出現《東方紅》，所以1939年的八路軍軍歌沒有「毛澤東的旗幟」。
第一首歌頌毛澤東的歌是誰寫的？
這本書裡還講了件知道的人很少但卻在音樂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共歷史上第一首歌頌毛澤東的歌，《毛澤東頌歌》的歌詞，是張春橋寫的。1942年張春橋才20多歲。1937年他從上海到延安，1942年在張家口華北聯大當宣傳科長時，寫了這個詞，後來由作曲家盧肅（《團結就是力量》的作者）譜曲，叫《毛澤東頌歌》。
這個歌的故事非常有趣。1950年，當時中國人民廣播電臺有一個「評選聽眾喜愛的歌曲」活動，是非常正經的打榜，張春橋作詞的《毛澤東頌歌》名列第二。足見它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普及程度，那次評選中甚至連《東方紅》都沒能進榜。
然而1951年這首歌在《人民日報》上被一篇長文批判了。寫批判文章的是誰？周巍峙。他是前晉察冀邊區文聯音樂協會的主席，建國初期是文化部藝術局局長，後來當了文化部副部長，主持文化部工作。他的長篇批判文章之後，緊跟著的是呂驥（曾經長期做中音協主席）。這都是解放軍時期紅色音樂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直接點名批判張春橋的《毛澤東頌歌》，批判的主要觀點是歌詞把毛澤東寫得脫離了群眾，因為歌詞說「你像驕傲的海燕飛翔在怒濤之上」。
後來，張春橋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以「張春橋來信」的方式做自我批評，意思是「我早就發現這個歌不合適，聽別人唱我心裡已經很彆扭了，我自我批評，希望這首歌以後不要再播了」。這個歌自此被徹底禁播。從1942年出現到1951年被禁播，它在歷史上存活的時間不到9年，但這首歌在紅色音樂史上有非常特殊的標誌和符號作用。
張春橋自此一生都以極左面目示人，但其實新中國之後第一場文藝批評是以他的作品祭旗的。張春橋從此不再寫詩。張春橋本來是一個文藝青年，他一生中跟詩歌的最後關聯是1976年被抓捕之前的日記，抄了王安石一句「爆竹聲中一歲除」。
老歌這個東西是一個遊戲，是一個接頭暗號
我想說，老歌這個東西，看似是一個遊戲，是一個接頭暗號。像昨天一個人給我打電話，上來一說「月飛山」我就懂了。「月飛山，月飛山，祖國的山，月飛山」，這是上世紀70年代初一部朝鮮電影裡的歌。今天遇到會唱《月飛山》的，一下子就知道他是哪代人。
老歌是能夠在腦海中存儲歷史信息的。它有幾個作用：它使歷史更加鮮活、生動。其次它加深我們對特定歷史或某種特定情況的認識，這是歷史當中不經意的細節和側面，但正因為被發現，歷史才更加有它的趣味。
我對老歌了如指掌的下限是鄧麗君。鄧麗君之後，以我對音樂的欣賞能力，是聽到馬上就能把旋律跟上，但這個歌曲是誰的、唱什麼詞我不知道。對我而言，「老歌」更多意味著從延安算起，然後到「文革」，這麼一個時間段。
在我的歷史判斷裡，如同海報所說——「歷史是有聲音的」。我們讀書的時候，一個重要的訴求是通過書獲得我們未曾經歷過的那些時空中，那些信息和感受，更重要的東西是獲得對歷史的認識。更多的時候我們讀歷史，最後都要去讀文獻，比如《二十四史》怎麼讀，要正經讀下去；讀《史記》選注，多少人都去注一部不到20萬字的《史記》，因為文獻的背後有太多太多的東西，更何況寫史的人都擺脫不了「為尊者諱」，擺脫不了對歷史事件、人物的誇張、遮蔽、隱瞞、裁減。
而音樂是個奇怪的東西，音樂是只有當你有一種情懷（不是寫文章，不是呼口號），這種情懷的複雜和激烈程度到了必須要用旋律來表達的時候，它才誕生。就像人類原初音樂舞蹈的產生，是原始人部落裡終於殺了一隻牛，吃飽了肚子高興了，點著篝火暖和了，大家開始唱啊、跳啊，音樂由此誕生，是人類的一種極端情緒的產物。
正因為如此，在所有的歷史演進當中，其實都有聲響，只是無法被文字歷史記錄而已。音樂構成了我們每個時代人的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歷史的聲音今天已經不存，我用老的歌本、老的音樂文獻、老的史料，重新在我的心中復原歷史的歌聲，同時發掘其間蘊含的豐富歷史信息。
老歌中的發現是我讀當代史的一種方法和玩法
《老歌的發現》是我繼《地圖的發現》之後，系列讀當代史的一種方法和玩法。
老歌中可發現的東西有很多。比如音樂源流方面，根據地紅色音樂的創作大體來源於三個方向：第一是民間音樂，諸如江西蘇區的紅軍歌曲，陝北民歌之於《兄妹開荒》《東方紅》，河北民歌之於《白毛女》；第二是蘇聯音樂，諸如柴可夫斯基對《黃河大合唱》的影響；第三是歐美歌曲的影響，諸如《德皇威廉練兵歌》之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美國歌劇選曲之於《團結就是力量》。
中國音樂的全面提升是因為抗戰。當時沒有一個文化人不寫抗戰歌曲，包括王洛賓在西北都寫了一首。在那樣一個民族命運的情懷當中，把中國的民族音樂推向了一個高峰。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了冼星海、黃自這樣的大師。冼星海是留法的。黃自是耶魯畢業的，二十幾歲就在上海音專做音樂教導主任，自己排演、組織音樂會宣傳抗戰，慷慨激昂。
其實《黃河大合唱》有一個非常邪門的版本，莫斯科大劇院1956年，蘇聯人挑著鑼鼓傢伙唱《黃河大合唱》，帶著俄語朗誦。俄國人用俄語唱張老三，好玩極了。而且蘇聯人把《黃河大合唱》做了如西方歌劇一樣的重新編排，但是蘇聯人這個版本是非常忠實於冼星海的最後版本的。冼星海1946年到莫斯科編八路軍的紀錄片，後來死在蘇聯。冼星海到蘇聯以後，按照嚴密的作曲理論對《黃河大合唱》有很多豐富的加工。後來到1973年、1975年中央樂團重新加工的時候，吸取了冼星海的材料。
我們的音樂怎麼跟世界融合？到今天中國音樂有譚盾這樣的人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其實回望一百年，我們的音樂就是從這樣的涓涓細流，跟西方融在一塊。其實在我的歷史關照和音樂關照裡，就像玩地圖一定要讀《中國測繪發展史》一樣，我是一定要讀《中國音樂史》的，讀中國當代音樂史，從學問的系統建構這些老先生們，非常完整。
但是要玩材料，民間遺存下來的，都是這種形態的，比如這本1939年延安油印的。這樣的東西真實地存在於生活當中，留存到今天，我們用它來還原成更接近當時歷史的聲音，然後再把它編制到整個中國音樂發展源流的大脈裡，才有更大的歷史背景，跟文化發展融合在一起。這個事情是一個讀書的興趣，我最後用文字把我真正感受到的表達出來。
我還會繼續這樣玩下去，接下來還會寫《老筆記本的發現》、《墓地的發現》。這是我讀書的一種方式。讀書人都要讀歷史。有的學人是把歷史讀通了，讀了很多我們沒有接觸到的一手史料，用自己的史觀串起來，再交給讀者。我們讀書人都愛這樣的書。
而我的方法是讀老地圖，30年收藏了近萬張老地圖，我拿地圖當小說讀。一張地圖有它出版的動機、邏輯，是反映當時地理面貌的記載。那麼這張地圖達到這樣的功能沒有？誰在使用這樣的地圖？使用這張地圖有什麼樣的痕跡？這張圖、這版圖、這個年代的圖在那個時代代表了什麼、傳遞了什麼？它是一種歷史的文本。
地圖、故紙、墓碑歷史原有更多讀法
「老筆記本」我已經寫了有四五萬字，一二十篇，其中包括「江青談第三者插足」。這些年老筆記本的收藏熱了，包括很多大家都在收藏老筆記本。而真正的筆記本都是人最隱秘的，自己說給自己、怕忘記的東西，是自己人生、心靈最真實的記錄。老人老了、去世了，孩子們不知道輕重，就論斤論兩地賣了，又被人給輾轉弄到潘家園這樣的地方。
老筆記本裡是一個個非常真實的個人生命史、心靈史，再宏大的歷史也必然是由這些個人的心靈史構成的。比如有個老工人有個很小的筆記本，從頭到尾記的都是他們家的帳，所有訴求是要拿困難補助。當時規定家裡人均一個月不到7塊錢可以申領困難補助，所有的帳都是為了證明我們家一個月掙了多少錢、花了多少錢，最後除起來，人均不到7塊錢。但最後也沒領到，沒批他，他不是最困難的。整個筆記本頑強地就是要證明我們家特窮。這種筆記本太生動、太真實、太不可多得了。
接下來，《墓地的發現》。我住在香山那邊，離萬安公墓很近。業餘時間重要的喜好就是逛墓地，昨天我還去逛了一趟。你會發現歷史是由很多人的活動構成的，在墓地裡轉一轉，走著走著就碰到一個。
今年我到八寶山給父母親合穴。逛著八寶山，突然看到一個墓碑：李桐樹，軍樂團副團長，《葬禮進行曲》作者。我大樂，因為我一直在找《葬禮進行曲》是誰寫的。特別棒的音樂，以前不署創作者名。有一批這樣的音樂，使用頻率非常高，絕對是禮儀音樂當中重要的作品，沒有創作者。我居然在八寶山李桐樹的墓碑上看到了。回去一查，那一批禮儀音樂的創作是上世紀70年代周恩來布置給軍樂團的任務，連非洲馬裡國歌都是他們做的。後來我寫那篇《「文革」中的大型音樂》，務求窮盡，盡力都把它們破譯出來。
這是我的一好。有的哥們跟我說，哪天你帶我去。我說這還真得帶你去。第一，這個活兒沒人願意幹，誰願意跑墓地逛？第二，你到墓地去也找不著人，誰在哪兒我全都知道。我會把我在裡面讀到的真實歷史皺褶、碎片、細節，用我的思考交代給我的讀者。
現場提問
一代人最初的頑強記憶就是那個時代的音樂
提問：每一個人寫的東西都是在記錄歷史，包括自己寫的微信、朋友圈。但同樣一件事，可能我們回去記的都不一樣。後人根據我們這些記錄如何能還原一個事物真正的樣子？
楊浪：這麼理解，記錄歷史文本的不一致是最正常不過的現象。如你所說，今天大家都在這兒，我們在這兒的聊天，每個人回頭記錄、選取、傳遞的信息不一樣，這太正常不過了，這正是我們存在的價值。
就像顯然有《求是》雜誌、有新華社、有「人民廣」、有學習小組，他們對社會的存在形態有一路言說，但是更豐富的言說，存在於社會整體的表達當中。任何一個作者、史家都不可能窮盡這個整體。後來者試圖了解今天這個時代的時候，會去讀一個更廣譜的東西。如果我不去搶救那些老地圖、老歌本，可能它就被淹沒了。我其實是用我的眼光收藏，試圖還原那個時代、那個時候，但我是用今天的語言。
《老歌的發現》有一些被刪掉的內容很可惜，比如對「文革」音樂的研究。「文革」音樂是我們這一代人存在、接收、傳播而且迄今仍在各大公園老頭老太太中傳唱的非常重要的當代音樂現象。包括如今一些大師級的人當年都寫過、編過批鬥的歌曲，這是歷史的真實過程，挺好玩的。現在公園裡很多老頭老太太唱紅歌。幾年前我專門策劃、主持過唱紅歌，比如《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來到我們軍艦上》。
一代人最初的頑強記憶就是那個時代的音樂，而那個時代音樂創作者們非常真誠，沒有任何銅臭氣和金錢的驅動，是真的信仰，真的從內心深處流淌出的旋律。從今天的史觀看有個人崇拜，但是非常真誠。
所以公園裡老頭老太太唱的是自己的青春、記憶，甚至有一部分是對當代流行音樂的拒絕——「我不接受」。不一定真的說他們對那個時代有多麼強烈的感情，而只是沒有別的歌唱。這一特殊時代的聲音，了解它們是有非常重要作用的，否則的話「文革」的情懷還會出來。
記錄歷史的廣譜，這本書的價值其實就在這兒。但就像這本書也有一些內容被刪掉一樣，任何記錄都是不完整的，後人必須儘可能多、儘可能完整地閱讀，力圖去窮盡歷史。這正是我們今天所為能起到的作用。（整理/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