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熱播劇《車諾比》讓全球觀眾重溫了那場災難。
人們為蘇聯的錯誤、誰該為災難負責而爭論，甚至據說因為不滿這部英美製作的劇集抹黑蘇聯，俄羅斯一家電視臺正準備自己拍攝車諾比的電影。
然而，無論是持何種意識形態或敘事立場，核災難後被裹進那場生存戰的人，他們的處境的確不太樂觀。
車諾比的居民，那些以血肉之軀抵禦核輻射的消防員、電廠工人、礦工，以及數十萬「用鏟子對抗原子」的「清理人」，在那場災難之後究竟遭遇了什麼呢？
1986年8月，烏克蘭當局發給輻射區居民的一本小冊子是這樣開頭的：
親愛的同志們！
自從車諾比事故發生後，已經有了對食物和人口居住區輻射值的詳細分析。結果證明，在你們的村莊勞作和生活不會對成人和兒童有任何傷害。主要放射源已經衰變。你們無須限制對當地農產品的消費。
然而，如果人們繼續讀下去，將會發現與這份樂觀自相矛盾的內容。
請遵循以下指示：
不要食用今年採摘的蘑菇和藍莓。
不要讓兒童進入村外的森林。
少吃新鮮蔬菜。不要食用當地的肉和牛奶。
經常衝洗房屋。
將花園的表土挖掉，埋到遠離村莊的掩埋場裡。
最好別再養奶牛，取而代之養豬。
這實際上是一份「生存手冊」，記錄在美國歷史學家凱特·布朗在2019年3月出版的書中。
核災難後時隔3年，蘇聯政府直到1989年才解除對媒體報導的封鎖，在此之前，居民意識到了危險，卻無從知曉自己遭受的輻射劑量。
因為車諾比，人們的生活面臨太多不確定性，未知的輻射、反覆無常的政策、衰退的經濟……任何手冊都難以解釋清楚，在後核災難的時代應當如何生存。
受害者遭遇試驗療法
1986年4月26日凌晨，烏克蘭車諾比核電站發生爆炸並燃起大火。事故發生後一小時，莫斯科第六醫院輻射醫療科負責人安吉麗娜·古斯科娃醫生接到車諾比來電，稱現場滅火的消防員開始噁心嘔吐，皮膚泛紅，並請求支援。
儘管電話另一端因信號幹擾沙沙作響，聲音遙遠且絕望，古斯科娃還是迅速判定，這些消防員受到了嚴重的輻射。
在1986年，世界上沒有誰比古斯科娃治療過更多的輻射症病人，這位醫生是蘇聯衛生部秘密設立的第三部門副部長，這個神秘的部門專門負責處理蘇聯核武器實驗中的意外傷亡。
在車諾比事故之前，古斯科娃已經救治過上百位輻射症病人了，那些病人都是冷戰時期核事故受害者，而這些事故對外秘而不宣。
至26日晚，第一批受傷的148人就被轉移到古斯科娃所在的醫院。克格勃警察不允許醫生們了解病人所受輻射的數值，古斯科娃的團隊只能根據臨床症狀和血液中細胞的受損程度，來估計輻射劑量並提供治療。兩周後，受到超過9戈瑞輻射的消防員紛紛因燒傷和器官受損去世。
他們將是蘇聯政府唯一承認的核事故直接死亡人員。
事故發生兩周後，蘇聯與美國開展了前所未有的醫療合作，這一「技術外交」在冷戰鐵幕的背景下備受矚目。
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邀請美國專家前來支援，期望藉此改善蘇聯在國際媒體中的形象；美國團隊的負責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白血病研究專家羅伯特·蓋爾博士，也希望能在這裡試驗一種新產品：GM-CSF，這種藥劑被用來修復因輻射受損的幹細胞。
蓋爾計劃為遭到嚴重輻射的消防員做骨髓移植手術並使用這種藥物，一旦成功，便可以將GM-CSF推向市場。抵達蘇聯後，他與第六醫院的古斯科娃醫生合作，將237位急性輻射症患者作為實驗對象，並為其中的13人做了骨髓移植手術。
蓋爾的手術嚴重違反了醫學倫理，此前他只在猴子身上測試過，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並未批准相關人體實驗。
幾個月後，13個接受骨髓移植的病人僅有兩人在世。蘇聯醫生譴責蓋爾的治療方案，十年後的一份聯合國文件也宣稱，手術弊大於利，只能使少數暴露於特定輻射劑量的患者受益。蓋爾則反駁，手術前病人本身已希望渺茫，很多人最終死於燒傷，而非骨髓移植併發症。
無論如何，當時依靠這種手術以及鋪天蓋地的媒體報導，當局營造出事態已被控制的幻覺。蓋爾甚至主持了一場媒體發布會，強調第六醫院取得的成果，並將焦點聚集在這些消防員身上，轉移了媒體對事故後續處理的關注。
輻射病，還是輻射恐懼症？
根據一份解密的蘇聯政府文件，截至1986年5月12日，有10198人在車諾比事故後住院治療，345人出現了輻射病變的症狀。但當局仍對外宣稱並無大礙，並參考廣島原子彈倖存者的研究，把人體能承受的安全輻射劑量提高了5倍。
然而，原子彈爆炸後的急性高劑量輻射，與核洩漏後的長期低劑量輻射，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有何差別，這一問題在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
在新標準下，「人們紛紛奇蹟般痊癒」，醫生也讓「脫離危險」的病人出院回家，他們並不知道，很多人將終生被輻射後遺症折磨，而這些折磨往往被官方認定與輻射無關。
烏克蘭前衛生部長安納託利·羅曼年科挪用了廣島原子彈爆炸後出現的「原子恐懼」一詞，將其冠之以「輻射恐懼症」——有關核輻射的謠言與誤解，使受災地區居民被宿命論所麻痺，人們把一切病痛都歸結為輻射。
在《車諾比的悲鳴》書中，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記錄了一位母親：她花了四年時間，從醫生那裡拿到文件，證實先天殘疾的女兒與自己所受低劑量輻射的關聯。然而，政府官員罵她：「你想要車諾比特權！你想要得到車諾比受害者基金！」
醫生稱：「我們得到的指令，是把這種情況稱為一般疾病，二三十年後，等搜集到和車諾比相關的數據，我們就可以把這些疾病和游離輻射關聯起來，但是現在科學方面的了解還不夠。」所有人都對她說：「你身體不舒服，是因為你感到害怕；你因為恐懼而身體不適，這叫輻射恐懼症。」
第六醫院的那位古斯科娃醫生也是這種說法的擁護者。她堅稱，只有事故發生當晚的消防隊員受到了嚴重的輻射，其後被送進汙染區的六十萬「清理人」——即清理輻射區汙染源的平民與軍人，則完全不同，「新病人根本不想痊癒」。
儘管很多人出現了急性輻射病的臨床症狀，古斯科娃仍將其歸結為「恐懼的軀體化」，認為過度緊張導致病人的神經系統受損，進而造成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症狀。她繼承了蘇聯自巴甫洛夫以來的科學傳統，在中樞神經系統中尋找健康問題的癥結。
與輻射恐懼相關的，還有另一種診斷，被稱作「植物性血管肌張力障礙」。這是種典型且常見的蘇聯疾病，覆蓋的症狀五花八門：心悸、胸痛、高血壓、慢性疲勞、睡眠困難、焦慮、腹瀉或便秘、噁心嘔吐、消化不良、出汗、頭痛、頭暈、困難呼吸、虛弱、無法集中注意力等等。這一綜合症最初在二戰結束後出現於蘇聯醫學，很快便風行一時。
1986年5月，蘇聯衛生部下令，要求隔離區的醫療人員將受到高劑量輻射的病人診斷為VvD，而非急性輻射綜合症。儘管這兩種疾病的臨床症狀有重合，但病因卻完全不同：後者自然是輻射導致的，而前者則被認為是由心理因素或環境造成的神經症。
六個月後，烏克蘭衛生部長在文件中匯報，事故後入院的17500人中，沒有出現急性損傷的患者，都被診斷為VvD。這樣一來，真正確診ARS的人數大大減少，輻射所造成的傷亡情況也被嚴重低估了。
美國人類學家阿德裡亞娜·佩特拉納在《暴露的生命》一書中提到了她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做田野調查時的見聞，人們在事故後竭盡所能自救：把子女送去遠方的親戚家，緊閉門窗，清洗地板，絕望地搜尋碘片，給孩子吃「清潔」的食物，有的人甚至自己動手做了輻射測量儀。
佩特拉納指出，對這些人的指責，或是將心理問題簡單歸結為缺乏科學知識。「輻射恐懼」，對核輻射受害者的經歷缺乏尊重，「根本不理解在車諾比曾發生過什麼」。
如何證明自己是「受害者」
車諾比引發的危機加速了蘇聯解體。1991年後，前蘇聯國家普遍面臨工業體系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並演化為曠日持久的經濟衰退。這使核事故受害者的生活雪上加霜。
曾經，蘇聯政府像大家長一樣掌控著每一個成員從生到死的全過程，這意味著自由的喪失，也意味著人們不用擔心未來。這也許正是當時的幾十萬清理者，以及更多受到輻射影響的居民從醫院回家時的心態。
然而，蘇聯解體後，一切都不同了。曾經，一份輻射區的工作意味著數倍的收入，而當這些清理人的身體惡化後，他們失去的不僅是健康與工作，還有未來的保障。
獨立後的烏克蘭繼承了大部分車諾比「遺產」，包括佔總人口7%的350萬難民以及8.9%的受汙染領土，用於事故後續處理的預算一度佔到政府預算的5%，社會福利體系很快便無力支撐。為此，烏克蘭政府特意向國際組織申請了專項撥款，專門用來支付事故的賠償。
此時，被診斷為「受害者」，意味著每月固定的賠償金、家庭津貼、免費醫療與教育，在過世後家人還能繼續領取撫恤金。而「非受害者」則被排除在車諾比賠償制度之外，享受社會福利的機會微乎其微。
如何證明自己是「受害者」？當疾病的診斷變得莫衷一是，政府採取了另一個辦法：申請者需要證明自己曾經接受了超過安全劑量的輻射。
然而，因為當時缺乏足夠的檢測儀器和適當的檢測方法，數十萬的清理人大軍和數量更為龐大的當地居民中，能明確知道自己所受輻射數值的並不多。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2006年發布的報告，1986年～1989年，烏克蘭共派出17萬清理人，其中有56%清楚自己所受的輻射值，白俄羅斯的91000位清理人中甚至只有9%的人知情。
一位烏克蘭的生物物理學家回憶，新規定公布後，他的實驗室門外排起長隊，居民都想知道自己的輻射值。而在這裡排隊的大多數人，最終的結果往往是申請被拒。拒絕的理由可以有很多：可能因為缺乏連貫的書面文件，可能是測量方式不嚴謹，也可能有人賄賂了政府官員而你沒有。
人們需要知道一個真實的數字，只有如此，才能將自身的病痛與輻射區工作經歷相聯繫，才能確保自己在政府體系中的地位。歷史的複雜與敘事的局限，在個體命運和那個數字面前，就這麼輕易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