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管窺:從歷史語言學破解夏代王族自稱之謎

2017年6月28日，由山東博物館、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聯合主辦的《太陽的傳說——三星堆·金沙遺址出土文物菁華展》在山東博物館開展。展覽特別強調了三星堆和金沙文化具有的太陽信仰，現在我們就來談談夏人的太陽崇拜文化。

「太陽的傳說」文物展海報

一、文獻及考古材料中的太陽崇拜

夏人有太陽崇拜的文化，這從《竹書紀年》提到的「禹都陽城」以及夏王以十幹命名（如夏癸、孔甲）的記載中都可以得到證據。此外，更著名的例子是《尚書·湯誓》裡提到的夏桀自比為日的記載。《湯誓》原文為：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意思是說，夏王耗盡了民力，榨乾了人民。民眾對此怨聲載道，說：「你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消失呢？我們願意同你一起消失。」鄭玄注說：

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喪亡。」

俄羅斯宗教學家託卡列夫根據民族志材料指出，在青銅時代，由於社會分化的產生，一些氏族部落貴族曾出現自命為太陽神後裔的現象。這裡的夏桀以日自況，大概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同時，託卡列夫還列舉了青銅時代太陽崇拜文化之下的種種太陽形象：

太陽或呈現為盤狀；或呈現為輪形（帶有光束或並無光束）；或呈現為圓形，中有『十』字；如此等等。　

三星堆有鮮明的太陽崇拜，劉章澤（2000）、黃劍華（2001）、蔡運章（2007）等學者都曾著文討論。令人驚嘆的是，三星堆二號坑就出土了類似託卡列夫提到的輪形器，相關資料稱之為「太陽形器」。太陽形器在下埋時全部被砸碎並經焚燒，經文物工作者修復後，獲得了兩件。根據《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記錄１：青銅器》的介紹：

太陽形器，K2②：67（攝於三星堆博物館

太陽形器，Ｋ2②：67（上），中心凸起的半球形為太陽，周圍五條光芒呈放射狀，芒外為暈圈。其形象有如四川巖畫及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銅神殿屋蓋上的「太陽光芒」。直徑為84釐米。Ｋ2③：1（下）器型同Ｋ2②：67（上），直徑85釐米。

二、歷史語言學中的「太陽」一詞

筆者曾在《從新疆考古來談大夏、吐火羅與雅利安》一文談及大夏集團的起源。大夏，也就是西域史研究中著名的吐火羅人。他們視太陽神為眾神之長，其族讀「日」為「昆」，如甲種吐火羅語（焉耆語）作「kon」，乙種吐火羅語（龜茲語）作「kaun」，突厥語藉此作「kün」。

吐火羅語卷子《彌勒會見記》

吐火羅語「kaun」進入漢語文獻後，多譯作「君（上古音：kiwn）」或「昆（上古音：kuun）」。「君」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經存在，岑仲勉《西周社會制度問題》、蕭兵《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曾對「君」字與「太陽」的關係予以揭穿，如岑仲勉說：

Kuning（王）最初系氏族長或部落長；哥德語kuni，中部高地德語künne，德文稱「王」為kning，這些語如果略去末一音組或語尾，就跟漢語之「君」（中古音kiuan，舊北京音及南方官話kun）甚為密接。……古以「君」比太陽，而古突厥文實呼太陽為kün，那也不是巧合的。

到了中古時期，我國北方的鮮卑、柔然、突厥、薛延陀、回鶻、黠戛斯、蒙古、契丹等民族都稱其最高首領為「汗」或「可汗」。白鳥庫吉指出，「汗（Khan）之名比kagan之稱號更古」，俄國歷史學家拉德洛夫和我國學者趙相如均認為突厥語的「汗」是受古代漢語影響而產生的，但結合岑仲勉的研究來看，「君」以及突厥語「kün」的詞源當溯之於吐火羅語更為恰當，且漢藏語系本已有用來表示君主的原生詞彙——「王」。

事實上，漢語有源自吐火羅語的借詞並不奇怪。根據季羨林、林梅村等學者的研究，漢語的蜜、佛、沙門、彌勒、須彌、崑崙等詞都源自吐火羅語，可參閱季羨林《吐火羅文研究》、林梅村《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等資料。

三星堆青銅眼形器

此外，饒宗頤在談到三星堆的眼崇拜時指出：在原始文化中，眼睛常常被視為太陽的象徵，如印度人以太陽為巨神伐樓拿之眼，希臘人則以太陽為宙斯之眼。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南民族語言中，讀「眼睛」與讀「太陽」的音往往相近。

先說「眼睛」一詞。如藏語拉薩方言讀作mi33，門巴語錯那方言讀作me55，羌語桃坪方言讀作mi33，藏語爾龔方言讀作mau，木雅方言讀作mi33，獨龍語讀作mě55等等，顯然這些詞與漢語的「目」是同源的。

再說「太陽」一詞，中國社科院的聶鴻音教授在《說「日」字——非漢民族借用漢字的早期證據》一文中指出：

在藏緬語族羌語支的一些語言中，「太陽」和「一晝夜」是兩個形式完全不同的詞。其中，表示「一晝夜」的詞，其聲母是n，與漢語的「日」（rì）有同源關係；而表示「太陽」的詞，其聲母是m，如羌語麻窩語的mun、羌語桃坪話的ma33 sl55、西夏語的m、木雅語的m35、貴瓊語的mi33 ntsh55。

同時，聶鴻音教授還指出，匈奴休屠王子金日的「日」（mì）字和湖南汨羅江的「汨 」字可能都與藏緬語的「日」（mì）字有關，這也是可信的。岑仲勉曾專文討論古代楚語和突厥語之間的密切關係，並做出了楚民族統治者來自西北的大膽推測。今以此觀之，能把楚地文化與西北文化聯繫起來的關鍵因素實當始自三星堆文化。

三、太陽崇拜與太陽家族

（一）虞夏聯盟與太陽家族

三星堆二號坑出土有一件青銅大立人像（K2：149，150），兩手呈抱握狀，左手屈臂置於胸側，右手上舉齊右頰，由人像和像座兩部分組成，人像高180釐米，含底座則通高260.8釐米。其首戴冠，上飾回紋，腦後髮際線清晰可見，可推測原來鑄有髮簪之類的飾物。人像入坑前腰部被砸斷，人為破壞痕跡明顯。

青銅大立人像（三星堆博物館藏）

另外，二號坑還出土有一件與大立人像造型相似的小銅人像，研究資料稱為「戴獸冠青銅人像」（如圖）。該銅人像下半身殘缺，頭戴獸形冠，雙手呈握物狀，身著對襟服，服飾上飾雲雷紋，殘高40.2釐米。

三星堆戴獸冠青銅人

學者們普遍認為，青銅大立人像代表著三星堆文明的最統治者——大祭司。那麼，據我們前揭的語言學事實，以吐火羅語讀之則可稱其為「kaun」，以藏緬語讀之則稱其為「mì」。若將二種語言混讀，則當為「kaun-mi」。

當然，考慮到三星堆有兩件同樣造型的祭司像青銅器，那麼，我們也可以據戎狄聯盟之說認為，以青銅大立人像為代表的族群即翟族，其最高統治者被稱為kaun，而以獸冠立人像為代表的族群即戎族，其最高統治者稱被為mì。由二族結盟，則可把這個聯盟集團的王族為「kaun-mi」。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今嘉絨語把「王朝」一詞讀為「kung22 ma55」，音與「kaun-mi」暗合。「kaun-mi」一詞，漢語可音譯作「高密」、「昆彌」、「喀木」等諸詞，右讀則當為越人稱所的「木客」；若採用意譯，則當稱「太陽家族」。

（二）禹生西羌與高密傳說

傳世文獻累見「禹生西羌」之說，如陸賈《新語·術事》：「大禹出於西羌。」又《史記》卷15《六國年表》：「禹興於西羌。」正義云：「禹生於茂州汶川縣，本冉駹國，皆西羌。」此外，又多有「鯀生高密」之說，如《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世本》云：「鯀取有辛氏，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國。」又《吳越春秋·無餘外傳》云：

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家於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　

過去，由於學者未能正確識讀」高密「一詞，故往往對「鯀生高密」之說和「禹生西羌」之說不能折中。現在，我們既然已經知道「高密」即「kaun-mi」對音，則諸說之疑便可自然消除。

此外，《淮南子·修務篇》、《潛夫論·五德志》等文獻累有「禹耳參漏」的記載，巧合的是，三星堆出土人像中也有一件耳帶三孔的人像（如圖）。與其他人頭像多為耳帶一孔相比，這件人頭像顯得特別突出。

三星堆銅人頭像K2②：83

根據相關的研究資料，該青銅人頭像出自二號坑，頭頂盤一辮髮（也似辮索狀帽箍），寬額瘦臉，闊口大目，兩耳各有三個圓形穿孔。與其他青銅人頭像衣冠華麗不同，這尊頭像更象一個平民。《白虎通》有禹為「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的記載，這些記載都顯示傳說中的禹同三星堆的這尊青銅人像可能存在聯繫。張倫敦先生也曾在《試論禹與蜀地之淵源關係》一文中謹慎地把大禹和三星堆的這件青銅人頭像聯繫了起來，可謂與本文之論不謀而合。

另外，筆者在《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與大禹治水的傳說》和《論大禹治水和〈山海經〉的形成》二文中曾指出，大禹即《蜀王本紀》中的杜宇，生活的時間在三星堆文明末期。現在，通過本文的分析，我們也更加確信，傳說中的大禹確為蜀地人物。

三星堆文明毀滅後，虞夏聯盟的王族解體。其中的大夏族後裔北遷後在周初即居於今陝甘寧一帶，傳世漢語文獻先後稱之為玁狁、昆夷等，後來烏孫所使用的」昆彌「一名即繼承了大夏人的文化傳統。而有虞氏後裔則在今成都西郊建立了金沙政權，《蜀王本紀》稱之為開明氏蜀國，《左傳》等文獻則稱其崛起之事為「後杼復國」。關於這部分內容，我們將另文來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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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託卡列夫：《世界各民族歷史上的宗教》，魏慶徵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2、伯希和、烈維：《吐火羅語考》，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57年版。

3、岑仲勉：《西周社會制度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趙相如：《突厥語與古漢語關係詞對比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5、饒宗頤：《西南文化創世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6、黃良榮，孫宏開編著：《漢嘉戎詞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7、 徐希平主編：《長江流域區域文化的交融與發展》，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