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於目前恰在英國留學，正好可以身臨其境疫情在英國擴散及其公共措施的推進過程，同時，選擇了英國的一份著名自由主義左派立場的媒體——《衛報》來做觀察，從中管窺媒體與社會之間的象徵性與實質性互動。
」
2020年3月12日，英國鮑裡斯•詹森政府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發布的一席「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論，似乎偏離了既有實踐，帶領英國走上了一條稍顯突兀的抗疫道路。
而在今次的疫情報導中，向來秉持自由主義左派立場的《衛報》（The Guardian）活躍依舊，3月16日以題為《英國新型冠狀病毒危機將持續至2021年春季，預計790萬人需住院就醫》的獨家報導重拳出擊，首度對外披露了一份來自英國公共衛生部（PHE）的簡報內容，將輿論推向了新高潮。
16日是一個特別時間點，此後鮑裡斯政府的抗疫策略雖說科學口徑未變，但急轉掉了個頭，採取了與多數國家相似的關停措施。鮑裡斯亦將每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最新的疫情工作進展與決策。
《衛報》「獨立」的前因與後果
早在1936年，基於高昂遺產稅、保持自由主義傳統等多重考量，《衛報》的原定繼任者約翰•拉塞爾•斯科特（John Russell Scott）決心建立斯科特基金會（Scott Trust）。該報由此在利潤方面取之於受眾，用之於受眾，自下而上地報導以服務受眾，跳脫出政治或商業所施加的常規所有制影響，在報導議程層面上開闢了頗具特色的「第三條道路」。經過觀察，筆者以為《衛報》的議程既靜且動，並將詳細的議程特質分述如下：
議程是靜態的，體現在《衛報》所聚焦的議題類別之上。《衛報》以社會民生為最主要的報導領域，其中以對弱勢群體、學生、醫護工作人員的報導最多。政治政策方面的報導雖然數量不佔優勢，但主要集中在頭條以及「新型冠狀病毒」專版上重點著墨，足見它們的重要性。另外，從3月17日起，《衛報》的報導承擔起了它在隔離期間的教育功能，多從為什麼、怎麼做兩個角度入手以貼合人們當下的信息需求。
《衛報》的報導更注重英國國內，此外便是對美國的政策、選情較為關注。而對歐盟（EU）多採取一種比較視角，對比英國與歐盟舉措的強度與進度。
議程是動態的，體現在《衛報》的時效性與創新性上。基於此，《衛報》專設了動態新聞應用The Guardian Live app，以高流動、故事性、主題化等特質區別於紙質新聞的電子化。
但另一方面，追求時效也可能引致自己成為負面議程對象。據《今日埃及》3月17日的報導，《衛報》記者露絲•麥可森（Ruth Michaelson）被埃及方面取締了記者證，原因是她未經證實地援引了一份誇大埃及感染人數的研究，此研究缺乏證據，僅憑一些截屏與推特文字就下了「埃及感染者可能超過19000人」的定論。這個事件無疑為高歌猛進的《衛報》敲響了警鐘，提醒他們在新聞審查方面的不力。特別是在面臨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之時，使受眾知情重要，把關內容的質量可能更加重要。
議程是動態的，亦體現在《衛報》報導的持續性上。3月20日，一則來自倫敦的視頻引起了世界範圍內媒體的聯動反應。視頻中，一名39歲、名為塔拉·簡·朗斯頓（Tara Jane Langston）的女子在ICU內錄製了自己感染病毒後的狀況，該視頻因質樸平實的鏡頭質感、懇切的話語、與政府有差異的表述內容等元素而頗具傳播力。在此次議程設置中，《衛報》雖未拔得頭籌，卻後繼有力，在其他媒體仍在報導視頻內容時，《衛報》已然將注意力轉移到視頻所引致的網絡暴力中，填補了後續報導的空缺，也再度佐證了它的「獨立性」。
「急性子」《衛報》
在3月16日至22日的7天共390篇疫情相關報導中，《衛報》的報導主要分布在頭條、新型冠狀病毒專版、期刊評論版以及體育版中。經過7天的觀察，筆者總結出了《衛報》在疫情報導中體現出的兩個特質：
訴求與追問並舉。總體而言，《衛報》反對「群體免疫」並呼籲更強勁的領導力，這些訴求並未隨著鮑裡斯政府出臺的升級策略而停滯不前，相反頗有副「咬定青山不放鬆」的架勢。舉例說來，《衛報》於3月17日發表了兩篇社論，題為《新型冠狀病毒最新進展：一種隔離處方》、《英國的新型冠狀病毒防疫策略遺留了許多問題未作解答》。文章指出，政府對關於「群體免疫」及其影響的質疑仍是在閃爍其詞，第二篇社論更是直接質疑了政府行事的邏輯與錯漏：在世界衛生組織闡明了該病毒在早期階段的傳染性會更加顯著後，為什麼政府只讓已有症狀的人們進行隔離？政府會設立隔離中心以幫助那些無家庭支持、無家可歸或需要社會幫助的人嗎？國家、區域、市、鄉村以及社區的動員計劃是怎樣的？
極盡「建構」之能事以達成不同報導目的。所謂「建構式新聞」，報導的是重要的社會議題，使人們得以在更宏大的背景中去思考、解決問題。在最新一周的報導中，《衛報》或借一線醫護人員之口，以第一人稱來敘述他們的體驗與困境，促使受眾與醫護人員的思考能在更大程度上貼近（3月17日）。或以古喻今，將英國政府的精明功利決策對照20世紀30年代的轟炸與50年代的核戰，指出該傳統在張伯倫與麥克米倫時期均有史據可依（3月18日）。更歷數當下的事實與數據，希望疫情能使人們對浮出水面的痼疾有所思考，而該文就食品供應的解決方案甚至具體到法案以及組織的設立、預算金額等（3月22日）。
《衛報》資深記者約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曾表示，在《衛報》工作的人們並無「平衡聲音」這一觀念，只因他們深知報紙的立場和路線是什麼，也就自然生成了社論，換言之，他們有「自己的聲音」，這種獨特「聲音」的基礎就是《衛報》的所有制及「獨立性」。
你可以說《衛報》確是一份「急性子」的報紙，它訴求多元、不斷追問，總在想方設法地解決問題，卻「有理有利有節」，不光會詰問，也懂得如何答卷。
結語
初識《衛報》，它給予了我們如下啟示：思考所有制是走進特定媒體的先決條件，熟知所有制，才能有效解析新聞報導的視角、議題等重要要素。
「獨立性」與所有制幾乎可以說是相伴相生的。所有制在先，為「獨立性」提供了報導的參照物或利益相關者，為影響報導的因素作了對應的增減與確認。
而「個性」則是所有制與「獨立性」的衍生產物。一份報紙有了「個性」，相當於為其從業人員與受眾都烙下了專屬印記，兩個群體的特質躍然紙上，保證了從業者、媒體與受眾在價值觀層面上的長期一致性，由此產生傳受雙方基於報導而產生的良性互動閉環。
在如本次新型冠狀病毒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面前，媒體的「獨立性」與「個性」都顯得彌足珍貴。二者兼具，就意味著更多內容是基於報導邏輯、對象、議程的缺口而生成的，報導進程也將處於一種不斷推進的狀態，始終處於一種「解決問題」的導向之中。
相較於國內媒體對於公信力的堅守，在「一元體制，二元運作」基礎之上思考相對的、具有彈性的「獨立性」與「個性」，未嘗不是一種提升報導公共性與關注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參考文獻
唐亞明：《走進英國大報》，南方日報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頁。
Egypt Today, Guardian reporter’s license canceled over false coronavirus figures, apology demanded,https://www.egypttoday.com/Article/2/82726/Guardian-reporter%E2%80%99s-license-canceled-over-false-coronavirus-figures-apology-demanded
劉瑞生：《建構式新聞：西方新聞業的「升級」還是「救贖」？》，《出版參考》，2019年第05期。
那些書與人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