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2011年第7期
查看本期目錄】 作者：曹利群 2011-07-13 17:04 編輯: 李倩
核心提示：拉赫瑪尼諾夫帶領我們穿越了他最後的音樂迷宮，直接進入他內向性的心靈深處。在手稿的最後一頁，他寫下了「我感謝上帝」的字樣。
年輕的拉赫瑪尼諾夫（站立，左二）與親人在伊萬諾夫卡，中間坐著的是他的未婚妻納塔利婭
離開俄羅斯？！
「我大概還剩三萬盧布，這不算是囊中羞澀，但是我擔心再次崩潰，我周圍的一切擾得我無法繼續工作。所有的人都建議我暫時離開俄國。但是去哪兒，怎麼去，可能嗎？你能否幫我聯繫到特萊謝庫（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諮詢一下他的建議？你能否幫我們全家拿到去挪威、丹麥或者瑞典的護照？地方並不重要！……我懇求你，請儘快回復我。」這是1917年6月1日拉赫瑪尼諾夫給他表哥亞歷山大·西洛蒂的告急信，兵荒馬亂的年代，他最關心的是自己還能不能作曲、演出，像過去那樣正常的生活。不像後來很多流亡者，拉赫瑪尼諾夫沒有藝術之外的訴求，沒人強迫他出走。但整個制度都顛覆了，社會秩序翻轉了，藝術家生存的空間日漸侷促甚至是尷尬。「劇院裡突然坐滿了觀眾，都是工人，士兵，水手。……大廳裡全是無產者，他們從來不曾見過芭蕾，都打著哈欠等著演員開口說話。」（費德洛夫斯基：《俄羅斯芭蕾秘史》）劇院只好開始尋找娛樂性的劇本，主要角色也給了接近新政權的年輕女演員。
走當然是對的。所有的家當都撇下了，只帶了現金和必要的譜子。走得棲棲遑遑，因為是被迫離開，毫無心理準備；走得曲曲折折，從瑞典到歐洲再到美國要繞那麼大一個圈子。從來都沒有想到要離開這塊土地，權宜之計卻成了永訣。
俄國革命的前夜，知識分子是無法知道自己該作何選擇的。畢竟他們不是政治家。就算他們不走，也逃脫不了去國離鄉的厄運。就在拉赫瑪尼諾夫出走後的1922年，根據革命領袖的一紙命令，「無情地驅逐出境，永久地淨化俄羅斯」，契卡就把人文知識界的120多名代表押送上一條輪船，開赴「歐洲垃圾場」（索忍尼辛語）。有這樣一個不幸的傳統，俄羅斯被驅逐者和流亡者，只能作為偉大的逝者榮歸故裡，很多人生前都沒能回到故鄉。作曲家的好朋友夏裡亞賓的屍骨也是在逝世34年後才被運回本土的。而拉赫瑪尼諾夫本人在出走25年中，雖然無時不刻不在期盼能夠回到故土，無奈卻客死他鄉。
所謂流亡的俄羅斯知識分子，他們的生活其實是不一樣的。「自願流亡」的作家納博科夫回顧流亡歲月時說，他自己和其他俄羅斯的流亡者過著一種「奇怪但完全不能說是不愉快的生活，」他們的苦惱是「物質的貧乏和思想的奢華」。（《說吧，記憶》）而靠著鋼琴音樂會，拉赫瑪尼諾夫很快就解決了生計問題。生活是安逸的，甚至可以說延續了他出國前揮霍奢華的習慣。有人戲稱這是一次「鍍金的流放」，物質方面的富足弱化了「流放」的捉襟見肘，加上還有一個移居美國的俄羅斯藝術家圈子可以兜轉。人在異鄉心在故鄉，美國不過是討生活的地方。就像赫爾岑所說的，對於更多在外國生活的俄羅斯人，時鐘在流亡的時候已經停止了。音樂會和不得已的應酬，這些公共空間是逃不掉的。而私密空間是帶有強烈俄羅斯色彩的也是個人化的。私人信件一定用俄文寫成，然後請人翻譯。沉默寡言的他往往不多說一個字，只是和俄羅斯的朋友們在一起的時候，他才換了一個人，聊天，彈琴，開車，打網球，模擬「撿蘑菇」（他事先放好一個地方讓大家去「揀」）。夏裡亞賓在的時候還可以唱俄羅斯的歌曲。晚上，按照俄羅斯的傳統，大家一起在沙龍喝茶，說著不改的鄉音，保持著家鄉的生活習俗，作曲家也算是聊以自慰。
「物質上我衣食無憂，一個資產者！」這才是作曲家的苦惱所在。出去沒多久，他就有了一個演出經理和代理人，斯坦威是他的鋼琴供應商，而愛迪生唱片公司還和他籤了約。與其他人不同，他的流亡在於精神的失重，在於離開故土的迷惘，空虛，疲憊，思念，包括生存空間的侷促以及創作欲望的枯萎。用他的話說，他成了一個永遠在世界上遊蕩的幽靈：「我離開了我的祖國。在那裡，我忍受過我青年時代的悲傷，並和它搏鬥。在那裡，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現在，全世界都對我開放，到處都是成功在向我招手。但是，只有一個地方，只有一個地方我回不去，那就是我的祖國，我出生的那片土地。」在斯德哥爾摩到美國，日日夜夜，拉赫瑪尼諾夫一直牽掛著家人，母親和許多親人，還有家鄉伊萬諾夫卡，他的音樂，鋼琴，還有管弦樂團，也都留在了祖國。他隨身所能攜帶的只有思念。
在拉赫瑪尼諾夫出走的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俄羅斯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和斯特拉文斯基也都相繼出走。只是他們和拉赫瑪尼諾夫不同。前者的出國與流亡無關，是布爾什維克的文化當局批准的，走得光明正大，到外邊暫避一時，躲躲風頭，而且隨時可以回國。儘管踟躕再三，思忖了多年，最終還是選擇回到了祖國。(斯特拉文斯基嘲笑說，普羅科菲耶夫的回國一是愚蠢，再就是財產方面的原因，大抵是不差的。)而斯特拉文斯基自己出來就沒有想到回去，不僅僅是他在俄國的財產全部被沒收，而在於他的創作，特別是後來的創作從來就不是以民族為根基。社會的變革恰好邂逅他了創作風格的變異。在出走不久的《四首俄羅斯歌曲》中，他已經向傳統向故鄉揮手告別了。從那以後，他逆音樂歷史而行，在歷史的風格中盡情地玩耍嬉戲。無論客居哪裡他都生活在自己的風格中。
而拉赫瑪尼諾夫是有家不能回，特別是1931年的一件事徹底粉碎了他的夢想。一群激憤的俄羅斯流亡人士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篇聲明，嚴正譴責史達林的暴政的整頓清肅。拉赫瑪尼諾夫也在這個聲明上簽了字。蘇聯的媒體立刻做出激烈反應，口誅筆伐的同時，當局下令在國內禁演他的作品。這讓作曲家絕望，切斷了和故土的聯繫就等於割斷了他的創作根系。二十多年的異鄉生活，他只創作了6部作品（改編曲目不計算在內）。「我離開了俄羅斯之後就再也沒有了創作的欲望。離開了祖國，也迷失了自我。在這樣一個遠離了我的根，我的民族傳統的流亡國度，我不再想表達我的內心。」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寫了第四鋼琴協奏曲，卻不見了成熟期作品的酣暢淋漓。連壯士斷腕都算不上，只能是陰沉憂鬱的河流中偶有閃光的漣漪。稍後的《俄羅斯歌曲三首》中更是悲傷漣漣，思國思鄉的痛楚裹夾著欲說還休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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