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兩個要親歷而又無法向人描述的過程：出生與死亡。
人生如同朝暉與殘陽間的一瞬，兩頭是無盡的黑暗。生與死，便成為期望不朽的人類耗竭心智的千古之謎。
1990年末，井上治郎教授臨行前將一封信交給他老友的女兒，並囑：「元旦後啟封。」或因新年假日歡娛之故，她忘了。直到5日猛然記起開封：一份遺囑赫然在目。此際，中國登山協會的一份電傳也跨海而至──日本京都大學學士山嶽會：中日友好梅裡登山隊井上治郎等十七人，於1991年1月3日深夜起失蹤。
據說，多次登山的井上治郎唯獨這次留下了遺囑。
十七人在「神山」梅裡失蹤前，竟埋下了這樣意味深長的伏筆，梅裡山難愈發撲朔迷離。5月份，第二次對梅裡失蹤者的搜索也以一無所獲而告結束，十七條生命的秘密依然埋在海撥5100米的冰谷裡。
6月初，從雲南撤回的北京搜索人員旋即參加了在中國登山隊訓練基地的登山紀念碑揭幕奠禮。紀念碑座落在懷柔水庫的一個幽靜的「半島」上。
「山魂」，紀念碑上由趙樸初題寫的兩個塗金大字在烈日下閃著耀眼的光芒。碑體由形同兩柄長劍似的抽象的山峰組成，兩座「山」則用寫實放大數倍的銀白色冰鎬和安全鎖扭結在一起。紀念碑的構圖似乎表示，在相同裝束的登山者眼中，千姿百態的大自然，對每個人來說都具有變幻不定的意味。
參加儀式的有二三百之眾，其中還有一支烘託氣氛的小學生樂隊。在遠郊縣舉行這樣的活動，規模也謂相當可觀了。眾人中還夾雜著幾個打扮入時的女郎。
「這些妙齡女郎幹什麼來了呢？」一位遇難者的妻子在那自言自語。那神情好象在猜測她們是否真的是來感受「山魂」的魅力。她們是否知道，當奠禮結束，這個半島上的又回到往日的寧靜，只有登山者或他們的妻子在如血殘陽下往來於「山魂」碑前，該是何種心境？這還是個謎，也許連登山者本人也不能全部破譯。
「讓我說什麼？人都死了。」
悲劇之初，遇難者的中方隊長宋志毅的老隊友三緘其口，不願對人多談自己的感受：「常在河邊走啊……」
不止是他們，最初當傷親之痛的淚水把「梅裡家族」淹沒時，有的記者也不願意去採訪山難的新聞。因為覺得這時採訪死者家屬是殘忍的行為。生活常常印證著：死亡，有時對死者並非不幸，對於生者才是不幸。
「追悼會那天，看到那一排遺像中還有如此年輕的日本大學生，我哭成了淚人。」一位性格一向奔放瀟灑的女記者在那一刻完全沉溺在古老的傷逝情感中了。
「我不是憐憫死者，而是生者。我也不是對他們的死法有何異議，只是覺得他們中有的人還太年輕。」
確實，憐憫會抵消死者的價值，可是在死者為之神往的而又確是嚴酷的自然面前，人們又從何判斷他怎樣才算死得其時，死得其所？
由於死亡，生命的意識覺醒了。而當生命以非同尋常的方式結束時，生命意識的強烈衝動便引發濃厚的哲學思考，這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雖然結論可能各不相同。
「一個人如果能猜到自己何時並以何種方式去死，該多好！」那位女記者說。
井上治郎好象猜到了，宋志毅好象也猜到了。還有那位第一次參加登山的藏族小夥子斯那次裡好象也有預感。但這是真的麼？
「我認為一個真正的登山者是不能迴避生死問題的。」1988年我在珠穆朗瑪，宋志毅曾眉飛色舞向我描述了他幾次從死神手中掙脫的經歷。我曾為之震驚，不知這究竟是種什麼心態。我曾與之相約，以後有機會再就這個問題好好聊聊。總以為還有時間，可突然間他們十七個人消失了。他們給生者留下了難以清理的沉重遺產，其中便包括「生與死」。
登山活動之初，圍繞三號營地營址的選擇，曾發生過分歧。在建營的安全糸數與登山節省體力形成矛盾的態勢下，宋志毅堅持應該遠離山腳紮營，避開正面登山路線上的懸冰川。他察覺到頭上懸冰川中隱藏著的巨大危險。在爭議中，一向快人快語的宋志毅曾惱火地說：「要死也不是我一個。」
營址的選擇，終於在爭議中後撤百餘米。但宋志毅的話還是不幸言中了。十七條生命被凍結在梅裡奶諾戈努冰川中。不能與宋志毅再聊「生與死」了。不過宋志毅自己的登山生涯卻表明，他雖然不想死，但在生死邊緣的山途中，他一直是正視著而不是背對著死神。
兩次梅裡搜索，搜索隊員在艱難地搜索隊友的蹤跡時，也艱難地捕捉著也屬於自己命運主題的殘簡。這些形同讖語的信息大大強化了命運的詭譎色彩。
「你問我還幹不幹這一行？不幹這又幹什麼？」一位登山者說。
現代登山運動已有二百多年歷史，但歷史的長度似乎總在豐富問題複雜性和內涵，而不肯給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就象世世代代的人總要自問愛情是什麼一樣，每一代登山者也都必須思考「我為什麼要登山」？
當人們親身目睹死亡引起的悲慟，便覺得「未知生，焉知死」孔夫子這句名言應該反過來說才是。悲劇性的失敗造成的心理地震和影響比成功的狂歡顯然更經久。
「看到那些悲痛欲絕的家屬，我覺得我必須重新考慮在對親人的責任與登山的志趣在我生活中的位置。」
一切傷痛都會隨著歲月之河的撫慰而平和下來，當梅裡雪崩的衝擊波漸漸遠去，走著與悲劇中人物共同道路的、可能有著相同命運歸宿的人們，其內心的風暴仍在持續。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走上了這條路。一幹就是這麼多年，畢竟有了感情。我不願因此改變我的生活，我們畢竟是有自尊的人。」
生活的實際情形往往如此。不是因為我們先有了一個什麼樣的哲學，然後才有什麼樣的生活，而是我們有了怎樣的生活，才有了怎樣的哲學，而隨著生活中每次重大事故和際遇，每個人的思想都不免重新組裝。
20世紀末，人類漸漸明智起來。人們開始謹慎地使用徵服的字眼，不再顢頇地誇耀對自然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