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戴維·米勒是英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其多元社會正義思想是政治哲學理論界的一大豐富和補充，他的社會正義思想建立在人類社會關係的多元性基礎上，人類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被其整合為三種樣態：團結的社群、工具性聯合體、公民身份，其中需要、應得、平等是相應主要的社會正義原則。
【關鍵詞】社會正義 多元正義 需要 應得 平等
【中圖分類號】B506 【文獻標識碼】A
自文明社會以來，人類對正義思想的探求及追尋從未停止，人們對美好社會的嚮往提供了這種追尋的強大動力，社會正義問題構成了當代政治哲學最核心的問題。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戴維·米勒（David Miller）的社會正義思想作為一種多元正義理論，對建設和諧社會有一定的借鑑作用，運用馬克思的實踐正義觀點分析其思想，可以汲取其合理內核，實現理論的豐富及實踐的指引。戴維·米勒在其《社會正義原則》一書中，根據對不同社會群體的內部考察，提出了相應群體的社會正義原則要求，建構一種新的理論，在不同的語境中理解正義的不同原則，並在該原則指導下進行制度建設，構建了一種多元正義理論框架。多元的社會正義不僅作為一種批判性的觀念具有抽象的維度，而且應該能為現實社會生活及制度變革提供指導。
戴維·米勒的多元社會正義理論
米勒認為，人是社會生活中的人，正義則是社會的正義，社會正義具有其所實現的環境，社會正義觀念能夠用來在總體上確定社會的公共政策並引領社會公民的一系列行為。認為社會正義從根本上來講是一種分配正義，那到底分配什麼？誰來分配？分配遵循什麼原則？都是必須首先明確的內容，「諸如收入和財富、工作和教育機會、醫療保健等等此類的資源的分配是任何正義理論所關心的重點」①這是米勒認為的分配對象，需要注意的是，分配物不單是大眾認為普遍好的東西，壞的東西也同樣需要在社會成員間進行分配，利益和負擔共同進入分配領域。分配對象具有歷史性，並不存在羅爾斯意義上的「基本好」的規範的一類物品，與正義相關和無關的物品的劃界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具有時代性的，這種界限取決於人們在分配物品上的共識程度和社會制度的技術能力。
米勒認為，國家是最重要的分配機構，國家通過頒布法律、提供公共福利政策等現實地促成了社會正義以及社會不正義。但是在市場發揮作用更加完全的情況下，非政府部門和機構的補充作用凸顯。眾所周知，羅爾斯提出了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社會正義思想顯性化為國家制度，而米勒則認為，如果沒有其他制度和機構等非政府部門的合作，國家將在很多領域很大程度上虛弱無力，因此需要把社會正義的原則同樣應用到能夠產生社會分配後果的亞國家制度上去。亞國家制度是值得我們關注的領域，「必須把這類其個別影響雖然相當局部，但合在一起就會產生社會後果的實踐和機構都包括在內。」②米勒和羅爾斯的一個主要區別正在此，米勒是在更加具體的意義上來談正義。首先，米勒提出了其社會正義理論必須滿足的三個假定的前提。
三個假定的前提。一是假定分配是在具有確定成員的有邊界的社會內部進行的，在這個領域內談及分配的正義與否，我們提出所要討論的比如婦女應該比男性承擔更多的家務是否公平這類具體問題時，是假定了所討論的團體屬於唯一的分配領域，我們能夠有意義地評價它的整體爭議性。這點也是與羅爾斯相同的，羅爾斯認為，正義原則是被運用到一個封閉系統的社會中的，「這些模式的邊界是由自我包含的民族共同體的觀念給予的」③也就是預先設置了界限，談論分配正義要在這一有相互聯繫的群體內進行。二是正義原則是能夠作用於現實社會制度的，存在理論的現實維度，同時正義原則對個體生活帶來的改變是可見的，國家做出的主要制度安排，在政治以及經濟上的一系列具體措施規定了人們的權利和義務，影響著個體的生活前景。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用現實衡量正義原則恰當與否。三是存在著一些機構，這些機構能夠實現正義原則所要求的制度結構改革，這意味著，不只要有指導改革的基本原則，更重要的是要有貫徹這些改革的手段。只有將原則付諸於手段，才能夠使正義理論免於一種烏託邦式的理想，而成為一種現實的實踐力量。在公民合作的基礎上，具有國家意義上力量和能力的機構的制度執行是正義理論的必需品。
不同於自由主義者代表羅爾斯的分配正義論、社群主義者代表麥金泰爾的應得正義論等，米勒的多元正義論理論的基點首先是考察「人類關係的模式」，通過對人類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梳理，整合出三類基本的關係模式，在此基礎上分析每個模式相對應的人類相處方式及正義適合的原則，分情況分類別對正義問題進行分析，進而完整豐富其理論內容。
三種社會關係模式。一是團結的社群，「它存在於人們共享民族認同之時，而這種認同是由人們作為具有共同的民族精神的相對穩定的群體的一員來定義的。」④這也是人類社會之初最基本的一種聯合形態，人們基於血緣及熟識關係，具有共同的信仰及文化聯繫，形成一種指向情感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近似於桑德爾意義上的「情感的」共同體，共同的情感是團結成員的紐帶，成員們有一致的利益及追求。米勒認為，這種共同體的前世更多表現為前現代社會的村落社群這種原生形態，今生則更多出現在宗教社團、職業協會等人們聯繫較緊密的現實形態中。二是工具性聯合體，在情感和共同的生活經歷之外，人們還在市場中，以商品為媒介，通過無所不在的經濟關係相互聯合，另外，在非市場領域，也常常存在著視工作為利益來源的工具性群體，這種聯合體存在範圍比較大，不只是局限在市場領域也包括事實上進行利益分配的非市場領域，人們在這一聯合體內把工作及工作同事看作其追求利益目標的憑藉及參與者。三是公民身份，米勒指出，人們不只是生活在團結的社群和工具性聯合體中，還以其在國家中被承認的公民身份與其它公民聯繫，這種聯繫是最普遍的聯繫，建立在國家法的明確保護之下。在這種聯合體中，法律賦予了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和義務，這與沃爾澤法律共同體的觀念類似，公民通過法律連接起來，當然這種法律主要是主權者權威的產物。人與人的關係脫離了其最原本的社會生產生活關係，而是成為法律所賦予基本權利義務的公民身份，人在法之下行動，人們之間的情感交流被人類所制定的獲得了人們同意的法律所掩蓋。
三類社會正義原則。這樣，米勒將複雜的社會關係進行了分類，即團結的社群、工具性聯合體及公民身份，成員間的相處模式與三種社會關係模式相對應，米勒依據成員關係的緊密度等因素，考察成員對「好的東西」和「壞的東西」的分配，明確提出需要、應得、平等成為相應的正義分配原則。
需要。米勒認為，在「團結性社群內部，實質性的正義原則是按需分配」⑤，社群內成員之間基於血緣親戚和熟識度廣泛具有較高程度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具有共同的民族精神並產生直接互動的群體，這樣在群裡內部個別成員的期望被充分重視，需要成為了重要的分配原則，這也是群體命運與個人責任權衡之後的結果。需要注意的是，正義與把資源公平地分配給個人有關，而與任何特定的人從所得到資源的滿足的主觀感受無關。
應得。米勒認為，應得是「應當具有」的依據，人們會進行判斷，某項資源（比如獎金、榮譽等）應該為某個人或某個團體所應得，業績本身和行為的動機同時構成了應得的考察因素，良好的業績和道德的顯現會產生積極的應得。在工具性聯合體中，商品的買賣將成員最大程度的聯繫起來，相應的正義原則是依據應得分配，這種聯合體內部主要按業績制定了較易應用的分配標準，但是這種標準的實行必然遇到困難，這些障礙來自實際工作中的生產互補性、工資的組織結構預定性及個人與聯合體的目的分歧性。
平等。米勒指出，「當人們作為同等的公民聯合在一起時，平等就是相關的分配原則」⑥平等包含在正義之中，是正義的原有之意，對資源的平等分配就構成了一種正義的分配，而且待分配的資源，沒有一個人對其提出特定的個別的要求，這時這種分配在關於人們各自要求的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做出的時候，分配正義要求平等，米勒認為平等地共享資源會使對一種絕對公正的分配的可預期的偏離最小化。
在米勒意義上基於公民身份層面，法律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人與人之間的地位是平等的。米勒將正義的哲學和正義的社會學充分結合考察，要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研究正義，這需要「實踐」來連接，「實踐」提供了人類活動的形式，因此米勒著重考察了德性、實踐和正義的關係。米勒認為要理解德性，需要考察有關德性的品質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成為對達到內在於這種實踐範圍的好是本質性的，要獲得這種好，必須使人類行為符合相關的規則，德性首先應有利於達到內在於其他實踐的好，德性是對實現內在於一種或多種實踐的好的必要品質，而實踐的主要目標以一種與實質正義相一致的方式被追求，與德性相聯繫的實踐是自我包含的實踐。這種實踐包含了檢驗成就的標準，而當每個人以這種方式行動從而獲得最高的成就得到了最高的酬勞時，正義就實現了，這也正是米勒所言的實踐正義的應得概念。
米勒自己也意識到正義要求的不確定性和社會正義原則的差別性可能會帶來運用的混亂和無力，然而他只能求助於人們具有的對其公民所處的關係的直覺性把握，所以其理論具有一定的問題，有必要站在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立場上對其社會正義原則進行檢閱，以便形成正確的正義觀。
馬克思正義觀視角下米勒社會正義原則批判
正義的原則適用於不同的人類群體，米勒採用關係的親疏為依據對群體進行劃分，這顯然是不夠深刻的。馬克思論述人的本質時談到：「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⑦這是最深刻的人的本質，米勒能夠從人的社會關係入手來考察正義是有一定意義的，但是，他忽略了社會關係產生的深層經濟現實，導致其理論的現實意義部分缺失。馬克思明確談到：「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⑧，可見，階級才是劃分社會群體的根本依據，縱觀人類社會歷史，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等級劃分都是社會的最基本樣態。人們所在的階級自然地將人群進行分化，因此要想實現正義，必須首先批判正義、消滅正義，推翻私有制，推翻階級，用極大的物質湧流消滅匱乏，實現「按需分配」，因此馬克思的正義觀有「超越正義」之意。
米勒認為人們以公民身份而聯合時，「平等」就是調節公民之間利益的主要分配原則，然而，在馬克思的理論視野中，資產階級的平等一直是一種口號，是人們期待逃離自身不平等狀況的精神寄託。「人生而平等」是資產階級的核心價值理念，正是用這種理念，資產階級最大限度地發動了革命的力量，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但在那之後卻沒有把革命成果平等分配，「對於旨在實現既定階級特殊利益的政治解放而言，平等僅僅是鼓吹革命的手段，而並非革命追求的目標」⑨。所以，米勒意義上的平等只能停留在思辨的層面，難以在現實實踐中發揮革命的意義，米勒認為的基於「公民身份」的平等要求對社會資源進行平等分配，這種看似「公平的」在社會一切成員之間的分配，卻包括了有能力勞動卻不進行勞動的公民，而這種在所有權上早已不平等的所謂平等是被馬克思明確批判的。
米勒對分配正義的探討是在社會秩序中進行的，分配是隨社會背景的變化而調整的。馬克思明確批判道，「把所謂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質並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是根本錯誤的」⑩。米勒所言的分配，都是對生活資料的分配，而這種分配，無論它是什麼樣式的，都是由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一定時期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決定了這一時期的分配關係，無論採取何種分配正義原則，其結果都只能是改良、談判，並不能動搖分配的根本基礎，所以，正義在分配問題上反覆繞圈是徒勞的。米勒的社會正義原則主要討論對資源的分配，關注在分配中三個群體具體的應得情況，而沒有考慮分配的源頭即生產問題，其理論有待完善。
米勒社會正義原則的現實意義
正義是價值觀念，它內含著「應然」維度，各種正義理論都會提出其規範，並據此實現對社會基本秩序的建構或調整，所以各種正義理念都包含了對正義未來的展望，其對當前制度進行的改革即是對現實的批判，是對社會的批判性審視。正義作為一種價值觀念，其判斷的社會和國家的行為屬於政治領域，正義漸從道德領域走向政治領域，所以其基礎需要重建，前提就是承認人們價值觀念的多元性，米勒正是依託多元維度視角，提出的社會正義原則理論，是正義理論的豐富，只有不斷地懷疑、質問、反思才能推進正義，通過不斷對正義理念的批判實現正義的超越。中國當下正處在社會主義高速發展的快車道，生產力在科技的帶動下飛速發展，社會領域內出現了更多影響發展的複雜因素，人們的收入差距前所未有增大，自媒體時代的到來更加加劇了種種差異的顯像化，不公正作為一種常態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制度如何對社會實踐中帶來問題的消解愈發為人們所普遍關注。政府作為制度的制定者與執行者，註定會影響人民的現實生活，制度是價值觀念的產物，有什麼樣的價值判斷即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制度，作為價值觀念的正義決定了制度的基本指向。正義對於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法制的社會極其重要，到底市場經濟下正義應該如何規定製度，米勒給出了一個結論，在市場經濟中，所有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其身份必須平等；法律是保證市場秩序正常運轉的牢固保障，必須對經濟活動的參與者一視同仁；壟斷是應堅決拒斥的，公平的競爭是市場良性運轉的前提；在市場部門和公共部門工作的人的顯性和隱性報酬應有一定的可比性。這對於我們進行社會政策改革有一定借鑑意義。
（作者為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3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真正的共同體』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路向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3BKS002）
【注釋】
①②④⑤⑥［英］戴維·米勒：《社會正義原則》，應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頁，第15頁，第32頁，第32頁，第283頁。
③［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450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頁。
⑧《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頁。
⑨康渝生：「平等是共產主義的政治的論據」，《理論探討》，2013年第5期。
⑩［德］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頁。
責編 /張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