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拉理論」再闡釋:基於彝人的流動抉擇分析
劉東旭
本文載於《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
(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研究中心，講師，博士）
[摘要]「推拉理論」常被用以解釋人口流動現象。這種理論從客位角度把人口流動歸結為「推力和拉力」作用的結果，但對「推力和拉力」作用於個體行動者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關注不夠。通過對流動彝人群體的觀察和研究發現，彝人在短時間內形成大規模流動潮流深受結構性「推力和拉力」影響，但這種影響建立在各種內化的社會性和心理性作用力基礎上，內化的程度和方式因主體差異而各不相同，所以影響彝人流動抉擇的「推力和拉力」除了具有明顯的外在性，同時也體現出強烈的主體性。
[關鍵詞]彝族；推拉理論；人口流動；社會結構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青年項目「東部城市流動彝族人的組織與群體行動研究」階段性成果( 項目編號:14CMZ026)。
學界關於中國流動人口的研究理論主要有二元經濟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勞動力市場供需理論、同化理論等，而經常被用以解釋人口流動抉擇的主要是「推拉理論」。［1］125－135這種理論起始於雷文斯坦 ( E.G.Ravenstein) ，再由赫伯爾( R.Herberle) 、博格 ( D. J.Burge) 等人將其不斷補充完善。［2］1－27其基本觀點認為，為了改善生活狀態，人們往往會通過遷移和移民等方式從條件較差的地方流動到條件好的地方，遷出地的消極因素起著推力作用，把遷移者推出原住地，這些消極因素主要包括: 1.自然資源的枯 竭;2.農業生產成本的增加; 3.農村勞動力過剩; 4.收入水平降低等等。遷入地的積極因素對遷移者起 拉力作用，其中主要包括:1.較多的就業機會; 2.較 高的收入水平;3.較好的文化和公共設施;4.較好的 受教育條件等等。與此同時，遷出地和遷入地都分 別存在阻礙流出和流入的因素。此外，研究者更進 一步發現遷出地和遷入地之間的自然距離和社會距 離，以及溝通兩者的社會機制同樣也具有推拉的作 用效果。［3］204 －212總體推拉力的作用強度不同，導致 不同的流動人群呈現各不相同的特徵。
這種理論從客位角度把人口流動具象化為一種物理學現象，並將其歸結為「推力或拉力」作用的結果。在中國社會的具體情境中，這種「力」通常又被簡化為單純的經濟因素。東部和西部、城市和農村之間在經濟生活方面形成了巨大的結構性差異，對於流動工人來說，「打工掙錢，改善生活」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他們選擇從經濟條件差的地方流向經濟條件好的地方的主要理由。然而，現實生活中的個體行動並非完全出於經濟動機，其往往和很多因素雜糅在一起。市場和經濟的結構性因素長期存在，但個體的抉擇卻可能千差萬別。從客位角度只能看到「推力和拉力」作用的結果，很難真正理解「力」對主體的複雜意義。
對於安土重遷的大多數人，要說服自己離開熟悉的環境，如同冒險一般地到陌生的地方開啟新生活並不容易。歷史上大規模的流民和移民大多因天災或戰亂導致。［4］（p.504）那個時候的人們往往在面臨「生 與死」的抉擇時才放棄家業，背井離鄉。對當下中 國來說，迫使人群流動的壓力已經遠不如戰爭和自 然災害那麼大，而流落他鄉討生活的潛在風險卻並 沒有減少，原居於山區的少數民族面臨的風險無疑會更大。
當他們面臨「去與留」，面臨是否替人打工，受人驅使時，改善生計是重要的理由，但是這個外生的理由需要經過反覆權衡，只有真正說服行動者後才能促使其進行行為決策。而相對於打工改善生活的現實需求而言，那種對陌生世界的恐懼和憂慮同樣會對其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在每一個個體經歷了內心複雜的思想過程後，毅然選擇離開的抉擇才造就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現象，外顯為推力和拉力的作用。
彝族人於1990 年代後期開始大規模地向城市或東部地區流動，這一流動潮流興起的基礎是中國工業生產對勞動力的需求和山區民眾對改善生活的渴望，但更重要的則是彝人社會中人口規模化流動的社會和文化基礎的形成，並以各種方式得到他們認同，進而影響其流動抉擇。本文在這一框架下，基於對原居西南山區的彝族人外出務工現象的調查和分析，從客位和主位相結合的角度來嘗試理解影響他們流動抉擇的因素及其相互關係，進一步深化對「推拉理論」中「推力和拉力」主體性與複雜性的理解。
一、流動改善生計
據2010 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彝族人口達 871 萬，主要分布在雲南、四川和貴州的山區，適宜人們生活的土地較少，與外界交通不便。以涼山腹地的美姑縣為例，該地區以山地為主，作為一縣首府的美姑縣城建於半山腰的山坳裡，整個城區沿山坡而立，幾乎所有的街道都有斜坡，足見整體自然環境之嚴峻。該縣18. 3 萬人口中 98. 8%為彝族。縣域面積 2731.6 平方公裡，但耕地僅佔 4.98%，農村戶籍人口人均耕地僅 0.072 公頃。由於經濟條件一直很差，且發展緩慢，使其成為最早被國家認定的141 個貧困縣之一。截至2004 年底，全縣200 多個村落中仍然有110 個貧困村。[注釋]
美姑鄉村的普通農家居住的主要是年久的夯土房，通常是人畜共用一個院落。家中男女老少皆住在一大通間裡，生活取暖用火絕大多數都是利用山裡撿拾的柴火。根據2013 年調研了解的情況來看，當地畝產苞谷600 ～ 800 斤，蕎麥 500 斤，土地帶來的收益非常有限。由於當地不產水稻，大米只能從外地供應。
以往這裡主要靠簡單農業、放牧為主要生活來源，但近年傳統生計方式正在逐步被人們放棄。其主要原因是，畜牧業生產周期長，小規模的養殖能夠換取的現金有限，不足以支付逐漸增加的家庭消費。而彝區的高山地形使大規模養殖對勞動力需求較大，以前家裡的壯勞力主要從事這一工作，但後來壯勞力都外出務工，小孩上學之後，家中只有老人能參與放牧，因而導致傳統的畜牧業日趨衰落。另一方面，由於現在的農村家庭生活方式越來越受到城市影響，日常生活對工業製品的依賴越來越大，從而對現金的需求也就日趨增加，很多農村的年輕人都不得不重新選擇能夠直接賺取現金的生計方式。
「留在老家沒有出路，外出打工養活家人，改善貧窮的生活狀態」逐漸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共識。因為外出打工而脫貧致富的事例不斷地在鄉間流傳，很多人有過外出經歷之後便紛紛舉家外出務工。美姑縣覺洛鄉的吉爾子古是其中較早外出務工的一個代表。今年39 歲的他在19 歲的時候由家人安排與鄰村的女孩結婚。此後5 年多的時間裡他們陸續有了3 個孩子。家中原來主要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同時養殖了數十隻羊，原本可以勉強支撐家裡的開支，但隨著孩子越來越多，花費逐漸增多。同時，家中人口增多，原來與老人一起的房子明顯不夠住了，迫切需要蓋新房。但單憑家中的收入明顯不能承擔建新房的費用。後來，他得知一個遠房表哥在廣東打工，在經過與家人反覆商量後，賣掉幾隻羊，買了去廣東的火車票。在表哥的介紹下在東莞一個工廠找了一份臨時工工作。等到 2003 年彝族年回家的時候，他帶回了 10000 元現金。這對他們的這樣的家庭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錢。第二年，他便把孩子留在家中，帶著老婆一起去了東莞。如此 3 年後，他們攢了 40000 多塊錢。回家在山下的路邊蓋了一棟3 間的房子。同村人都以此稱道，大家都來詢問他在外打工的經歷，他便陸續地把村裡的年輕人帶到東莞，幫助其找工作，還從中賺取一定的中介費，成了一個小的領工工頭。
對於像涼山這樣的地方，農村傳統生計方式凋敝，新的產業還遠不成熟，人們能掙錢的途徑非常有限。外出打工成為改善生計最直接、見效最快的一種方式。從1990 年代後期以來，外出務工逐漸在當地蔚然成風。上至白頭老翁，下至幾歲孩童，大家常談的也大多是關於在外務工的各種故事。當地政府也因勢利導，將勞務經濟打造成為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在諸多方面對外出務工群體提供培訓和各種支持。
東部沿海城市的經濟繁榮和彝人希望改善生計條件的迫切需求構成了彝人外流過程中重要的「推拉力」。這近乎是一種基於生存和發展本能的選擇，但卻並不一定是流動抉擇的必然原因。
二、流動開啟新生活
打工掙錢改善生計是彝人選擇外出的重要目的，然而，對於一些人而言，希望隔離原來的社會關係，在異地開啟新的生活才是他們選擇外流的主要推力。這種推力主要生發於社會關係。因為社會關係出現危機，使行動者在原來的環境中生活感受到各種壓力，從而促使其傾向於逃避原有社會關係。傳統彝人社會以血緣基礎上的家支為主要的組織形態，時至今日，家支及其關係網絡對個體行為具有重要影響，而個體亦非常看重這套關係網絡承載的倫理。因而，在這樣的社會中，一旦個體在這套網絡中的關係出現危機，其感受到排斥力非常強烈，最直接的解決辦法就是暫時脫離這套關係網絡。從實地調研的情況來看，這種因社會關係危機而外出的個案非常多，但具體表現的形式卻各不相同，大致有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種情況是因矛盾衝突而導致無法為當地社會所容，只能另尋他處躲避。這種情況大多體現為當事人違反法律或道德倫理，如果其繼續留居當地可能遭至嚴重的懲罰，因而遷離至陌生的地方重新開始新生活是他們最合適的一種選擇。
2008 年從家鄉涼山州木裡縣到東莞打工的阿 果正是這種類型的代表。外出打工時，他只有 16 歲，初中沒有念完就早早地在縣裡跟著親戚幹零活兒。從小在山裡長大的阿果練就了一身力氣，再加之為人慷慨，在縣裡的年輕人圈子裡有一幫小兄弟，大家經常在一起玩耍。在一次喝酒之後與縣裡另外一夥小孩發生衝突。借著酒勁兒，阿果衝在最前面，與對方打了一架。結果導致對方一個小夥子嚴重腦震蕩，昏迷不醒。酒醒後，阿果回想起可能是因為他用磚塊拍了對方的腦袋，下手太重。如果追究責任，自己必然脫不了干係。意識到問題嚴重性後，他不敢回家，更不敢主動承認自己傷人的事實。在幾個「朋友」的勸說下，最終選擇離家出走。他連夜從朋友那裡借了500 塊錢，坐車離開了木裡，後來和在外打工的親戚聯繫上，輾轉到了東莞，從此斷絕了和家裡的聯繫。轉眼4 年過去了，他一次也沒敢回家。
後來阿果得知，那個被他們打傷的小夥子已經去世。和他一起打架而沒有跑路的那幾個兄弟後來都被判了刑。按照彝人的傳統，傷人者必須要給予賠償，如果被傷者沒有得到合理的賠償，其家支會認為自己受到欺辱，很可能會捲入兩個家支發生矛盾。因為毛強一直未露面，其家人以事情沒有調查清楚為由拒絕賠償，但對方始終沒有放鬆對這件事的關注。阿果自己清楚，一旦他回到家鄉，必然會面臨巨額賠償。所以，他只能無限期漂在外面。
在以往，由於自然環境和基礎交通的限制，使得涼山地區與外界的人員流通有限，一個人試圖逃離這片區域非常困難。與此同時，彝人社會的家支和親戚關係使得那些居住在臨近區域的人們都往往彼此熟悉，每個人都有一個具體的家支身份，而通過家支，人們很快就能確定彼此關係和大致的居住地。因打架造成傷亡，家支核心成員通常都會出面協商，從而使得整個家支都會捲入糾紛，幫助自己家支解決問題。因此，在這樣的社會裡，那些試圖逃匿的人通常都無處藏身。然而，外出務工這條渠道打開之後，使得彝人流動的空間迅速增大，很多人出現糾紛後就藉此躲避。阿果這樣的重大人命事件，時隔多年依然不能解決。但有一些小的矛盾糾紛案，事主在外躲避幾年之後，雙方的矛盾就可能逐步冷漠淡化。因而，那些出事的人大多選擇了「逃離」策略，到異地開始新的生活。
第二種情況是原本過著穩定的生活，具有良好的社會關係，卻由於各種原因導致重大變故，出現嚴重的關係危機，使其在原來社會中的發展空間受到極大限制，促使其選擇離開原居地。對彝族人來說，公務員是穩定舒適的優質工作，但在調研過程中發現，這些外出務工人員中有不少原本在老家就是公務人員，他們的經歷和轉變在很大程度上說明關係危機對個人的流動抉擇具有重大影響。
魯強原本是老家的鄉政府的文書，收入穩定，社會地位高，再加之他們家有親戚在縣裡任副縣長，這一切都使得他在自己的未來規劃中，一直將「仕途」作為他的努力方向。在鄉裡一幹就是10 年，所有日常的關係網絡都是圍繞工作關係建立的。然而，隨著縣裡任職的親戚去世，他逐漸感受到往常順暢的工作關係越來越難辦，時常還會與直接領導發生糾紛，在一次與領導發生直接衝突之後，他毅然選擇離開公務員系統。但由於從來沒有其他行業的工作經驗，在辭任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他不知道做什麼，而整日遊手好閒使他在家支成員面前顯得非常尷尬。後來在一個朋友的介紹下，他最終決定離開家鄉，到深圳打工。而對他來說，做普通員工並不是他的願望。在工廠幹了幾個月，他就得到工廠老闆信任，成為工廠的管理人員，後來積攢一定資本之後，自己辦了代工廠。在短短 5 年時間裡，他完全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從訪談中可以看出，他已經準備長期安居東莞，老家成了回不去也不想回去的地方。
像魯強一樣的彝人並不在少數，有的以前做過鄉村教師，有的還是大學畢業生。由於他們原本的教育水平較高，學習和掌握在城市生活的能力遠比普通工人強，所以他們很快就在就業市場中佔據較好的崗位。經過幾年的發展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僅成了勞務經紀人，建立了自己的勞務派遣公司，而且還逐漸開始投資第二行業，與涼山老家的聯繫和交往逐漸減少了。
第三類是指在原生社會中心理遭受重大打擊或束縛而迫不及待地想轉換一個新環境生活的群體。對他們而言，沉重的心理壓力是其最終選擇離開老家的重要原因。
在這種類型中，來自雲南寧蒗的李知路一家的經歷非常典型。李知路出生自德古世家，家庭條件很好。十多歲就開始在家人支持下跑長途貨車，是被家人看好的一個年輕人。按照彝人的習俗，男孩子大多在小時候就與姑姑家的女兒定親，等他們成年後就會舉行正式婚禮。李知路也不例外。等到姑姑家的女兒剛過 17 歲，父母就張羅著讓他們倆完婚。婚後他們陸續有了三個女兒和一個小兒子，但是由於各種原因，第二個女兒出生一個月就夭折了，後來大女兒和小兒子也相繼生病去世。在短短幾年內，接連失去三個孩子，使他們夫妻兩人備受打擊。
後來，偶然聽到一個親戚在帶工人到東莞打工，還需要人幫忙。他就說服了妻子，讓自己先到東莞幹一段時間，等他安頓下來，就把妻子和孩子接過去。於是，李知路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打工之路。不久後，他便把家人接到東莞，一住就是十多年。在這期間，除了因工作需要回老家短住之外，他們很少回家鄉。在他們看來，回去總是難免會想起夭折的孩子們。
2011 年，年近 40 歲的妻子又生下一個兒子。 這件事讓李知路非常高興。因為這些年來他自己也 做起了勞務派遣的生意，成了一個代工老闆，在東莞 的彝人圈子裡頗有影響。自己的經濟條件也逐漸改 善，生活舒適穩定。隨著小兒子一天天長大，他們的 生活也越來越幸福，並打算一直在東莞供養兒子上 大學以後才回老家去養老。對李知路一家而言，老 家就是傷心之地，接連的打擊讓他們失去了生活的 意義，選擇離開的目的是要隔絕原來的傷心和絕 望。 ［5］(p.19-32)
與李知路遭遇的打擊不同，很多年輕女孩子選擇外出務工則是為了逃離家庭。由於自然和歷史原因，彝人社會以往主要採用族內等級婚。除此外，彝人家支之間又習慣於通過婚姻來建立比較穩定的關係。因此，彼此通婚的家支之間往往都以世代開親來延續前人奠定的關係基礎。這一習俗在傳統彝人社會普遍流行，而隨著社會開放和人口流動交往程度的加強，很多地方已經發生了改變，但這種觀念還會影響長輩們對子女婚姻的選擇。比較突出的是，兩個世代通婚的家支相互訂娃娃親的現象還在一些地方時有出現。按彝人傳統，舅舅家的兒子具有優先娉娶姑姑家女兒的權利，所以表兄妹之間婚配的情況在以往非常普遍。受這種婚姻習俗的影響，年輕人在婚姻問題上自由選擇的空間並不大。
而隨著外出務工的彝人越來越多，很多年輕人從山區走向更為廣闊的世界。在婚姻方面，很多年輕人獲得了重新選擇的空間和機會。然而，由於家中原來的婚姻約定還在，父母堅決反對子女自己的選擇。這一矛盾導致了父母和子女之間關係緊張。有的年輕人最後迫於家中壓力，只能放棄在外的工作機會，回到老家按照先前的約定完婚，而也不乏有人為了逃避先前的婚約一直躲在外地打工。
由於此類現象出現的頻率越來越多，對家鄉的年輕人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尤其是一些年輕的女孩子因此逃離家鄉的現象更為常見。在調研過程中，筆者遇到一位來自美姑縣的女孩子，她 15 歲的時候跟親戚外出務工，到現在已經4 年過去了，一直未回家。其主要原因就是，她的父母從小讓她與二舅舅家的兒子訂了娃娃親，但後來接觸了自己的「未婚夫」之後發現他長得不好看，反應好像還有點遲鈍。在父母催促完婚的壓力下，她悄悄跑到了廣東打工。父母每次打電話都催其回家結婚，但她始終堅持不回，期待著有一天父母能改變主意退掉這門婚事。
從這些故事可以看出，選擇外流的彝人在原社會中經歷的種種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抉擇。這個過程固然與外在的經濟推拉有關，但是其內在的直接動因卻來自傳統社會在心理和情感對個體的行為束縛，他們選擇外出務工更像是一種自發的「社會性逃逸」現象。
三、流動創造夢想
外出務工除改善生計和開啟新生活之外，也被很多年輕人認為是實現夢想的過程。他們大多懷揣對城市繁華、富足和神秘的城市的美好憧憬，在依然懵懂的年齡就勇敢地選擇了外出「闖世界」。有的研究將年輕彝人的這種城市之旅歸結於彝人的「冒險精神」，［6］(p.172-187)而在我看來，在他們開始流動的初期， 外面世界不確定的風險的確是影響彝人抉擇的重要 因素，「冒險精神」必然是敢為人先者的品質，而當 「領工制」逐漸發展起來,［7］(p.24-30)並以年輕彝人們可以接 受的方式提供了流動的社會保障機制後，早期那種 對風險的憂慮就已經大大減少了。在這個階段，追 求一種全新的生活體驗成為彝人去「闖世界」的直 接動力，很多年輕人將流動外出當成可以實現夢想 的機會。
1990 年代以來，香港、澳門及東部沿海城市不 僅被人們當成經濟奇蹟，而且也成為那個時代城市 時尚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通過電視、電影和學校教育影響著遙遠山區的彝人生活。2000 年以後，那些敢為人先的外出打工者逢年過節回到涼山，帶回了大把的鈔票，將東南沿海的富足帶進了涼山深處的彝村，常年耕牧的彝人很少有機會見到如此多的現金，一些當地幹部誇張地描述說:縣裡銀行的錢都被這些打工的人取完了。縣城集鎮的小商販因為這些返鄉務工者帶來的生意而欣喜若狂。除此之外，返鄉的年輕人們還帶回了原來只有在電視上才能看到的城市生活方式。他們一個個西裝革履，皮鞋鋥亮，懷揣手機，逢人便宣講坐飛機的體驗，村裡的人們看在眼裡，心裡也逐漸有了很多新的想法。
如此種種現象深深地刺激著大家，尤其是那些少不經事的年輕人。他們想像著自己可以穿上李寧、阿迪達斯、特步之類的名牌時裝; 像明星那樣去做一個漂亮的髮型，燙成卷，或染成其他的顏色; 玩電腦，用手機;過上那種被認為是時尚的城市生活。即使會面臨父母的反對，他們也會以各種形式去追逐自己的夢。
隨著往來的外出務工群體越來越多，「外出打工」在涼山彝區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潮流。對年輕人們來說，「外面的世界」就像神話一樣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以至於有很多年齡遠不及打工年紀的小孩子們都躍躍欲試。來自鹽源的小寶是縣中學的學生，原本就是學校的孩子頭，平時也不少與社會上的年輕人們往來，聽到了很多打工的故事。在一次犯錯被老師批評後，一怒之下帶著學校的十幾個小夥伴就跟著幾個朋友到東莞打工去了。等家長得知這個事情時，他們都已經到東莞了。根據調查了解，這種現象越來越多，已嚴重影響到了當地的基礎教育。涼山一個基層幹部曾經跟我說，「在一些農村裡， 8 ～9 歲的小孩子都跟父母吵著要出去打工，這樣使得學校的9 年義務教育工作成為很大的問題。現在學校正在檢查『雙基工作』，老師的重要任務就是把那些已經被帶出去打工的小孩子追回來上學。」
對於這些人而言，他們外出的主要動力是來自對外出打工美好生活的想像，對輿論宣傳中呈現的現代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他們想要去爭取、改變和體驗夢想中的生活。這讓他們在遠未準備好的年齡就迫不及待地離開了家鄉和父母。當下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引發了城市對傳統鄉村生活方式的優越感，現代消費觀念依託這種優越感極大地改造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在年輕的彝人心目中，外出打工是體驗和享受城市生活，追尋那個被改造的夢想的機會。
四、結語
綜上所述，驅使彝人流動的並非是抽象存在的「推力和拉力」，也不單純表現為結構性的經濟力，而是每個個體發自內心那種改變自身處境的期望。這種期望的生成與生計水平差距、社會關係危機、年輕人逐夢等因素緊密相關。這些因素共同影響，讓人們感覺到流向異地可能是一種能夠獲得改變的機會。走出去闖世界在這種情境下成為很多人的主動選擇，而領工制的發展為規模化的流動提供了組織基礎，使得那種積蓄在內心的期望逐漸轉化為具體的行動，數以十萬計的彝人在幾年內流向全國各地。
宏觀的社會結構分析反映的是社會行為的趨勢，「推力和拉力」實際上是社會結構影響個體流動抉擇的反應，它們所強調的更多是外在的、客位的作用關係。但實際上，社會結構性因素對個體行動者的影響是在個體行動者將其內化的基礎上實現的。內化則通過一系列與個體緊密相關的社會性事件來完成，其程度和方式因行動者的主體性差異而各不相同。所以，影響個體行動抉擇的「力」除了具有明顯的外在性，同時也具有強烈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根本上是指行動者基於自身所處的社會角色，及其在具體生活情景中的遭遇進行自我評估和抉擇的一種能力。唯有看到這種流動主體性的差異及影響，我們才能夠明白處於同樣結構性推拉力作用下一部分彝人選擇流出的同時，另外一些人卻選擇留守;我們也才能真正理解彝人如此大規模流動行為內在意涵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注釋：
本部分關於美姑縣的材料參考美姑縣政府網站:http://mg.lsz.gov.cn/,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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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編輯：龍雪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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