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科斯提卡·布拉達坦，譯者吳萬偉。譯者授權發布。
當今可以找到的西方哲學經典的最古老文獻之一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c.535–c.475 BC）的手稿殘片，我們在其中讀到「博學多識（polymathiē）並不能讓我們的理解能力有多大提高。」一個人擁有的有關世界的知識數量，無論多麼寬廣和博大，都不能保證他已經掌握世界的樣貌或運行規律。赫拉克利特因此對博學多識的通才表示懷疑，比如他覺得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是個江湖騙子，因為他是個博學多才的全能式人物。赫拉克利特認為他不是一般的冒充內行而是「徹頭徹尾的大騙子」。蘇格拉底之前的世界有很多錯綜複雜的難題對我們來說都無從知曉，但是，這場辯論我們當然可以理解，因為我們自己也傾向於將通才、全才看作騙子，博學多識者看作江湖術士。卡洛·金茲堡（Carlo Ginzburg）說「福柯是個博學多識的通才」時，可能並沒有咬文嚼字。
在談及德希達時候，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開的玩笑稍微好一些，但也僅僅是稍好一點兒而已，「我認為他可能是這個真正的通才，雖然是個很聰明的人。」當今時代要做可敬的學者就是要在嚴格定義的相當狹隘的專屬領域進行專門研究，而且要避免做出通才式宣言。有人曾經注意到列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說他的知識如此非同尋常，涵蓋很多領域，以至於其同事認為他濫竽充數。其實，擁有百科全書式知識的名聲反而可能毀掉一個學者的職業生涯。當今學界的正統思想信念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一個世紀之前提出來的。「局限在專業化的領域，帶著宣布放棄它涉及到的浮士德式人類普遍性，這是現代世界從事任何有價值工作的條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韋伯本人就是不由自主的浮士德式通才，在歷史、法律、社會學、哲學、政治理論等其他領域之間縱橫馳騁，任意揮灑其才華。
我們認識到自己陷入將專門知識和博學多識對立起來的古老爭議中，這其實並不偶然。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通才的文化史》中令人信服地論述的那樣，這個辯論一直是西方自我代表的組成部分，過去多個世紀中反覆出現和被不斷放大。「本質上總是一樣，但在強調重點和環境上總各有差異。」
每當我們將專家或者業餘愛好者，將理論和實踐，將純知識和應用性知識，將細節和大畫面對立起來時，我們就參加到了在古希臘就開始的辯論之中。伯克使用了以賽亞·柏林的狐狸和刺蝟之分來強調其利害關係有多麼重要。前者「知道很多東西」，後者「只知道一件東西」。
讓這個辯論一直充滿生命力的因素是，正如西方典型地推崇嚴謹性和專業知識一樣，它同時也對普遍性知識的理想充滿敬畏。赫拉克利特或許嘲諷博學多才的畢達哥拉斯，但他的希臘同胞則尊崇地稱呼神靈為「多才多藝者」（Polymatheia）。古代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是（enkyklios paideia），該詞就是後來的「百科全書」（encyclopedia）的前身，要求學生掌握知識所有領域的野心勃勃工程。我們自己的「通識教育」也是沿著類似路線進行的。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或許偶爾嘲笑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不切合實際的研究課題，但同時也非常崇拜他。他們禁不住承認，對他們來說，他是非常寶貴的理想的化身，對我們來說也如此。浮士德博士本來是黑暗的、令人討厭的人（那個頭號雞姦者和黑鬼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o]），1532年的時候紐倫堡副市長（Bürgermeister）注意到這一點，因為他拒絕讓這個學者進入城市，但是，他成為我們的英雄和典範。大約一百年前，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需要為現代西方文明探討的問題本質起個名字時，他就想到了「浮士德」這個詞。我們指責那些通才是「業餘愛好者」是「江湖騙子」或更難聽的話，但我們從來沒打算消滅他們。
博學多識的通才在西方思想和文化史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伯克只能涵蓋過去六個世紀的內容。他提出了擁有500名通才的名單，裡面包括文藝復興時期建築師菲利波?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德國光學家庫薩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義大利作家翁貝託·埃科（Umberto Eco）、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代表人物茨維坦·託多羅夫（Tzvetan Todorov）等。在書的第一部分，伯克按時間先後順序討論了通才，將其劃分為具體時代精神的群體如「1400–1600年的文藝復興時期」、1600–1700年的博學猛獸時期」、 「1700–1850年的文人時期」、 「1850–2000年的學界領土時期」。伯克試圖在這裡提供的不僅是個別通才的畫像、引人入勝的圖畫、或1789年達文西設計的飛行器草圖的大全，該書的主要野心之一是描述「某些思想和社會趨勢，並回答一些普遍性問題，如有關社會組織形式和竭力做博學多識的通才的優勢和缺陷的輿論氛圍等。」
有人曾經注意到列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說，他的知識如此非同尋常，涵蓋了很多領域，以至於其同事認為他濫竽充數。
在某種重要的意義上，博學多識的通才在行動上沒有邊界，無視學科邊界和規範、標籤和類別劃分等描述是通才工作的組成部分。任何一個通才工程的核心都存在某種反叛精神和顛覆現有秩序的意味在裡面。這就是為什麼博學多識作為一種文化和歷史現象很難在任何完整徹底的程度上被綜合起來研究的原因，比如人們如何給出反叛地圖統治權的路線圖呢？這讓伯克的努力愈加顯得了不起。他建議將通才氛圍若干類別：積極的和消極的（依據他們是生產知識還是僅僅吸收知識）、有限的和普遍的（傾向於在相關領域還是自由地到處遊逛），共時的還是歷時的（同時追逐不同知識還是按先後順序）等。看似更具深遠影響的區分是「離心的」通才還是「向心的」通才。前者積累知識，但根本不關注相互之間可能的聯繫，後者則將其積累的所有知識都置於早已存在的體系中。伯克說，「第一個群體享受無所不在的好奇心的快樂和痛苦，」而「第二群體則痴迷於或喜歡成癮某個領域，約翰·海因裡奇·阿斯特德（Johann Heinrich Alsted）所說的『秩序之美』。」
伯克提出的另外一個非常有幫助的深刻見解與他說的「達文西綜合症」有關。雖然博學多識的通才令人痴迷，但它也可能是詛咒，即讓人沒有能力完成任何事，無法將工程推進到符合邏輯的終局。達文西這個最偉大也最不同尋常的通才，是個沒有接受過古典人文教育，依靠自學成才的天才（他自稱文盲[omo sanza lettere]），就體現出伯克故事中少數其他通才者的黑暗面。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達文西的「精力分散」之驚人程度，其很多研究課題都「半途而廢或淺嘗輒止」。在伯克看來，達文西的故事令人警惕：不要在追求幻想和空想中迷失方向，恣意妄為。
博學多識的通才已經被指控不由自主地收集知識，無論什麼知識，而且只享受收集知識的行動本身。伯克的書中尤其是在第一部分有關歷史回顧的地方有很多篇幅似乎要證明古老的真理，我們已經變成了我們研究的東西，人們有一種覺得討厭的印象，他完全不動腦子思考只是一味痴迷於積累。這裡有從很多可能情況中提出的例子∶
正如他的恩主之一在半開玩笑半惱怒的時候所說，萊布尼茨（Leibniz）是個「好奇心永遠得不到滿足的」人，被研究他著作的人不止一次反覆說到這個詞。有一位同代人描述他是「深入鑽研所有科學的人」，而其他人則描述為「全面和普遍的天才」。在1733年出版的學者詞典中，萊布尼茨似乎是「著名的博學多識者」，19世紀著名德國科學家稱他為「擁有一切和所有知識」的學者。
這些引語一個接一個直到喪失任何意義和感動人的力量。讀者也逐漸遭遇喋喋不休的重複，更認真的編輯可能會發現一些地方。哲學家和數學家帕維爾·弗洛倫斯基（Pavel Florensky）被提及三次，每次都被介紹為「俄羅斯的達文西」或「俄羅斯的萊奧納多」。但是，在第三次出現時，你逐漸開始對達文西和文字編輯都感到惱火了。
這樣的文體風格缺陷給這個本來令人印象深刻的工程籠罩了一層陰影。要寫有關通才的文章需要作者本人也是博學多識的通才。伯克證明就是這樣的人。伯克警告我們說，赫拉克利特在貶低通才時可能有些過於匆忙了。人們的認識來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博學多識。本書不僅告訴我們有關通才過去的知識，它也做了非常好的工作，為我們打開認識通才未來的大門。博學多識的通才仍然前途無量。
譯自：The fox and the hedgehog: Polymathy’s past and future by COSTICA BRADATAN
作者簡介：科斯提卡·布拉達坦（Costica Bradatan），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文科教授，澳大利亞昆斯蘭大學哲學榮譽教授。著有《生死之間：哲學家實踐理念的故事》。
本文評論的書：PETER BURKE，THE POLYMATH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Leonardo da Vinci to Susan Sontag
原標題：《狐狸與刺蝟：通才的過去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