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電影《一秒鐘》上映。範偉飾演的範電影經過全民動員，成功解決了電影放映的技術問題，他揮舞著拳頭向歡呼的群眾宣布，「搶救工作成功了，電影可以放了！」
回首過去這一年，電影遭遇了巨大的危機。新冠疫情爆發，影院停工半年，世界電影市場至今尚未恢復。復工以來，電影業開始回血，《八佰》成功救市，國慶檔票房名列歷史第二。
但和迅速復甦、恢復如常的大部分行業有所不同，電影業不只是銷售數字，它關乎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乃至公共記憶，疫情暴露了它的脆弱性，加速了行業格局的悄然變化，而一些更本質的東西正在受到傷害。它也被迫進入一個倫理追問，「電影能挽救一個人的靈魂嗎？能救死扶傷嗎？」
在電影失而復得的日子裡，我們採訪了影院經理、老中青三代導演、影視公司老闆、行業研究者、電影學院教授，試圖記錄這一年我們關於電影的記憶。
大麥與雪茄
導演李霄峰的家門口堆放著兩個一米多高的大麥花籃，麥穗從鮮紅色的牛皮紙裡刺出來。「昨天首映的，大賣嘛。」工作人員介紹道。這天是立冬，電影《風平浪靜》上映的第二天。
他戴著剛從床底下找到的眼鏡，點上一支煙，舉著手機在屋裡來回踱步：「多幫我們吆喝吆喝，製片人剛還給我壓力呢。」「很感謝很感謝，現在其實票房上還是有壓力的。找個時間面聊啊，多謝多謝。」
回完微信，李霄峰有點緊張地說，「在製作上我是自信的，可能沒有說到完美啊，但是它規格還是高的，它給人帶來的視聽感受還是在那兒的，所以我倒還好，沒有什麼擔心。」他把手機屏幕朝下，扣在沙發靠墊上。
但在接下來的採訪裡，每隔十幾分鐘，他就要瞅一眼手機，充滿抱歉地讓我把問題再重複一遍。電影時刻波動的數據正牽引著他的思緒。
李霄峰
這是李霄峰的第三部長片，此刻是被他稱做「一個導演真正進入市場的時刻」。上映前夕，製片方找來伍佰、李雪琴唱推廣曲，電影登上熱搜；首映禮那晚，所有主演、監製黃渤、徐崢等圈內好友悉數到場，場面盛大；上映當天票房接近1400萬，李霄峰職業經歷跨越媒體和影視，打開朋友圈，總是一派被刷屏的熱鬧景象。
實際上，此時距離他上部影片《灰燼重生》線上播映只過去了四個多月。
6月25日，端午節，上午十點，《灰燼重生》在優酷上線。就是在這個客廳，他找來家裡所有的屏幕——兩臺手機，一臺電視，一臺桌上型電腦和一臺筆記本電腦，和聲音指導一起按下播放鍵，把耳朵湊近音響，聽為大銀幕量身定做的配樂和聲效在改換媒介後究竟流失了多少。看了一會兒，他迅速得出結論，用手機看的話，要聽出聲音混錄的層次，起碼得戴一高保真耳機。
李霄峰把電影進入院線發行錨定為「進入市場的時刻」，所以六月網播的《灰燼重生》算不得，但臨近2020年年末，這個目標還是實現了。「正兒八經地進入了一個發行領域，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你放開身心地在跟觀眾交流啊。《灰燼》你做不到，那段時間的宣傳都是直播，你就對著攝影頭。現在是直接鋪到觀眾的。」
「上半年是《灰燼重生》，下半年來一個《風平浪靜》。」李霄峰打趣道。兩部電影接連上映，貫穿2020這一年，片名無意間「和這片土地的命運銜接在了一起」。
年初疫情爆發，春節檔七部影片撤檔。這期間，管虎正在公司準備電影《八佰》，辦公室只來了一半人，「都人心惶惶的」。北京剛下了一場雪，他看著窗外，原來的車水馬龍沒有了，清冷了許多。突然間，他手機響個不停，一個接一個的微信、電話告訴他：不可能了，院線全停了。
他在辦公室的座位上呆坐了三個小時，「好傢夥，這麼厲害，電影院都封了，大家都不看電影了。天吶，這往後怎麼辦。」
管虎平時一天能抽七八支雪茄，那一刻，他決定把雪茄戒了。
影院停業持續了178天，原本計劃上映的《囧媽》以6.3億賣給字節跳動，成為這半年時間裡關於電影交易最轟動的新聞。大年初一，院線閉門，但抖音、西瓜視頻等App可免費看《囧媽》，《囧媽》官微稱「為了全國觀眾的健康做出了這個偉大決定」。
很多電影行業協會卻不這麼看。浙江電影協會發聲明稱，《囧媽》轉網是「一種破壞行業基本規則的行為」。我聯繫上前電影協會副會長陸遙，他六十多歲了，語氣很平和，像在談論一個犯錯的小孩，甚至為他想好了補救的方式。「你好歹跟院線打個招呼啊，你說疫情期間我回款壓力確實大，將來我這個片子補給你，我給你影院白演一兩星期，因為它本身在影院這塊也是零啊，我不如一個好人情出去，補償你們前期的投入。」
原本四月上映的《灰燼重生》最終也選擇了網播。製片方花一個禮拜的時間說服了導演：這個電影已經拍完四年了，所有的資金、所有人的心血擱在那兒，「你想誰的錢都不容易，」李霄峰說，「說白了這些錢擱在銀行裡生利息也比這個。」他站起身來，滅掉菸頭，抱起家裡的小貓。
李霄峰接連上映的兩部影片在主題上有延續性，鏡頭對準社會迅速變革時期，倫理和情感受到的衝擊。一周多前，李霄峰去了一次武漢，見了湖北省作協主席李修文。李修文身邊有11位朋友在這一年人生遭受重大變故。李霄峰當時很感慨，「電影能挽救一個人的靈魂嗎？能救死扶傷嗎？」
狼來了嗎
李霄峰接下來的路演一站是濟南百麗宮影城。提前半月，影院經理董文欣就在朋友圈裡發出預告，「雙十一的周末，這部電影在其他影城即將風平浪靜了，但是我依然希望導演的到來，能夠在我們影城激起浪花。」
這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影院，八個廳，1091個座位，位於市中心的商場六層，曾是山東省第一家年票房超過3000萬的影院。「這兩年不行了，影院多了，票房就下來了。」董文欣介紹道。她今年47歲，臉上總是一副柔和的神情，自影院籌備階段入職，在這個位置已將近十年時間。
董文欣熱愛這份工作，有強烈的主人翁意識，過去這大半年為這家影院「哭了無數次」。四月份第一撥裁員時，「哭得是最厲害的」，十年間她看著身邊的小同事從畢業入職到結婚生子，影院停了半年，人走了一半；五月，她開始直播，為影院復工疾呼，評論裡有人留言，你是要命啊還是要看電影？點讚好幾百，她氣得直哭；六月，按照濟南最低工資標準支撐了三個月後，朋友們開始分批請她吃飯，見了面抱抱她，「你們影院太不容易了」，董文欣眼淚就又掉下來了。
整個上半年，影院復工的傳聞如同「狼來了」的傳說。最接近真相的有兩次，和我採訪的大部分電影人一樣，董文欣對日期記得很清楚。3月27日，上海205家影院宣布後天起將恢復營業，並公布了首批片單。但當晚七點一切戛然而止。5月8日，國務院發布指導意見：採取預約、限流等方式，開放影劇院等密閉式娛樂休閒場所，引發復工猜想，「群裡非常焦慮，經理們都去找相關部門詢問，回復都是你等通知。等啊等啊，等到六月還是沒有。」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董文欣依然來影院，哪怕只是打掃衛生。她不敢乘坐公共運輸，每次下班先到商場三層超市買幾包菜，一個人走路拎回去，她走走停停，手勒得生疼。
因為機器需要定期維護，放映員隔三差五也得來，每次放上一兩個小時，他們就坐在一起看。董文欣小時候，村子裡放電影，幕布掛在樹上。人太多了，小孩子就搬著板凳去樹的背面，反著看，《畫皮》裡的女鬼仍把他們嚇作一團。父親在公社工作，她也趁著公社放映隊調試設備去看電影，一束光打在白牆上，故事開始顯影。機器調試完畢，光就熄了，電影放得七零八落。
電影《一秒鐘》
現在她安穩坐在幕布之前，完整地、一部接一部地看電影，周圍卻是空空蕩蕩的座位。那段時間，她睡不著覺，每天睜眼到三四點，頭髮大把地掉，老衝著家裡人發脾氣，老公和兒子都離她遠遠的。
董文欣大學畢業後做影視雜誌，整日淘牒、看片子。上世紀90年代，世界電影佳片如雲，她「真真正正地成為了一個影迷」，2005年進入電影院工作，工資六七百。15年來，她的收入水平也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擴大一併增長。
6月10日，影院人的絕望情緒到達頂點。那天凌晨，博納副總裁黃巍墜樓去世，沒有人知道他的死亡和影院停擺之間有多少因果關係，但行業裡的人都感受到了類似的失望氣息。
影院經理群裡開始群策群力，大家互相支招，怎麼跟物業談房租，怎麼解讀國家優惠政策。也是在那一周，董文欣開始擺攤，就在影院所在的泉州路南側，她和三四個同事，從晚上6點一直站到10點半，處理為春節檔積壓的食品和飲料。幾個人累得腰酸背痛，也沒掙什麼錢，最多的一天也就三百塊，「但掙了個心氣兒，這很重要」。她特意擺上《唐人街探案3》和《姜子牙》的展架和海報，過來的人十有八九都會問，你們影院什麼時候覆工？這些片子什麼時候上？
「你就發現網上和現實中好像不是一群人，我就感覺還是有很多人希望我們開業復工的，大家還是需要電影院的。」董文欣很欣慰，這才是擺攤最大的收穫。
後來她就專門寫了個牌子擺在中間，期待我們在電影院再次相見。
數次「狼來了」之後，7月17日，董文欣終於坐在了辦公室列排片表。昨日她接到正式通知：低風險地區可以每場不超30%的上座率於20日起恢復營業。影院經理群裡並沒有想像中那般歡呼雀躍。「悲喜交加，大家的心情都特別複雜。」董文欣打比方，這就像一場颱風過境，「一片狼藉，物是人非了」，群裡有的影院關閉，有的幾番裁員。
她本打算錄個視頻，記錄復工第一天的工作和「激動心情」，但排著排著就開始掉眼淚，哭得稀裡譁啦的。「原來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突然給你停了半年。你再做的時候，才發現這好像並不容易，都需要好好珍惜。」
影院復工首場，董文欣決定排《第一次的離別》。當時也只有這唯一一部新片，而且她想，沒什麼比這個片名更符合那天的場景了。
為趕在復工第一天首映，《第一次的離別》出品方大象點映的北京辦公室忙作一團，此時連定檔海報都還沒找好設計師。11000餘份拷貝加緊製作，大象點映將每一份拷貝都發了特快件，僅快遞費用就多花了20萬。
這一天，全國復工影院835家。在全國放映的總場次9991場中，《離別》以27.1%排片率排名第一，共放映2700餘場，上座率14%，最終首日票房154萬元。董文欣的影院當晚放映了兩場，有近三十位觀眾貢獻票房。
大象點映透露，寄給影院的拷貝裡，有近千份未被籤收，這意味著目的地無人打理。
真正的救市之作要在一個月後到來。8月21日，《八佰》上映，最終票房超過31億。2020年，管虎導演有四五個月沒事情幹，呆著，做了「好多年不做的事」。看了幾本大部頭的書，恢復寫日記，偶爾用手機拍點短片，十多年沒有過過這麼靜的日子。
當他得知《八佰》確定上映的時候，距離第一次定檔已經過去了一年多。他以為會和劇組的人抱在一起哭，結果大家都非常平靜。他再次點起了雪茄。
救世主
有的片子沒有等來復工首日，等來的是新的播映渠道。
7月17日，復工消息確定的第二天，我在北京東四環一家咖啡館見到了工廠大門影業的創始人黃旭峰。
黃旭峰寸頭，留鬍子，圓眼鏡，湖北口音，回答完問題總是喜歡接上一個判斷句，「這個你可以寫，沒問題」。見面前，他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三十歲前是個詩人，「還殘留了一些理想主義的氣質」。
影院復工的時間落定，但《春江水暖》上線播出的合同也定了。「就很無奈你知道嗎？從坎城回來之後做了幾乎所有影院發行的努力，但因為方言、時長、節奏緩慢，沒有公司願意發行，然後新冠疫情接踵而至……」他嘆了一口氣：「一部電影真有一部電影的命運。」
黃旭峰
二月份的時候，黃旭峰經常睡不著覺。「著急，瘋狂的焦慮」，在哈爾濱取景的新片因疫情爆發暫停拍攝，這意味著為了等一場東北大雪要再緩上一年；影院關門，因網際網路版權合同付款周期關聯著影院公映，項目《春江水暖》無法回款，而這都使得公司的現金流遭到致命打擊，「快見底了」，項目的開發、公司的運營、人員的工資，全面停滯，工廠大門接近停業。
他從床上爬起來，開始給員工寫信。不足兩千字的郵件，寫了五個小時。我要說清楚啊，這公司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黃旭峰還記得，那是元宵節的凌晨，他一個人在家喝酒，喝了就寫，寫到天亮。
軍心穩住了，他開始行動，同步導演和其他合作方之後，一邊聯絡《春江水暖》聯合出品方愛奇藝尋求網播，一邊拿著愛奇藝的版權合同抵押籌款借錢，從同行借到好友，再借到當年一起北漂的兄弟，一次都沒成。他恍惚回到十年前，從湖北鄂州跑來北京，怎麼找工作，怎麼削尖腦袋擠進電影業，坐地鐵，坐火車，坐飛機，只要聽見周圍人打電話，說到跟這個行業沾邊的，他就馬上湊過去，跟人說他想做電影。
「我跟你講我這些破爛事兒，我怎麼把臉貼地上，怎麼求人，但我骨子裡還是驕傲的。這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黃旭峰從回憶裡抽身，神情有點氣憤，「到現在還有一些公司導演說，峰哥，我有點怕你，我說為啥啊，他說你氣場就那樣，很多時候顯得很嚴肅。」他停頓了一下，「可能他們都還小，不知道要給被標籤為文藝片的電影找錢，真的挺難的。」
錢沒借到，轉網也沒想像中容易。三月，愛奇藝就把《春江水暖》加入網播名單，上報廣電總局網絡司，很快被打了回來。黃旭峰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一種猜測是，電影局在《囧媽》之後，為維護院線利益，「一刀切了」，可原定情人節上映的《肥龍過江》成功網播了。
他託關係找人四處打聽。先找到之前常打交道的熟人，發200多字的簡訊，他再三修改，言辭懇切地反映了自己的困難：電影院關門，公司資金見底，銀行貸款下不來，唯一的希望就是網絡播出，才能有救命的現金入帳。
發出去，過了兩天沒回音，他就又發了一遍。
對方最後回復，他也不知道怎麼弄，請找別人。
這一天是4月15日，《經濟日報》發布數據，2020年已有5328家影視公司註銷。黃旭峰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就是下一個。
5月5日凌晨，他「憋不住了」，開著自己那輛白色SUV，一個人從北京自駕到成都，再走318國道進藏。每天十小時路程，有時候跑了幾十公裡都看不到一輛車，那也是一種真實的恐懼。十天後，他到達西藏，先去布達拉宮磕了幾個頭。
在大昭寺門口，他遇到十幾個前來朝聖的人，他們衣衫襤褸，一路磕長頭過來。因為疫情寺廟封禁，只有等身佛前留了一片空地。朝聖者匍匐在此，嚎啕大哭，互相安慰一路的疲憊。
黃旭峰站在那兒，一下就哭了，「我覺得他們都找到了自己的救世主了，我還沒找著。」一米八高，43歲的中年男人就這樣哭了五六分鐘。「那哭得真挺嚇人的。」
差不多同時，也是李霄峰的煎熬時期。兩年前，為邀請Simon Fisher Turner參與《灰燼重生》，李霄峰給這位曾為《卡拉瓦喬》《藍》等經典影片配樂的作曲家寫了一封蹩腳的英文長信。「這個混錄的層次，你只有在電影院能聽到。」按照原計劃，李霄峰要為院線發行版本再多花20萬做全景聲。後來錄音指導找到他說，導演，線上發行的話，咱還是算了吧。
但上線前，他還是給平臺方遠在德國的技術團隊打了電話。手機上的畫面相對好優化，但電視的品牌和型號實在太多了，廠商們總是把畫面調得色彩鮮亮，好像這就是可被識別的、清晰逼真的標準。規格細節分析了一會兒，李霄峰就打斷了自己，「但是說白了，我們回到家，打開電視，我還管這些東西呢？」
李霄峰
《春江水暖》的視聽也花了心思，顧曉剛藉助山水捲軸的方式，沿江跟拍了大量平移鏡頭，四季交疊，移步易景，富陽一家人的故事徐徐展開。
影院經理董文欣在大銀幕看過《春江水暖》，網絡上線後又看了一遍。「我就覺得好可惜，和大銀幕上看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差得太遠了。」她立即就想到一個畫面，兩對男女相親，在山中漫步，他們同時出現在一個鏡頭之中，並未相遇，但在電影的構圖和觀眾的視野裡，他們相遇了。「在大銀幕上，那個畫面的立體感很強，人物的走線非常清晰。」
如果一開始就朝著網絡播出的目標，導演們還會糾結這些聲音和畫面的制式嗎？李霄峰很明確，肯定不會了。「如果今天我要為流媒體拍一個東西，它的語言和製作方式都會發生變化。」
一位調色師的經驗是，他給網絡電影調色時是開著燈的。因為大多數人拿著手機在視頻網站上消費內容時，也是開著燈的。反向推導，這樣你才夠準確，調色師說。
在客廳裡同時亮起五個屏幕的那一刻，李霄峰就決定放下了，「過去的就過去了」。這個客廳的牆上，正懸掛著他下一部電影的劇本腦圖，這是一部科幻片，世界觀龐大，劇情枝蔓延展，佔據了半面白牆。電影計劃兩年後開拍。
「如果最後也在線上播出，你能接受嗎？」
「不能，我肯定會罵街的，完全不能。」李霄峰的回答斬釘截鐵。
8月21日，《春江水暖》在愛奇藝「超級影院」上映。
必須擁抱這個渠道
進入電影行業不久，黃旭峰就想明白了，跟大導演一起做商業片那是打工，如果要創業，「我的突破只能從成本易於控制的所謂藝術電影開始」，扶植新導演的處女作，能迅速積累起品牌資產。
工廠大門成立三年，投資出品十部影片，是國內知名的文藝片廠牌。從西寧、平遙，再到坎城、威尼斯，電影節上總有工廠大門的身影。其中的顧曉剛執導的《春江水暖》是坎城電影節影評人周單元第一部華語閉幕片，去年FIRST青年電影展，也斬獲了最佳劇情長片和最佳導演兩項大獎。
但黃旭峰討厭「文藝」標籤，他逢人就解釋不能用「商業」和「文藝」來框住工廠大門的未來，後來就不解釋了，改提問，你說《寄生蟲》是商業片還是文藝片？別人回，咱別聊《寄生蟲》。「我們不聊最好的，那聊啥呢，聊最low的麼？那有什麼好聊的。」
如同網際網路產品迭代一樣，黃旭峰也為工廠大門定下了3.0版本的發展目標：在產品陣列裡，至少要有四分之一的產品主供網際網路。不僅如此，方向也找準了，摒棄妖魔鬼怪的網大品類，強化電影類型，把一部分適合網際網路的電影挪到網際網路發行。
在他看來，這麼多年，網絡電影的邏輯沒有實質變化，評估體系還是「片名、海報，六分鐘」抓不抓人。故事層面上沒什麼革新，「可你說為什麼他們這麼掙錢？我看不下去，我真看不下去。」黃旭峰分析，當下正是變革入局的好時機，這個時代趨勢「就像移動網際網路是不可逆的一樣」。他必須擁抱這個渠道，一刻都不能等。
黃旭峰
「一部院線電影，資金回籠周期是是一年半到三年，網際網路電影半年就夠了。這個資金的使用跟回收，流動性就非常好。」這是最實際的。黃旭峰說。
視頻平臺也對此信心滿滿。在今年的FIRST青年影展上，愛奇藝電影中心總經理宋佳參加了一個發行工坊，她總結上半年的重大成果，從《肥龍過江》《春潮》到《春江水暖》，已跑通PVOD模式，即以視頻平臺為第一窗口期向用戶發行新片，建立線上「超級影院」。她算了一筆帳，網絡電影的產出收入目前是 80～90億，未來做成單點付費模式後產值會翻七八倍。
過去六年，愛奇藝CEO龔宇曾在公開場合多次表達，「電影院一定會消失，至少是現在這種形態的電影院一定會消失。」二月底，他在2019財年第四季度財報電話會議上評論了「囧媽」模式。頭條買了一部電影，免費給用戶播放，依靠廣告獲得收入，這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健康的商業模式。但出於拓展新用戶等營銷目的，還是可取的，龔宇說。
但當抖音已成為最大的電影營銷平臺後，字節跳動的野心顯然不是用6.3億拉新那麼簡單。
王義之對字節跳動這一年在長視頻領域的布局有長線觀察。
上半年，頭條進行了採購電影的嘗試。「過去我們總說，電影必須藉助院線渠道形成宣傳攻勢。但你可能都想不到，按照內部算法，大鵬、柳巖主演的警匪喜劇電影《大贏家》在整個頭條系產品裡最終所產生的傳播聲量相當於一個十幾億票房的電影，但它的成本又沒那麼高，還能帶動整個平臺流量變現的可能性。這難道不是一個好生意嗎？」王義之告訴我。
他是一家影視諮詢公司的CEO，服務過幾百家行業內的公司。四月見面時，他位於東方梅地亞中心的辦公室因租金問題正在打包搬家，電影產業書籍堆滿了幾個紙箱堵在會議室門口，下遊公司最直接反饋了在影視行業所遭受的重創。
下半年，頭條進行了戰略調整。在採買《囧媽》《大贏家》等電影版權後，頭條拉高了整個市場的購買成本，最終也影響到自己。十月，頭條提出「中視頻」的概念，回到30分鐘以內的視頻賽道，對愛優騰的優勢市場、成本昂貴的長視頻變得謹慎起來。
《風平浪靜》入圍上海電影節金爵獎後，李霄峰收到20多個項目，其中有不少類似「迷霧劇場」的精品網劇項目，他正在考慮「明年拍一部試試」。「過去30年，哪一天不是新的呢？」有一次他去拜訪陳凱歌，陳凱歌感慨，霄峰啊，這30年，就像活了300年那麼久，一切都發展得太快了。
去年李霄峰和編劇去廣州一個縣的村子裡勘景。當地人很富有，但牆上標語刷著「埋兒奉母」等二十四孝故事，「你能想像嗎，每天都是新的，但也是直到今天很多地方沒有擺脫這種價值觀。」
「根本上來講，電影是跟這個土壤是息息相關的，有的時候你的意識是超前的，有的時候你的意識可能是落後的。只有極個別，你是能夠跟整個社會節奏是完全吻合的。」李霄峰說。
票房的賽道
七月底，影院復工後，我去西寧參加了FIRST青年電影展。忻鈺坤、馬凱等導演就是從這裡起步。
當被問及「會考慮電影線上發行嗎」，幾乎沒有人在意「線上」，而是著眼「發行」，我最大的願望就是作品和觀眾見面，青年導演們說。他們的作品稚嫩、缺乏投資，大多從個人生活攫取經驗，製作和發行都在工業體系之外，幾乎每個人都能講上一個類似「借花唄拍電影」的悲慘故事。
西寧鍋莊廣場，FIRST青年電影節
在密集接觸青年導演之後，我注意到，他們經常會提到兩個人，一個是賈樟柯，一個是寧浩。
「那時候看電影，電影越好看，越覺得跟我無關啊，離我實在太遠了。直到看到賈樟柯。」很多80年代生人的電影啟蒙，是在大學宿舍裡租碟看片子，《小武》像那個共同的「誘餌」。「原來你可以不講傳奇，不講轟轟烈烈的東西，平淡的生活，你自己的經歷，和一些看起來不是那麼電影的東西，也能拍得那麼好看，也能那麼吸引人，也能稱之為電影。」導演董性以說。他的處女作《歌聲緣何慢半拍》獲得了今年FIRST最佳藝術探索獎。
這部電影在他的家鄉、河南安陽的一個村子裡拍攝時，他甚至不敢用「電影」這個詞——那聽起來太高大上了。「你給當地村民發最多20塊錢的群演紅包時，怎麼拿的出手？別人怎麼會相信你一個拍電影的真的沒錢？」後來的開機儀式上，村政府低矮的門房前掛上紅色的大橫幅，上面寫著：故事片《歌聲緣何慢半拍》開機大吉。旁邊是他從二姨家借來的拍攝道具，一輛拖拉機。
導演們對寧浩的描述，則是「一鳴驚人的」，以一部電影最大效率地收穫名與利。「就像他當年《瘋狂的石頭》那樣。否則的話，這個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導演，所有人都想做導演，對吧？」一位導演在首映收到大量差評後，有點挫敗地說道。
而寧浩也懷念那個階段的自己。
「不停地找我下一個戲，下一個戲，我挺想拍點真的電影。像電影的電影，不是像戲的電影。」九月底，在寧浩擔任總導演的《我和我的家鄉》上映前，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見到他。他胖了不少，肚子從洗得發白的黑色T恤裡鼓出來。
他主動說起2000年初，拍《香火》和《綠草地》，沒有如今的市場，全國就幾千塊銀幕，壓根沒有進院線的希望。「那就瞎拍唄，反正挺自由的，我都沒打算給觀眾看，自己拍得挺高興。」
後來就有了票房競爭，他稱之為「賽道」，「沒別的，咱就比誰票房高。跑得我又累又無聊。」那會兒每天在現場苦大仇深，琢磨觀眾要是不樂怎麼辦啊。「哎喲，我現在想起這問題就頭大，為什麼我一定要讓你樂呢，我都這麼不快樂了，還得負責讓所有人都快樂，太難了。」
但他也是這條賽道最初的締造者，和過去這十多年最矯健的運動員之一。
2003年，《瘋狂的石頭》直接製造了市場的瘋狂，以不足300萬的成本獲得了將近3000萬的票房成績；2009年，《瘋狂的賽車》使他成為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之後第四位邁入億元俱樂部的內地導演。2014年，《心花路放》則開創了電影保底的盈利模式，和購票網站深度合作，在電影上映前就已經穩賺不賠——《囧媽》賣給字節跳動之前，就採用了該保底模式，歡喜傳媒提前受益6億元。
寧浩卻把自己定位為「誤入跑道的那個人」，被形勢和別人推著跑，「而且我也不是跑在最前頭的啊」。電影復工，《我和我的家鄉》收穫28億票房。
在採訪中，他對談論票房沒有興趣，還不止一次表達了對「講故事」的厭惡，覺得這一標準讓電影變得低賤，而電影在尊重它自身特質的時候才可以變得高貴。就像《瘋狂的石頭》那會兒，「還有不少電影本體的部分」——它的空間感、閃回倒敘，「只有電影可以這麼玩」。
那些慣常的評價一個「好故事」的詞，比如笑中帶淚、起承轉合，「我一聽到這就噁心」。對市場而言，這樣的故事無疑是有效的。過去這些年，寧浩覺得自己也「掉到坑裡了」，他想試著爬出去，但過了一會兒又說，「可能未來還是得走在這賽道上，你得生存，肯定免不了還得再拍點這玩意兒」。
「那有解綁的方式嗎？」
「啥人啥命，你走到那塊了，它就推著你只能幹。就像你已經進入到了媒體行業，你不管說這媒體行業今天是不是寒冬，反正你只能在這兒，那我也是啊。」寧浩說。
要不就是生病了，要不就是受傷了
王紅衛的時間感隨檔期而定，上半年是春節檔之後，下半年意味著暑期檔之後。他是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瘋狂的石頭》《無人區》等寧浩多部電影的編劇。
他每年都會被合作過的電影公司邀請去做一兩次內部交流。影院復工不久，電影公司發愁，找上他說，王老師，現在也沒片子，咱能說點啥？要不回歸學術吧，您在電影學院講了啥就給我們公司再講講。王紅衛覺得沒必要，就把這大半年「腦子裡想過的一連串問題」重新梳理了一遍。
三四月份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他在家裡給導演系研究生上網課，最關心的不是電影業什麼時候覆工，而是當外部世界劇烈變動，以後拍電影是不是要換個腦子，觀眾看電影的目光和感受會不會再也不同，電影裡又該用哪一套價值觀去講故事？
疫情逐漸平穩後，他覺得這個問題「太虛了，為時尚早」。目前全世界大的電影市場只有中國復工，沒有任何樣本，甚至缺乏新片，更遑論觀眾標準和口味的變化。
影院開工百日，票房達到120億，其中國慶檔就接近40億，和去年相差無幾，名列中國影史第二。《八佰》上映後，登頂全球票房冠軍。
董文欣這樣的影院經理，對市場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和上座率的提升幾乎是同步的」「《八佰》特別猛，一下子就爆了，比想像中加速了」。國慶檔之後，影院恢復了七成有餘。但在消費神話再造奇蹟的雙十一那天，董文欣在微博寫道，這周市場冷到了極致，影院又開始節衣縮食了。
往年11月，是好萊塢大片慣常檔期，如今除中國之外的全球電影市場停滯，出現片荒現象。「影院是靠片子吃飯的，現在的片子明顯不夠影院吃，特別是商業片。」幾天前，董文欣在電話裡說，她很焦慮，不知道這樣的局面還會持續多久。
過去15年間，王紅衛輔助和見證了寧浩、程耳、忻鈺坤、郭帆等導演的成長和中國電影市場的發育。
他把市場蛋糕分為三塊：第一塊是FIRST系的小微文藝片，要不獨立製作，要不由工廠大門這樣的廠牌監製或收割；第二塊是主旋律影片；最後一塊是核心主體，商業類型片。
他打比方，第一塊蛋糕就像營養補充劑，游離於工業體系之外，主要依賴創作者尤其是新人導演的創作欲望；第二塊蛋糕是政府供給，舉行業資源之全力，不受外部環境影響；最後一塊，才是支撐這個市場往前走的。復工之後，銀幕上出現最多的是前兩類影片。
11月初，北京急劇降溫，在望京的工作室裡，王紅衛一身黑衣，坐在編劇們開劇本會的長桌一側，像面前擺著一副棋盤，用手調動著「這三塊蛋糕」。
「你數數看，《八佰》這樣早就期待的片子之外，你數不出幾個。你會發現，好像和以前是不太一樣了。」王紅衛說，「那要說疫情影響，最實在的，是觀眾在第三類——商業類型片上的剛需和市場供貨不足之間的矛盾。」
他做出了一個大膽的猜想。目前行業資源並未集中在商業類型片上，「繼續往前推演，這塊兒就是爛片回潮，影片質量和票房成績會再次倒掛。」
復工後，王紅衛被邀請去看一部愛情類型片，觀影過程並不愉快，「咱就不說狠話吧，片子乏善可陳」。三天後，該片上映，當天票房衝破兩億。與之相對，豆瓣評分不足六分。
他舉例，更典型的是《喜寶》，豆瓣評分3分多但票房依然過億。「如果熟悉這個行業，其實中國大陸的愛情電影已經死了很久了，純粹愛情片，市場均值已下至三千萬左右，這還是線上演員出演的。不是市場沒需求，就是因為質量差。」王紅衛說，「我很擔心，花費十幾年才摸到的、市場和口碑良性運轉的規律被打破，爛片再次大賣，按照電影周期，接下來兩年時間裡，影響會立竿見影。後頭你再去做項目開發的時候，那個標準到底在哪兒呢？」
他有過這樣的經驗。五六年前，中國電影市場飛速發展，熱錢大量湧入，做房地產的來了，做工程的來了，不知道到底做什麼但手裡就是有錢的暴發戶也來了。綜藝節目到年底會出一個大電影，明星們馬上就能轉型導演，一個電視劇IP風頭還未了，電影就出來了。而與此同時，導演編劇的手藝、影視公司的製作能力和發行眼光、觀眾的審美和喜好，都在這樣的狂熱和混亂之中形成了。
當時就有很多人擔憂，爛片大賣會毀了中國電影業。
但王紅衛反而不擔心，「這是一種比較簡單的聲音」，在我們的採訪中，他對很多新興現象之下的觀點都做此判斷。很多國家後來興起的行業就是這麼起來的，一個充分的市場會進行自我修正。這就像一個小孩剛開始成長，還不夠身強體健，「他長得亂點，還好，總歸會長大的。」
那個長大的節點，被他劃在18年年中《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的出現——31億票房，豆瓣評分9.0，票房和口碑實現了「非常非常良性的正相關」，創作水準在線，受眾老少鹹宜，而它又不是空中樓閣，「確確實實和我們的社會現實緊密相關」。
但即將發生的這次「爛片回潮」不一樣，中國主流電影市場已基本發育完成，王紅衛有些悲觀，「一個人在青春期過了之後，如果再來這麼一下，那你要不就是生病了，要不就是受傷了。」
即便悲觀，王紅衛案頭仍排滿了工作。他眼下最憂心《流浪地球》的續集。19年春節檔結束，王紅衛就催促導演郭帆開始籌備第二部，但郭帆太忙了，到了2020年，疫情爆發，見面受到阻隔，項目難以推進。好不容易等疫情差不都過去，6月27日，郭帆接到《金剛川》的拍攝任務，幾乎全封閉式地一直忙到10月月底電影上映。
據了解，《金剛川》之後，四、五十部主旋律影片已提上日程，行業頭部資源參與製作，將在未來五年內陸續上映。
「馬上就是2021年的春節檔了，距離《地球》上映已經兩年了。」王紅衛感慨。他跟郭帆說，要是再這麼拖下去，等這個續集拍完，要不就是我退休了，要不就是連你都退休了。
王紅衛發來的現場照片
我們見面半個月後，11月26日晚上十點一刻，在廈門舉行的金雞獎活動上，郭帆宣布《流浪地球2》啟動拍攝，並定檔2023年大年初一。他透露續集裡「還會有全新的技術」。
王紅衛就坐在臺下，他第一時間發來消息和現場圖片。「好多事都是當你以為是開了個好頭的時候，沒想到就是結束了。如果《流浪地球》這個頭開得不算差的話，希望能努力得再好點，而不是一個終點。」在這個電影人的年底聚會上，他回答了李霄峰的那個問題，「電影能挽救一個人的靈魂嗎？能救死扶傷嗎？」
「都不能吧，電影肯定是個沒啥用的東西，但是也可以說是所有無用的東西裡，能做得很美好的一個，它可以把夢、把宇宙、把人從哪裡來都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