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曾在自己創作的《蝦》和木版水印複製品前打量許久，最後搖頭：「這個……我還真看不出來。」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王劍英 編輯高雪梅
北京琉璃廠古文化街
琉璃廠古文化街，京城著名古玩字畫和文房四寶集散地，榮寶齋是這條響噹噹的街道裡一塊響噹噹的招牌，素有「民間故宮」之美譽；在西街，榮寶齋大廈、榮寶拍賣大廈、榮寶齋美術館、榮寶齋典當、榮寶齋禮品店等排了一溜兒。
緊挨榮寶齋大廈西側，是一棟兩層古典範的小樓「木版水印工藝坊」（以下簡稱工藝坊）。推門而入，裡面滿滿陳列著齊白石、徐悲鴻、黃永玉等書畫大家的作品，但仔細一看，咦，許多標價只有幾千甚至幾百元？
大廳裡有一處現場展示技藝加體驗的工作檯，一身利落打扮的高文英就站在那裡，細心為客人示範、講解這門技藝的流程與特點。
木版水印是首批國家級非遺，榮寶齋是這項技藝的國家級生產性保護示範基地，擁有4位國家級傳承人和1位北京市級傳承人，高文英是國家級傳承人之一。
但當下，高文英覺得，若以純市場的標準來看，這門技藝遇到了一些困難。
新調任的業務負責人張建平則在思考如何重新謀劃、布局：「想生存、要利潤，就得向市場主動出擊。」
千年技藝，百年傳承
木版水印工藝坊設立並開放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際，這既是榮寶齋的一處門市所在，亦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示的一扇窗口。奧運會開幕時，許多政府官員、國際友人紛紛來此觀摩，無不讚嘆這一有著千年深厚底蘊的非遺技藝。
木版水印在明代「餖版、拱花」套印技藝上繼承發展而來，其基礎是始於唐代的雕版印刷術，有印刷業「活化石」之稱。它集繪畫、雕刻、印刷於一體，用這種方法印製出來的中國畫酷似原作，可以達到亂真的地步。齊白石曾在自己創作的《蝦》和木版水印複製品前打量許久，最後搖頭：「這個……我還真看不出來。」
絹本手卷《韓熙載夜宴圖》被公認為木版水印巔峰之作，榮寶齋為複製此畫，歷時8年之久，使用了與原件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貴顏色，刻版1667套，套印6000多次，印製成品35件，被故宮博物院定為「次真跡一等」並收藏。
在幾代技師的努力下，榮寶齋複製了大量國寶級的國畫作品，既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原作，亦拉近了百姓與國畫藝術的距離。在工藝坊，你可以花380元買一幅小尺寸的鄭板橋《蘭竹爭妍》，4000元買一幅中尺寸的于非闇《牡丹》，12800元買一幅大尺寸的白雪石《千峰競秀》。而于非闇的《牡丹》系列原作近年來的拍賣價動輒數百萬元。
高文英曾多次面對這樣的提問：「你們把這門技藝在公共場所展示，不怕把秘密洩露了嗎？」
她回答：「不怕。首先咱這定位是傳統文化的展示，榮寶齋是國企，對於傳承和弘揚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榮寶齋前身是始創於康熙年間的南紙店「松竹齋」，至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木版水印業務始自光緒年間（1896年）設立的印製工坊「帖套作」。新中國成立後，公私合營改制為國企，現隸屬於中國出版集團公司。
早在20世紀50年代，榮寶齋木版水印就在德國獲得萊比錫國際金獎，為祖國贏得巨大榮譽。1956年國畫名作《簪花仕女圖》複製成功，周總理將第一件作為國禮送給了當時的緬甸總理吳努。
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以及法蘭克福、紐約、倫敦等大型國際書展上，都能看到榮寶齋木版水印的身影，引發驚嘆之聲，讓世界感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
歷史上，其傳承曾命懸一線。在上世紀30年代內外交困的動蕩年代，當時魯迅給日本友人的信中，談及北京的木版水印時，「雕工、印工現在只剩下三四人，大都限於可憐的境遇中，這班人一死，這套技術也就完了。」
危難之際，鄭振鐸和魯迅伸出搶救之手。鄭振鐸跑遍北京城，搜集到500多幅木版水印信箋（註：即信紙）的畫樣，魯迅親自選定320幅，交給榮寶齋印製，即為《北平箋譜》。之後魯迅又極力向國外推薦，並將成品寄往美國、法國、日本、德國的博物館，令這門傳統技藝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免遭覆滅。
木版水印技藝的三道工序 ：勾描分色、刻制印版、套色印刷
得想辦法創新手段
厚重的歷史文化和首批國家級非遺既是榮譽，也是責任，宣傳、普及、繼承、弘揚這門技藝是榮寶齋責無旁貸的義務。但就企業和市場屬性而言，當下木版水印製作的高成本和市場相對小眾的現狀，亦令它的發展處於某種尷尬境地。
在榮寶齋4樓的辦公室裡，談及市場現狀和未來拓展，張建平幾次感嘆：「得想辦法創新手段才行哪！」
不久前，他從榮寶齋出版社總編輯的崗位上調任木版水印業務板塊的負責人，一直在思考如何為其注入新的活力。
木版水印是榮寶齋的核心業務之一，在各門市統一使用的購物袋上，印製的經營業務有6句話，第二句就是「木版水印 古今書畫」。
榮寶齋的業務布局涉及書畫、文房、拍賣、木版水印、出版、裝裱、電商交易等多個領域。但在張建平心裡，木版水印屬於榮寶齋自身擁有核心技術的產品。
這些年，榮寶齋木版水印營收的波動頗大。2002年至2012年，張建平稱其為木版水印業務發展的黃金十年，受益於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以及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舉辦，中華傳統文化備受矚目，加上經濟形勢給力，尤其是樓市火爆等各種綜合因素，2010年前後業務年收入曾超過2000萬元，但現在不及那時的一半。
和原作的市場價格相比，幾千、幾萬元並不算高，但對普通老百姓而言，消費這類產品仍有一定距離。用高文英的話來說，咱穿衣吃飯是必需品，但一個月收入四千的人，除非有特殊愛好，誰會買一幅木版水印的畫掛牆上呢？在她心裡，它們即便是複製品，亦屬於奢侈品行列。但非遺要發展，需要更多地拓展市場，走入更大的消費群體。
「不好算，真不好算」
工藝坊裡最便宜的商品是售價158元的白描花卉信箋，一套48張；幾款花樣和包裝更複雜的信箋分別為278元、438元、788元。高文英說，信箋是門市走量最大、最受老百姓歡迎的產品系列。
「木版水印產品算利潤高的商品嗎？」本刊記者問張建平。
「不好算，真不好算。」他沉吟半晌後，和記者算了一筆帳：
人力成本在這個板塊的支出中佔比最大，佔到了營收總額的四成。
材料費亦是一筆大支出。能被選上進行木版水印的作品幾乎都是名家名作，原作的用紙、用色講究，而木版水印必須使用和原作一樣的材料，宣紙、蠟箋紙、石青、石綠、硃砂、赤金等礦物顏料成本不低，有的需要專門定製，如古代的絹本畫作，光絲絹就需要提前幾年準備。
「再加上房租、水電、推廣費呢？」張建平掰著指頭算著。
還有一筆帳：這項業務得益於榮寶齋多年來積攢了豐厚的名人書畫庫存資源，「老家底兒厚。」張建平說。
「按價位，木版水印複製品屬於高端產品，但絕不屬於高利潤商品。」 他總結說，「現在整體來說不掙錢，能持平吧。」
高文英19歲就進入榮寶齋，對這裡充滿了感情，雖然數十年專注於技藝與傳承，但也為業務發展操著心：「要考慮普及，就不能定價太高。低了不賺錢，高了沒人買，挺不容易的。」
樹立服務意識，主動出擊
將張建平調崗折射著榮寶齋對這塊業務再度「雄起」的期待——前些年，木版水印的幾個重要項目都和出版有著緊密聯繫：榮寶齋曾將當代中國著名書法家聯合起來，出版了木版水印「百家書」系列，如《道德經百家書》《孫子兵法百家書》《論語百家書》《唐宋詞選百家書》等；此外，木版水印的吳冠中畫集《所見所思入畫圖》、黃永玉畫集《阿詩瑪》等，均曾獲得可喜的口碑和經濟效益。
張建平正在著手《榮寶齋藏印》一書，精選上百個榮寶齋收藏的印章，以木版水印工藝印製並結集出版，他說把各種時間成本都算進去，一年只能生產180本，定位是高端項目，走珍藏路線。
當然，視野不能僅僅局限在出版領域。
團隊花相當一段時間重新審視了這塊業務，發現當下最重要的是轉變銷售觀念：榮寶齋在過去很長時間採取的都是等候買家上門的「坐店」經營模式，但現在的形勢逼著「必須把服務意識樹立起來，主動出擊！」
怎麼主動出擊？
張建平說，在工藝坊，木版水印的現場體驗很受孩子們歡迎，可以與兒童流量極大的場所比如海洋館合作，增設體驗環節，收取一定費用雙方分成，也有利於傳播、普及。前陣子團隊找北京一家海洋館聊了聊，對方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日本某高檔飯店的筷子、盤子只使用本民族的手工漆器，張建平從中得到靈感：與五星級酒店合作，用木版水印為其定製菜單，客人只需加點錢就可以把一份體現深厚傳統文化的精美菜單帶走收藏。
和婚慶公司合作，用木版水印做些童戲圖，作為婚禮的伴手禮。和銀行等大機構合作，定製產品，作為給高端客戶的回饋。和藝術家合作，為其定製個性化的信箋……
「木版水印兼具商品、藝術品和收藏品的特點，很適合做定製。」張建平說，「但得走入生活。」
抓好高端路線，同時走「下沉」路線，多往二三線城市開發市場。榮寶齋在全國十多個城市開了分店，張建平發現，二三線城市對木版水印的市場需求更為熱情，因為對他們而言，這是一種新的文化體驗，「多出去走走，多辦展覽，讓更多人認識這門藝術。」
當然，他也坦承，新想法、新思路需要時間來推動與實踐，他預期一兩年內能見到成效，「最重要的是人，得有配合你思路的人。」
不管如何，木版水印技藝本身的巨大價值是這個團隊最大的底氣。就像高文英，雖捨不得給自己買，卻果斷出手買過一幅上萬元的《三人行》，作為生日禮物送給自己的老師，「老師特高興，這禮物有文化內涵，又是大師作品，又是教師題材。錢嘛，得花在刀刃上不是？」
榮寶齋前總經理馬五一曾說，榮寶齋作為全資國有文化企業，既要創造物質價值，還要實現文化理想；一副肩膀，兩個擔子，要使木版水印這項遺產成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源水即是波瀾的市場，本木則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