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貝卡·羅徹（Rebecca Roache）是倫敦大學哲學院的講師。目前，居住在英國牛津郡的她正在撰寫一本關於發誓許諾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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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波語（Aka-Bo）是孟加拉灣安達曼群島當地居民的部落語言。2010 年，全世界最後一個會說阿卡波語的博阿·西尼爾（Boa Senior）離世。許多報導博阿·西尼爾去世消息的新聞都表示她的一生坎坷波折——先後經歷過英國殖民者的野蠻殖民政策、1942 年日本人的入侵和 2004 年的印度洋海嘯（據稱當地部落長老曾在海嘯發生前就預測過災難的到來）。
與博阿·西尼爾相識多年的語言學家安維塔·阿比（Anvita Abbi）說：「父母去世之後，博阿成為最後一個會說阿卡波語的人。這一局面維持了三四十年。她經常感到非常孤獨。為了與其他人交流，她不得不學習了一種安達曼人所使用的印地語。」
語言滅絕的故事總是讓人感到悲傷。但這究竟是為什麼？與其他很多已經滅絕的語言一樣，阿卡波語的存在和消亡對全世界絕大部分人的生活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可即便如此，人們還是會在越來越多的語言滅絕時有一種丟失非常寶貴東西的感覺。與此同時，保護絕大部分語言又是極其浪費時間和資源的事情。這顯然是兩個互相矛盾的問題，而我試圖找到答案。
如果用最簡單的方式定義少數語種，那它應該是使用人數在某個國家或者地區不超過總人口數一半的語言。按照這種定義，全世界使用人數最多的普通話將在很多國家成為「少數語種」。實際上，我們日常所說的少數語種是指那些即便在該語言使用人數最多國家中依舊是少數語種的語言。這也是本文所關注和討論的少數語種。我們尤其關心瀕臨滅絕的少數語種，還有那些如果人們不採取積極行動進行保護便將陷入瀕臨滅絕困境的少數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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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為一種語言的消亡而感到悲傷。其實，這種傷感是非常複雜的情緒。博阿·西尼爾的去世不僅意味著一種語言的滅絕。撒手人寰之後，她曾經身處其中的一種文化也隨之離去。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對因壓抑和暴力而消亡的阿卡波語背後代表的文化興趣十足。除此之外，像博阿·西尼爾這樣某種語言最後傳人的遭遇也讓人感傷不已：作為全世界最後一個會說某種語言的人，她看著身邊那些曾經與她用母語親切交流的親人朋友一個個離她而去。看著曾經繁榮一時的文化漸漸衰亡，孤身一人的寂寞，痛失親友的傷心…這一切都瀰漫著濃濃的憂傷。即便不考慮語言的滅絕，博阿·西尼爾的故事也足以令人唏噓感嘆。
不過，語言滅絕帶來傷感情緒中有一部分與語言本身根本無關。欣欣向榮的大語種從未有過瀕臨滅亡的悲情經歷，因此少數語種滅絕對我們情緒的觸動不會那麼強烈。如此一來，人們對少數語種生存環境的憂慮常常被誤讀成多愁善感便不足為奇。關注語言政策的研究人員發現，人們之所以看重大語種有價值是因為它能為人們帶來幫助，可以促進交流和各項事業的發展。相比之下，少數語種則像是阻攔人類發展進步的障礙。總體來看，人們認為少數語種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情感價值方面。
我們通常認為情感是附著在某種東西身上過於誇張的情緒。之所以說它過於誇張，原因在於情感並不能反映出其所附著物體的真實價值。已故的哲學家 G·A·柯亨（G A Cohen）在剛剛當上講師時買了一塊橡皮。他說自己「不願意弄丟」這塊有著 46 年歷史且破舊不堪的橡皮。幾十年前買的橡皮，孩子童年時期的手繪，去探望所愛之人時留下的早已過期的火車票…每個人都有這種自己無比珍視但對他人而言毫無價值的東西。如果說少數語種的價值主要是體現在情感方面，那它的價值差不多和柯亨眼中那塊舊橡皮的價值一樣。肆意摧毀一塊橡皮是很殘忍的事情，但指望全社會動用大量資源對其進行保護顯然也是不現實的。這種邏輯大概也適用於少數語種：它對部分人具有情感價值，但這不足以讓全社會一起努力去保護它。
人們針對這種邏輯做出了很多回應。首先，少數語種的價值不僅僅是情感價值這麼簡單。從科學角度分析，語言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人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語言進行研究——繪製語言的歷史發展過程、探究與其他語言的關係，分析語言與其所處文化的關係…了解語言甚至能幫助我們了解人類的思考方式。有些人認為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影響著我們的思想，甚至可以說正是語言使得人們產生了思想。這種觀點其實體現了所謂的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又稱「語言相對論」，是關於語言、文化和思維三者關係的重要理論。即在不同文化下，不同語言所具有的結構、意義和使用等方面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使用者的思維方式——譯者注）。但是在哈佛大學語言學家和認知科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看來，沃爾夫假說簡直是「大錯特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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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夫假說肯定和不少令人生疑的錯誤觀念和民間傳說有關，比如愛斯基摩人的語言中有著令人難以置信數量形容雪的詞語。這是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但實際上並不正確。不過，沃爾夫假說的核心理念卻不像平克認為的那樣「大錯特錯」。雖然少有證據表明語言是思想產生的前提，但大量證據顯示語言的確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和對世界的看法。德語和英語都很流利的雙語者使用不同語言時，他們對情緒的劃分歸類方式有所不同；西班牙語和瑞典語都頗精通的雙語者使用不同語言時，他們表達時間流逝的方式並不一樣；德語和波斯語都較熟練的雙語者使用不同語言時，他們感知音樂音調的方式存在差異。平克發現思維模式和語言之間存在一種引人注目的聯繫：他堅信思想就隱藏在人們所使用的語言之中，並將其稱為「思維語言」（mentalese）。無論如何，我們只有依靠經驗主義才能徹底解決這個爭端。因此我們要儘可能多的研究不同的語言和語言的使用者。不過，沃爾夫假說和平克的觀點都證明語言的價值絕不僅僅是情感價值這麼簡單。
其次，讓我們仔細探究一下語言的情感價值。我們為什麼說某樣東西具有「情感價值」？當某樣東西和某個個體之間存在特別的私人關係時，我們便說這樣東西具備情感價值。柯亨和他的舊橡皮便是最好的例子。柯亨將這種價值稱為「個人價值」。其他人與具備個人價值的東西之間不存在特定的私人關係，因此他們認為這些物品的價值很低。如果某樣東西與我們所關心的人或者物存在聯繫時，我們也認為它具有情感價值。名人籤名銷售火熱，這個繁榮發展市場背後體現的就是籤名的情感價值。同理，家長也是因為情感價值才將孩子的手繪當成寶貝一樣貼在冰箱門上。
情感價值中「情感」一詞其實隱藏著一絲貶義：雖然我們在寄託眷戀之物不會給彼此造成不便的時候願意傾注情感，但同使用價值相比，我們認為情感是一種品質較差的價值。父母對孩子手繪的情感不會影響他人的生活，但人們對少數語種的情感卻並非如此，因為保護少數語種需要我們投入大量的時間和資源。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有些人不願意關心少數語種的發展狀況。
不過我們很難對情感置之不理。仔細想來，我們文化的基礎其實與情感價值中的情感非常類似。下面這個對比很說明問題：我們都認為柯亨因為情感原因而堅持不願意用全新的橡皮替換掉自己的舊橡皮。可當羅浮宮拒絕用技巧高超偽造者繪製的「改良版」《蒙娜麗莎》替換掉多年來因為受侵蝕而表面受損的原作時，我們卻不太可能認為是情感驅使人們做出了這個決定。相反如果羅浮宮真的用贗品替代原作，我們一定會震驚不已，全世界各地媒體的頭版頭條也將被這一消息佔據。我們對柯亨橡皮和《蒙娜麗莎》的態度完全不同，但其實兩者背後隱藏的情感價值卻非常類似：不管是舊橡皮還是《蒙娜麗莎》，它們都是有著一定歷史的物品。而在人們眼中，舊橡皮和《蒙娜麗莎》原作比有著不同歷史的新橡皮和「改良版」贗品有著更高的價值。
這種衡量物品價值的方式普遍存在於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之中。我們對中世紀城堡、艾菲爾鐵塔和羅馬鬥獸場悉心保護，原因不是它們有使用價值，而是因為它們具有顯著的歷史價值和文化意義。2015 年，ISIS 佔領摩蘇爾後損毀了大量具有五千多年歷史的博物館藏品。義憤填膺的記者將焦點對準被毀文物與古老且已滅絕文化之間的關係，寫出了大量的報導文章。語言具有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這也是我們重視語言的原因之一。其實，哲學家尼爾·利維（Neil Levy）曾指出語言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正是我們重視它們的主要原因。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將這種珍視物品的方式認定為看重物品的情感價值。如果情感價值只是我們重視少數語種的原因之一，那麼少數語種便不再是僅具有情感價值的「特例」，而是成為和文物一樣的珍品。
雖然重視少數語種經常被人們看作是多愁善感的行為，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受人欽佩之舉。2010 年的紀錄片《我們依然生活在那裡》（We Still Live Here ）講述的就是人們復興萬帕諾亞格語（Wampanoag language）的故事。萬帕諾亞格語是一種美洲原住民的土著語言，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已經滅絕。該片讚美了傑西·貝爾德（Jessie Little Doe Baird）所做出的努力和萬帕諾亞格語的復活。貝爾德是一名語言學家，在復興萬帕諾亞格語的過程中發揮了先鋒隊的作用。她祖先的母語就是萬帕諾亞格語，而她的女兒則成為萬帕諾亞格語復活後首個掌握該語言的人。貝爾德獲得了「麥克阿瑟天才獎」（MacArthur Fellowship），從而得以繼續開展自己的研究項目。她也成功吸引了全球媒體的注意，獲得了諸多榮譽。波士頓凱爾特人隊就向她頒發了「我們之中的英雄獎」（Heroes Among Us）。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84 歲的卡特裡娜·伊索（Katrina Esau）是全世界最後三個會說 N|uu 語的人之一。這是一種南非土著語言，發音方式以搭嘴音為主（亦作吸氣音、吮吸音、咂嘴音等，是發音方法的一種，泛指口腔內任何一個發聲部位發出的一種吸氣聲音——譯者注）。在過去的十年中，她在家鄉經營一間學校。為了保護 N|uu 語，她親自為學校裡的當地孩子教授 N|uu 語課程。2014 年，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Jacob Zuma）向她頒發了「猴麵包樹獎章」（Order of the Baobab）。貝爾德和伊索都因為自己在保護少數語種領域做出的努力獲得了全球媒體的廣泛報導。在我們看來，她們都為本地社區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積極貢獻。
幸運的是，多愁善感的感性態度也可以收穫人們的尊敬。如果缺少感性態度——也就是僅僅關注語言的科學價值和學術價值——那我們就很難解釋為什麼更應該努力保護目前尚存的少數語種，而不是復興那些早就滅絕且人們絲毫不關心的語言。同樣，我們也難以說清為什麼更應該支持瀕臨滅絕語言（比如中美洲人使用的蘭卡語）的發展，而不是保護像沃拉普克語（Volapük，一位羅馬天主教神父創造於十九世紀德國的語言）和克林貢語（Klingon，《星際迷航》中外星人使用的語言）這樣的人造語言。當然，我們更說不明白為什麼更應該保護瀕臨滅絕的自然語言，而不是發明全新的語言。
一邊是伊索想要保護 N|uu 語，一邊是有些人想要創造並推廣一種全新的人造語言。面對這個局面，我想即便是對支持少數語種發展不怎麼關心的人也更願意選擇前者。當然，雖然在科學角度來看創造並推廣一種全新的語言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目前還沒有人投身於這項事業。為什麼更應該保護現存的自然語言而不是創造全新的語言？因為自然語言富含歷史價值和個人價值。而歷史價值和個人價值則正是與感性情感密切相關的東西。
少數語種也有價值。既然如此，這是否意味著社會應該投入資源來支持少數語種的發展？答案是不一定。如果只看不保護少數語種的危害，那就高估了少數語種所具備的價值。社會不是必須支持少數語種的發展，原因有二：支持少數語種發展會給人們帶來負擔；減少語言多樣性能給社會帶來好處。
雖然我們重視少數語種的原因和我們珍視中世紀城堡的原因非常類似，但如何保護這兩者的方式存在巨大差異。相比於保護城堡而言，保護少數語種給人們帶來的負擔和壓力更大。我們可以通過僱人維護的方式來保護城堡，但卻不能利用付錢這個手段來讓人們維護少數語種的發展。相反，我們必須讓人們將少數語種作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這是使他們熟練掌握少數語種的必要條件。有的人自願學習少數語種，但如果我們想讓語言愛好者之外的其他人也學習少數語種，那就必須不管人們的感受而強行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通常這一過程涉及立法問題，也就是用法律手段確保孩子們能在學校學習少數語種。
這樣的政策具有爭議性。有的家長認為孩子學習實用強的大語種比學習實用性差的少數語種更有用。但對於母語是英語的人來說，學校中開設的最為常見的大語種課程——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並不像他們所想的那樣實用。如果一門語言能幫助孩子與更多的人溝通，使她理解更多地理區域的文化，那它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如果孩子能學習一門祖國周邊國家所使用的語言自然更好。法國、德國、西班牙和義大利這樣國家也廣泛使用英語，因此只說英語的人去這些國家旅遊時也可以很好的與他人溝通。如果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決定學習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或者義大利語，那他投入時間和努力換來的實用性回報可能相對較少。
如果英語國家的人們的確想讓孩子學習實用的語言，他們應該教孩子英語使用不甚廣泛國家所使用的語言，比如阿拉伯語和普通話。在英國和美國，開設阿拉伯語和普通話課程的學校的確不多。當然一些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認為學習外語沒有任何意義，因為英語在全球範圍內普及率實在太高。生活在西班牙的英國人非常刻板老套，他們堅持不學習西班牙語。但這個觀點顯然不符合想讓孩子多學習幾門外語父母的心意。如此一來，支持說英語的孩子學習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但卻不支持這些孩子學習少數語種的人就會面臨困境，因為他們無法從實用性角度出發解釋自己行為的合理性。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認為說英語的孩子學習像法語、德語和義大利語這樣的大語種是好事？我想這和人們認為學習少數語種也是一件好事背後隱藏的原因是一致的：通過語言學習了解陌生文化、磨練認知技能，通過用當地語言與外國人交流而表達尊重…
另外，我認為孩子和其他人學習少數語種能增強他們與使用該語言社區的凝聚力。學習少數語種之後，人們能夠更好地理解理解當地的文化和歷史，能夠參與到一些不懂當地語言就無法參與進去或者根本意識不到的活動之中。換言之，學習少數語種讓人們有了參與用少數語種開展活動的機會。我本人就是很好的例子。過去一年半的時間裡，我一直努力學習威爾斯語。我是土生土長的威爾斯人，但多年以來威爾斯語和我的生活一直沒產生什麼交集。如今我對威爾斯語有了粗淺的認識和了解，再回故土後，我開始對這片熟悉的土地有了全新的認識。而且這種新的認識能以可見的方式呈現眼前。遇到說威爾斯語的人後，我會格外開心和感興趣。我很欣慰的發現小侄子也在學校學習了威爾斯語。對於我這樣的非保守主義者而言，這種強大而保守的直覺令我感到驚訝和陌生。不是只有我才產生這種感覺：支持保護少數語種的人經常宣傳這種感覺，稱其是少數語種存在給社會帶來的好處。
最後，我們來看一個抵制保護少數語種者所持有的與眾不同的觀點。語言多樣性是阻礙了人們之間順暢的溝通和交流。《聖經》裡有這樣一個故事：作為對人類修建巴別塔（Tower of Babel）的懲罰，上帝「混淆了地球上所有的語言」。祂讓原本使用一種語言地區的人們開始使用多種語言，從而使人類陷入困惑。如今很少還會有人認為語言多樣性是上天對於人類的詛咒，但在其他溝通領域——比如數字、長度和體積的表達——我們更喜歡構建標準化體系。全世界都使用一種語言的優點顯而易見。我們能夠暢遊全球，絲毫不擔心與當地人存在溝通障礙；我們再也不需要翻譯，可以節省大量費用；科學發現和其他新聞能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廣的範圍內傳播。如此看來，保護語言多樣性就是保護阻礙順暢溝通的屏障。讓儘可能多的語言消失，確保全球人民只使用一種通用語難道不是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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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平且公正的推行通用語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通用語總是讓人們想起以前那些充滿壓迫性的政策，比如蘇聯廢除各個加盟國的本土語言，要求所有居民只能用俄語進行交流。總體來看，已經滅絕的語言和瀕臨滅絕的語言都不是漸漸走向消亡。換言之，語言消亡的原因不是一代又一代人自由的選擇使用更主流的其他語言，進而導致少數語種緩緩退出歷史舞臺。實際上，語言的滅絕史裡充滿暴力和血腥。研究語言滅絕問題相關專著的書名就很說明問題：大衛·克裡斯託（David Crystal）的《語言的死亡》（Language Death）、丹尼爾·內特爾（Daniel Nettle）和蘇珊娜·羅曼（Suzanne Romaine）的《消失的聲音：世界語言的滅絕》以及託弗·斯庫特納布-康格斯（Skutnabb-Kangas）的《教育領域的語言滅絕》。
想讓其他語言的使用者在不受傷害的情況下接受通用語也很難。如果我們真的想公平的推行通用語，僅僅做到不傷害少數語種群體是遠遠不夠的。少數語種使用者在過去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對待，他們理應得到補償。這是少數語種支持者普遍認可的觀點。補償究竟以何種方式開展？人們對這個問題還存在爭議。但有一件事清晰無比：放任本地少數語種滅絕，用通用語代替少數語種絕對不是一種合理的補償模式。
如果一個人能像上帝那般從零開始重新創造世界，那他最好的選擇就是打造《聖經》中描述的巴別塔建造之前的文明世界。換言之就是讓全世界人民使用同樣的語言，而不是用多種語言迷惑世間眾生。可是現實是我們生活在一個語言多樣性極為豐富的世界。不同的語言與特色各異的歷史和文化交織在一起。雖然人們用各種方式捍衛少數語種，但很多語言依舊經歷了「虐待」和目前依舊持續進行中的壓迫。語言多樣性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很難在不犧牲大量具有重要意義和寶貴价值東西的前提下打造一個使用單一語言的世界。
翻譯 糖醋冰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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