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的《察網》1月18日發表了〈CIA曾出錢暗中分化扶植日本左派勢力〉http://www.cwzg.cn/html/2016/chaguzhijin_0118/26187.html#rd?sukey=7f8f3cb2e9b0da4523665fac5b02869e08c0465eae36815ddafa95ba6328fa6c14f4d4ad45bf551a9f8ba1fe722348fe
《批判與再造》55期(2008年12月)曾登載日本國立山口大學副校長纐纈厚教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一書的導讀，在第三節剖析了戰後的日本保守勢力為何能長期壟斷政權的問題，文中使用了美國解密的機密檔案，詳述了美國如何透過中央情報局(CIA)資助自民黨、分化左派勢力，以鞏固保守勢力的政權，確保亞洲的反共遏制戰略不遭破壞，可為《察網》文章的補充。現節錄於後，有興趣進一步瞭解的讀者請參閱《批判與再造》55期，或人間出版社的《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2009年)。──《批判與再造》編者
日本戰後政治的一大特點便是在資本主義形式民主體制下，雖有政黨競爭，保守政黨仍長期壟斷政權，為世所僅見。自民黨自1955年開始，連續執政達38年，直至1993年才下臺。纐纈厚教授在書中指出，在日美安保體制下，日本實現了高度的經濟增長，支撐了自民黨的長期一黨統治(頁9)。此處再根據美國的解密文件，揭露美國為確保日本能充當其冷戰時期東亞戰略的走卒而不遺餘力地支持保守勢力，所採取的政治、經濟策略。
美國釋放戰犯、解除對軍國主義份子的懲處令，積極培植反共保守勢力
就政治策略來說，1952年4月28日對日和約正式生效後，美國結束對日本的佔領，形式上日本恢復了主權，美國不復能直接控制日本國內的政治，日本政權的歸屬須依憲法規定的政黨競爭體制決定，美國只有通過扶植可靠的政治代理人，力求鞏固其統治，才能遂行意志。但在1950年代日本經濟剛恢復活力，根基仍不十分鞏固，生活水平尚未大幅提高，而日本人民戰敗的創痛猶深，反戰和平的思想頗濃，美國霸權以居高臨下的凌人氣燄支配日本，也引起相當大的反美傾向，故日本左翼要求社會平等、擺脫美國控制獲得真正獨立與非武裝中立的主張，受到廣大的支持，在國會大選中，屢有斬獲，對日本的右翼保守勢力構成強大的威脅。美國當局為此憂心不已，亟謀確保日本保守勢力當權的對策。前已述及，二戰結束之初，美國以消除軍國主義禍根為要務，德國與日本在政治、軍事、經濟各界的極右派骨幹被視為洪水勐獸，或關押審判或禁服公職，必欲去之而後快。但自1947年3月冷戰揭幕後，美國的政策由剷除法西斯主義轉向反共至上。在美國眼中，德、日的軍國主義份子此際成為穩定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中堅力量，開始解除不準他們從事公職的懲處禁令。軍國主義的牛鬼蛇神獲得大赦，紛紛出籠，重掌政治經濟大權。1950年10月，就在前述日本天皇向杜勒斯要求赦放遭整肅的軍國主義份子不久之後，「盟總」撤銷對一萬餘名日本政商界人士的整肅，1951年6月至8月又撤銷8萬餘名。鳩山一郎、石橋湛山、河野一郎、三木武吉等戰前的右翼政界要角皆在其列。(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995)這些軍國主義者與獲釋的戰犯岸信介、重光葵等人及親美的吉田派大將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宮澤喜一等，構成日本恢復主權後各派保守勢力的領導者，其中岸信介受到美國當局青睞，成為美國刻意培植的代理人。
岸信介是日本戰犯中美國「逆轉路線」的早一批受惠者。二戰期間，他曾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省大臣，軍需省次官，1941年12月聯署了對美宣戰書。日美開戰後，當時任美國駐日大使的格魯遭囚禁，岸信介將格魯釋放，兩人還成了高爾夫球友。日本戰敗，岸信介以甲級戰犯嫌疑人被逮捕，關押在巢鴨監獄三年多，1948年12月未遭起訴而獲釋。當時格魯已出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外圍組織「自由歐洲」委員會的主席。岸信介出獄後不久，便重燃政治野心，1949年初春，意氣昂揚地賦漢詩一首曰：「鬱屈三年意始伸，還來今日萬象新。誰言邦國妖雲蔽，滿目滿耳總是春。」他深知自己無罪獲釋是因美蘇決裂後美國欲利用日本右翼反共之故，便決意走親美路線，企圖依傍美國的力量東山再起。他先與美國《新聞周刊》東京辦事處主任貝肯漢、外交新聞編輯柯恩(Harry Kern)等人搭上線。極端反共的貝肯漢、柯恩自1930年代便對日本友善，美國佔領日本期間，他們在《新聞周刊》不遺餘力地抨擊「盟總」的政治、經濟改革政策，指責這極易使日本落入共產黨手中。柯恩與曾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商業部長的《新聞周刊》創辦人之一的哈裡曼(Averell Harriman)關係密切，亦為美國情報部門重要人物艾倫.杜勒斯(1953年出任CIA局長)的好友，自CIA於1947年成立後，他便一直充當CIA的情報管道。柯恩早在1947年中期便主張重新武裝日本以對抗蘇聯與中共。1948年8月，柯恩與貝肯漢更結合商界領袖、煺休外交官與軍事官員成立日本遊說團「美國日本協會」極力鼓吹改變對日佔領政策。不僅此也，柯恩與貝肯漢等「美國日本協會」人士還積極為天皇為首的日本保守勢力與美國高層之間穿針引線，建立聯繫管道。前已述及的1950年6月26日貝肯漢代轉天皇口信給訪日的杜勒斯便是一例。柯恩等人知道岸信介與格魯過去的交情，介紹他與訪日的美國政要會面，安排他到歐美訪問，貝肯漢還教授他英語。岸信介得此之便，與美國大使館官員交好。1952年被撤銷禁止擔任公職的整肅令後，他藉著大財閥藤山愛一郎、日本極右翼的黑社會頭子兒玉譽士夫(亦為戰犯)及軍國主義份子的支持，於1953年當選眾議員，重登政治舞臺。此後與CIA及美國國務院緊密聯繫，以獲得美國的支持。(田尻育三等1980〔1978〕：101-8，117-18;Schaller 1985：93-4，139;Schaller 1997：124-25;塬彬久 2007[2005]：214;Weiner 2007：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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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結束會談後，9月1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報告說，與日本人談得「非常好」，既頂住了修改安全條約的壓力，也與岸信介、河野一郎建立了個人連繫。他鼓勵「右翼政黨團結起來，不要彼此分裂」，並預測保守派很快便會「在與美國合作的政綱上團結一致」。(Schaller 1997：119)事實上，杜勒斯與岸信介會晤時，當面告訴渴求美國支持的岸信介，只要日本的保守勢力能統合，幫助美國反共，美國就會支持他。(Weiner 2007：118)接受杜勒斯指示的岸信介與河野一郎在由美返日的歸途中，便協議好聯合保守勢力組成新黨，由岸當新黨總裁，接任首相。河野提出的條件是，岸必須支持正遭部份反對日蘇復交的保守勢力逼迫辭職的鳩山度過難關，完成日蘇復交，使鳩山得以實現大願，光榮下臺。岸果然極力配合鳩山，幫鳩山統一黨內對日蘇談判的意見，最終達到日蘇復交。(鳩山一郎 1977[1957]：186-87;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18)
日本保守勢力的統合完成於1955年11月。日本戰後由於右翼各股勢力爭權奪利，保守政黨不斷發生分合，社會黨也分裂成左右派，朝野紛爭不已。吉田茂執政期間數度解散國會，重新改選，政局一直混亂不安。1954年12月吉田被逼下臺後，「經團聯」等壟斷資產階級集團眼見社會黨特別是左派社會黨日益強大，而保守勢力則內訌方酣，憂心保守政權不穩，於1955年1月集合商界力量，成立政治獻金的組織「經濟再建懇談會」，資助自由黨、民主黨競選經費與每月的經常開支，希望保守勢力聯合，穩住政權。1955年2月的大選，社會黨左右兩派席次皆有增加，共達156席。保守派的民主黨雖得到最多的185席，自由黨卻只有112席，皆未過半數。社會黨方面見本身實力大增，保守勢力內部復勾心鬥角，積不相容，遂認為黨內左右兩派若能捐棄嫌隙重歸統一，或有執政之望。社會黨左右兩派乃自1955年3月展開協商，10月13日實現統一，採取廢除日美安全條約與非武裝中立的政策。身為民主黨幹事長的岸信介與總務會長三本武吉眼見社會黨展開統一的行動，自1955年4月起皆產生嚴重的危機感，遂唿應壟斷資產階級集團的要求，認為保守勢力有聯合的必要，積極謀求克服民主、自由兩黨的岐見。
社會黨完成統一後，保守勢力為與左翼對抗也加緊整合，解散自由、民主兩黨，於11月15日組成自由民主黨。於是形成長達38年的自民黨執政、社會黨在野制衡的「1955年體制」。(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13-16，1026-28;藤塬彰 1983[1977]：161-62)
1956年12月14日鳩山一郎在日蘇復交後功成身煺，由岸信介、石橋湛山、石井光次郎角逐自民黨總裁。岸信介握有的資金、人脈最為豐沛，美國把注押在岸身上，塬以為他穩操勝券。不料，較居劣勢的石橋與石井兩人在最後關頭聯手，擊敗岸信介，由反對向美國一面倒的石橋當選總裁，於1956年12月20日組織內閣。石橋延續鳩山一郎較為自主的外交路線，不顧美國的禁令，主張擴大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力謀改善與北京的關係。石橋預告訪日的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羅伯遜說，日本幾乎自動順從美國對華政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美國為此大為頭痛，期望石橋早日倒臺，並極力在日本媒體上宣傳美日緊密關係的重要性。(Schaller 1997：124)身體欠佳的石橋因政務繁忙，執政僅一個半月便不支病倒，於1957年2月23日辭職。3月，岸信介當選自民黨總裁，達成組閣的夙願。
早在1955年7月，岸信介尚擔任民主黨幹事長時，便向美國大使館官員匯報自由黨與民主黨磋商組籌新黨的情況。成為首相前，他也告訴大使館官員，他準備向商界募集競選資金，集中管理後再分配給自民黨的候選人，這樣參選者就不必個別去募款，黨的領袖也更能控制國會議員。後來他又告訴美方，為了防止社會黨在國會的席次大幅擴增，他也打算提出小選區單一席次的選舉改革方案，以確保自民黨能控制國會。(註33) 前已述及，1955年4月9日美國通過國家安全會議NSC5516/1號文件，釐訂了支持日本保守勢力，削弱、分化左翼力量，以確保右翼執政配合美國東亞戰略的政策方針。這個政策方針主要交由中央情報局(CIA)來執行。岸信介就任首相後，與CIA暗中建立獲取資金與政治合謀的關係。(參見Schaller 1997：125)岸信介為了避人耳目，要美國大使館的資深政治官員柏格(Sam Berger)為他物色在日本不為人知的直接聯絡人，這個任務落在CIA幹員麥克弗伊(Clyde McAvoy)身上，此後兩人展開密切的合作關係。岸向美方保證在重訂日美安全條約期間會與CIA合作無間。岸不僅個人與CIA密切合作，他還讓CIA逐個招募他在國會裡的派系成員，為CIA所用。與岸信介在二戰期間同在東條英機內閣任大藏大臣的甲級戰犯賀屋興宣，是岸的密友，塬被判無期徒刑，1955年獲釋，1958年當選國會議員，身居自民黨政治顧問與安全委員會委員的要職，也被CIA招募為線人。1959年2月6日賀屋還親自到CIA總部拜見局長艾倫‧杜勒斯，要求CIA與自民黨安全委會成立交換情報的正式協議。(Weiner 2007：119-21)
CIA利用諸如售賣軍事武器裝備給日本的洛克希德(Lockheed)公司這類可靠的美國商人，拿錢給保守派中有望成為國會議員與內閣成員的年輕一輩政治人物及年長的政客，資助自民黨競選經費，並利誘策反日本社會黨與工會的幹部，加以分化、打擊(Weiner 2007：119)CIA削弱左翼力量的手法是派特務混入社會黨與青年、學生、工會等左傾的社會團體，也提供資金給一些比較不激進的社會黨國會候選人，這些人當選後在黨內的地位提高，再提供情報給CIA或在黨內製造紛爭，破壞圖結。一位CIA的官員說，獲取日本社會黨內的「線人」與「阻礙日本反對黨的壯大」是「我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Schaller 1997：136;Weiner 1994)
CIA自1952年就開始挹注日本保守勢力資金。韓戰期間，美國軍方急需稀有的戰略金屬鵭來加固飛彈，而日本保守派則短缺經費。CIA便出資280萬美元，與靠提供情報給美國而獲準出獄的日本戰犯兒玉譽士夫合作，把日本軍方秘藏的數噸鵭走私到美國，以一千萬美元賣給美國國防部，獲利2百多萬美元。兒玉這個惡名昭彰的極右翼黑社會頭子便利用這筆收益資助日本保守派政客參與1952年10月美國結束佔領後的首次大選，日後持續支持保守政治勢力，成為日本政壇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Weiner 1994，2007：116-17，568-69)不過，美國政府通過CIA長期而有計劃地支持日本保守勢力，則是岸信介就任自民黨總裁與首相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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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岸信介與艾森豪會談時便申明日本「在國際方面反共」及「和美國緊密合作」的政策。岸警告說，「若社會黨當政」，這些政策便會「終結」，因此，自民黨繼續當權對美國「至關緊要」，而要確保自民黨的統治，有些事必須「改正」，首先就是修改安全條約。6月20與21日，杜勒斯與岸討論安全問題，杜勒斯開門見山便說，艾森豪已決定從日本撤出大部份的地面部隊，美國很樂於讓岸對此事居功。不過，杜勒斯軟硬兼施地說，他同意與日方會談是假設岸政權「有意保持與美國的緊密關係」，「對蘇聯與中國共產主義的危險和美國有同樣的評估」，目前與美方會談也「並非因為日本不願與我們為伍而只是刻意要為難美國，讓美國在日本待不下去」。杜勒斯威脅說，如果岸喜歡「我們撤離日本」，美國人會「順應那樣的願望」，他不會強加政策於心不甘情不願的盟友，而是準備「發展澳大利亞成為一個取代日本的工業基地」。岸向杜勒斯保證，他與自民黨「絕對」承諾與美國「密切合作」，但社會黨若掌權，事情就會「全然」變卦，兩國的「問題」是「保守黨怎樣能長期執政」。岸指修改安全條約是日本國內政治對抗的關鍵議題，若有美國的支持，保守派便能用來遏制左派。在三天的會議中，美日當局經多方折衝，雖未在所有議題達成一致觀點，但狼狽為奸、各遂所圖的合謀已然成形。在會談中，杜勒斯一再重申，他與艾森豪「下大注」在岸身上，他們希望岸的表現會證明他們信賴他是正確的。艾森豪則認定，日本在政治上支持安全條約與美國用金錢支持岸信介是同一碼事。(Schaller
1997：133-35;Weiner 2007：120)
艾森豪與杜勒斯說要下大注投資岸信介，並未徒託空言。他們既大量資助自民黨(尤其是自民黨內的岸信介派系)競選與活動的經費，也修改過去視日本為半殖民地的政策，以鞏固日本保守政權，形成美日保守勢力在政治與軍事上的攻守同盟。
艾森豪授權CIA在日本啟動一個秘密資助自民黨的計劃。1955年至1958年在日本負責諸多行動的CIA官員阿默爾(Alfred C. Ulmer)說，「我們資助」自民黨，CIA「依靠自民黨提供信息」，運用秘密經費招募自民黨內的線人。CIA資助自民黨長達10餘年，直至1970年代初才終止。不過，已建立的人脈並未因此中斷，仍持續提供情報給美方，日本內閣各部門皆有CIA的線人，包括一位首相的心腹助手。美國國務院負責情報業務的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Roger Hillsman)說，到1960年代初，每年支付給自民黨與個別政客的款項在兩百萬到一千萬美元之間，這種確立成習的資助成了美日關係正常的一部分。岸信介1957年7月自美返日後，便命他的親弟弟左藤榮作(曾任自民黨總務會長與岸內閣的藏相，1964-72年為日本首相)與美國大使館官員數度商量資助之事。1958年5月的眾議院選舉是自民黨與社會黨在雙方各自整合實力後的一次重大較量，攸關兩黨前途甚巨。美國國務院與情報分析家深恐社會黨可能大有斬獲，也擔心岸信介的親美派系會比自民黨內的競爭派系當選席次差，就由CIA提供競選資金交給自民黨特定的領導集團，挹注特別親美的國會議員候選人。而為了促成社會黨再度分裂以削弱社會黨，美國與自民黨自1958年也秘密提供資金給社會黨右派的首領西尾末廣與社會黨右派所屬的勞工組織「全日本勞動組合會議」。結果，1958年的眾議院選舉自民黨獲得過半的287席(佔61.5%)，令岸信介信心大增，美方欣喜不已;社會黨則當選166席(佔35.1%)，雖然是戰後的最高水平，但與預想的成果頗有差距，黨內視為挫敗，引發了路線的重大爭議，西尾末廣等右派藉機興風作浪，伏下分裂的危機。1959年6月的參議院選舉，美國如法泡製，再提供大量資金給自民黨。社會黨在內部失和下，也再度敗北。1960年1月24日，西尾末廣率社會黨右派38名眾議員、16名參議員脫離社會黨，另組「民主社會黨」，長期受CIA的資助，另外，自民黨也由池田勇人負責提供巨額資金給西尾，社民黨事實上成了配合自民黨政策的尾巴黨。社會黨從此未能對自民黨構成強而有力的挑戰。美國的銀彈雙管齊下，一方面挹注自民黨，一方面分化社會黨，為自民黨鞏固了一黨獨大的江山，長期壟斷日本政權。(參見Schaller 1997：135-36，146，159;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30-33，1042-43;Weiner 1994;Weiner 2007：120)
岸信介集團向美國需索金錢最慣用的手法便是利用美國反共、恐共的心理，誇大日本左派的威脅及莫斯科與北京在背後的支持。例如：1958年7月，自民黨在5月的眾議院選舉獲勝後不久，新任藏相的佐藤榮作便秘密會見美國大使館的一等秘書卡本特(Stan Carpenter)，央求給予隔年6月參議院選舉的競選資金。佐藤抱怨說，日本共產黨與社會黨可由中國與蘇聯獲得巨額資金。美國大使麥克阿瑟二世聽聞此言，便說佐藤想「勒索我們」。佐藤還告訴卡本特，自民黨已建立一個由「日本商業與金融界龍頭組成的秘密團體」來提供競選經費。但在參議院選舉將至之際，資金來源卻不幸暫時中斷。佐藤邊哭窮邊警告說左派可能因此獲勝，他問道：「在這場經久持續的反共鬥爭中，難道美國不能供應經費幫助保守勢力?」麥克阿瑟二世當時沒有立即答應佐藤的要求，但後來還是由CIA給了錢。(Schaller 1997：135)
另有一例則是在「安保鬥爭」的高潮時期。1959年3月，日本左翼發起反對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的「安保鬥爭」。隨著美日當局談判新安全條約的進展，「安保鬥爭」的力量也逐步壯大。岸信介塬本的如意算盤是用完成修訂安全條約作為他標榜的「日美新時代」的實績，並預訂在1960年6月19日邀請艾森豪至日本籤署條約，以首位美國總統訪日來表徵美日合作無間的體制已固若盤石，再憑此政績鞏固政權，長久執政，故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排除阻力，在國會通過新安全條約。1960年5月19日深夜，自民黨的眾議院議長清瀨一郎召來500名警察進入國會，用暴力強行驅逐在議會靜坐阻止開議的社會黨議員後，由自民黨議員在20日凌晨單獨表決通過新安全條約與有關法案。這種徹底破壞議會政治制度的反民主、法西斯行徑受到輿論大肆撻伐，激起廣大的民憤。6月4日，全國掀起罷工、罷課、罷市的高潮，參加抗議的民眾高達5百餘萬人，規模之大，前所未有，要求岸信介下臺的怒吼響徹雲霄。6月15日，抗議聲浪更為高漲，560萬工人參加罷工，20萬民眾湧向國會示威，主張革命的激進學生團體「全學聯」成員衝進國會院內，警察強力鎮壓，東京大學女學生樺美智子不幸殞命，舉國震驚，民憤澎湃。心驚膽顫的岸信介當夜便召防衛廳長官赤城宗德前來家中，詢問自衛隊可否帶武器出動掃蕩群眾，赤誠答以若發生流血，恐引發革命，岸才作罷。第二天，全國大學幾乎全部停課，示威抗議一浪接一浪，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怨怒之氣，警方也束手無策，不敢輕舉妄動。岸信介在與麥克阿瑟二世商討後，不得已而在當日決定推遲艾森豪的訪日。6月23日，麥克阿瑟二世與日本外相藤山愛一郎躲過群眾的示威包圍，偷偷在外相的官邸交換了新條約的兩國批准書。岸信介隨即宣布辭職下臺。(參見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42，1056-68;藤塬彰 1983[1977]：172-77;田尻育三等 1980[1978]：166-70)就在「安保鬥爭」激化、岸內閣情勢危急之際的1960年5月23日，自民黨幹事長川島正次郎懇求麥克阿瑟二世再挹注現金。川島把日本的安全條約爭議說成是「蘇聯支持者與美國支持者」互爭雄長的鬥爭。他聲稱，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卯足了勁」，「傾注大量金錢」要打垮岸信介，使條約流產，故岸信介派系「需要錢從事思想與政治的鬥爭」以確保條約生效。川島表示，由私人企業集團秘密輸送的美國資金，會用來「組建對抗」全國學聯」的學生團體」，而因為大多數的主要報紙都反對安全條約，這筆錢也可從事有利條約的宣傳運動，川島建議華盛頓把資助的款項假裝是「商業交易的利潤」，交給日本財團組織「經團聯」。麥克阿瑟二世便要川島去造訪負責企業捐款給自民黨的「經團聯」副會長植村甲午郎。幾星期後，CIA就提供資金支持川島所建議的政治運動。(Schaller 1997：153)CIA不僅提供經費給自民黨對抗反安全條約的鬥爭運動，為了對付激進的「全國學聯」學生，CIA還資助右翼的行動團體。事實上，在「安保鬥爭」運動中，CIA與日本保守勢力動員了右翼團體與黑社會組織，攻擊示威群眾，造成流血衝突。岸政權塬預定1960年6月19日邀請艾森豪訪日，但至6月中旬，「安保鬥爭」達到高潮，示威運動波波相連，洶湧滔天。美國總統的新聞秘書哈格逖(James Hagerty)6月10日到東京安排艾森豪的訪日行程，在羽田機場便遭1萬5千名群眾包圍，「全國學聯」的學生朝座車砸石塊，哈格梯狼狽地搭直昇機逃到美國大使館，隔日又有20多萬群眾到國會示威，高喊反對批准安保條約、解散國會、打倒岸、反對艾森威爾訪日的口號，哈格逖當夜便倉皇返美。麥克阿瑟二世唯恐此事阻礙艾森豪的訪日之行，在6月15日向國務院報告說，岸信介為確保艾森豪訪日的安全，規劃出動2萬5千名警力，2千名自衛隊待命，還有3萬名強烈反對「全國學聯」、由各種體育團體的青年組成的「輔助部隊」「會協助警方」。事實上，這些「輔助部隊」是由CIA提供經費，右翼的黑社會頭子兒玉譽士夫負責動員來的右翼團體份子，兒玉還召集數千名街販與黑社會組織成員來補充戰力。(Schaller 1997：153，155-57，159;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61;藤塬彰 1983[1977]：176)
作者：豐豆 來源：環球時報
http://www.cwzg.cn/html/2016/chaguzhijin_0118/26187.html
冷戰時期，美國政府為將日本變成反共的「橋頭堡」，不僅對日本自民黨予以資金支持，而且還通過暗中分化左派勢力等做法來幹涉日本內政。最新報導稱，日本政府對這段歷史甚為敏感，曾要求美國方面予以隱瞞，因為它真實反映出當時自民黨政權的「外交黑暗」。
據日本《西日本新聞》上周報導，曾參與美國國務部外交史料集《合眾國的對外關係》編纂工作的美國亞裡桑那大學教授麥可·夏勒在接受《西日本新聞》採訪時證實，美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向日本自民黨政治家秘密提供總計約數百萬美元的資金，還支持過日本「左派穩健勢力」，對日本政界進行秘密工作。
1994年，美國《紐約時報》曾報導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曾於上世紀50年代後半葉至60年代初向日本自民黨政客提供資金支持，為保持自民黨政權穩定運行，美國政府秘密向岸信介和池田勇人兩屆政權的自民黨政客提供資金援助。報導稱，CIA從1959年後曾暗中資助「左派穩健勢力」從社會黨脫離，幫助其建立「更加親美且負責任的在野黨(民主社會黨)」。報導刊出後，日本外務省立刻向美國政府提出「強烈反對」，實際是要求美方對此不予公開。自民黨對報導也矢口否認。
從1995年至2000年，夏勒曾在美國國務部諮詢委員會負責對機密文件解密的工作。包括夏勒在內的約10名委員表示應該解密。但美國政府對此態度猶豫，CIA表示強烈反對。美國國務院稱，「日本外務省對美國駐日使館提出了反對文件公開的強烈要求，美國駐日使館方面也與『公開文件會損害日美關係』的日本外務省觀點一致。」在2006年7月出版的《合眾國的對外關係》29卷第2部關於日本的內容中，並未提及當時接受CIA秘密資金的政黨和個人姓名。《西日本新聞》就夏勒證言向美國國務院證實也未得到明確答覆。日本外務省則稱，「(這些文件)牽涉對美外交內容，不便回答」。由於諮詢委員會沒有決定權，文件並未最終曝光。
1955年至1958年時任CIA遠東事務負責人的艾爾弗雷德·小厄爾默說，作為美國對日外交的重點之一，「我們向自民黨提供資金是因為要靠自民黨提供情報」。曾在甘迺迪政府擔任副國務卿的羅傑·希爾斯曼稱，直到上世紀60年代初，CIA始終保持向自民黨政治家提供資金，雖是秘密進行，但這是美國對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組成部分。在CIA的資金援助下，一些當時不知名的日本年輕政客後來成了政界大佬。前副首相後藤田正晴就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否認曾接受過CIA資金支持，只承認「自己與CIA關係密切」。
據一名前CIA負責人稱，「提防日本在野黨勢力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1958年7月29日，時任駐日大使的麥克阿瑟(名將麥克阿瑟的侄子)向國務院提交了一封信，內容是日本大藏大臣佐藤榮作要求美國政府提供金援。據稱，當時自民黨因難以收到企業獻金而陷入困境，為了維持政權運營，向美國政府提出金援要求。據麥克阿瑟稱，從岸信介內閣開始，日本就一直要求美國政府提供金援。他透露，日本的社會主義者當時從莫斯科秘密獲取資金。社會黨也因此成為莫斯科直接控制的「衛星」，一旦日本被共產主義化，其他的亞洲國家也將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