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是大陸版《童年往事》?

 

       時光網特稿 金馬獎最佳影片《八月》今日（3月24日）全國上映，該片是青年導演張大磊的第一部長片電影，用黑白的影像回顧1990年代，透過小男孩小雷的眼光看到周遭的大人因為國有單位轉型，而開始失去鐵飯碗，生活產生變化的故事。以孩童的視角看待時代變遷，致敬父輩，沒有大悲大喜，不做過多幹擾和評判，就像是一首散文詩， 也被人看作是「大陸版《童年往事》」。

       在電影上映之前，導演張大磊接受了時光網的專訪，談自己的創作初衷，作為新導演的第一次創作經歷，以及「蟄伏」的那些年。張大磊還向記者透露，為自己打開電影之門的「導師」是特呂弗的《四百擊》。

       張大磊記得，當《八月》獲得臺灣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時，評委會主席許鞍華曾透露，評委中有不少像她這樣精通電影的老行家都很納悶，一個青年導演到底玩了什麼「把戲」能把他們吸引，於是堅持看了兩遍，得出的結論是，這部影片是跨地域的，走進人心的作品。走進人心，已經成為了導演張大磊的創作核心，他告訴記者，無論大環境怎麼變，只要這個核心在，他就不會偏離太遠。未來，張大磊還將繼續關注小人物的故事，也會將鏡頭繼續追索著少年「小雷」的成長。

1990年代的童年往事
懵懵懂懂的孩子和受時代衝擊的父輩

時光網：《八月》呈現了一段90年代的童年歲月，勾起了很多80後的回憶，你覺得電影裡美好的90年代是過來人的濾鏡，還是真的那麼美好？

張大磊：回頭看和生活在其中其實是兩回事，真在那個處境中是面對和解決，小的時候沒有很明確的概念，當時，尤其我在呼和浩特長大，特別羨慕北京這些大城市的孩子，很多現代化的玩樂，現在回過頭去看，那時候簡單的生活，人與物是非常難得的，也是我念念不忘的原因吧，生活中、朋友中、人和人之間相處的親密關係，每個東西拿出來都特別珍惜特別有分量，現在人與人之間疏離很多，有戒備也有各種考量。

時光網：能把這段往事作為自己第一部導演長片的內容，說明它對你的成長來說還是很有分量的。

張大磊：選取這個題材完全是出於直覺，感性上的事情，我對生活質感特別迷戀，渴望能通過電影的形式，把我一直存在腦中說不清像夢一樣的東西呈現出來，《八月》是我自己特別想要看到的一部電影。

時光網：《八月》裡的這段童年記憶是你自己一直會記掛著的，還是說因為某個機緣而被激活的？

張大磊：影片裡那個年代是1994年，當時，我姥姥的母親（太姥姥）近90歲，她把腿摔了，我的母親、舅舅、姥姥每天照顧太姥姥。那年，我考完了中學，放假期間沒事做，每天中午都會去太姥姥那兒待著，大人在忙，我就安靜地待著。

      後來我成年了，已經很少有小時候那種大把的可以晃晃悠悠閒待著的生活，我記得2008年的時候，我回到姥姥家吃飯，恰恰又度過了像小時候那樣的一個中午。

     也許因為把心沉下來，慢下來了，才留意到家裡的生活細節，比如，院裡還會有果樹，風吹過樹葉還會響，遠處還是能聽到部隊的號聲，跟小時候沒變，這個感覺忽然讓我如夢似幻。但變了的是我太姥姥去世了，當年照顧她的姥姥也到了她這個年齡，而且一樣是腿壞了，我的舅舅、母親都在輪番照顧姥姥，我當時想，如果這時候家裡還有一個跟我一樣大的小孩子，那就是很有意思的重現當年了，這種有距離，忽遠忽近的感覺，就像看到了一個夢，那我覺得，得拍了。

時光網：電影最終呈現出來的內容，哪些是你的真實人生，哪些是戲劇創作？

張大磊：生活的環境是真實的，我的童年是在電影製片廠家屬院裡，我身邊的父輩都是從事這個職業的，影片中的家庭或鄰裡人物關係都跟我自己的很相似。那個時代，只要在大集體家屬院裡生活都是這個樣子。電影裡的家庭關係就是我家的家庭關係，父親是從事影視的，孩子是個小學生，母親是老師，這個結構和家庭生活的氣氛是那個時代的共性。

但我父親跟電影中的父親性格不太一樣，我父親比較平和，電影中的父親有些性格是我自己的，是我理想當中作為父親的態度，比如，不願低下高昂的頭顱是我自己的心氣兒（笑），這種態度也不是架空的，我身邊也有些叔叔也有這個影子，算是一種融合吧。

時光網：大部分孩子可能都是懵懵懂懂地長大了，但感覺你小時候似乎特別敏感，能捕捉到父輩被時代衝擊的一些情緒變化。

張大磊：其實具體怎麼回事，我當時不明白的，我記得的都是一些細節，當時我讀小學，有幾次我肚子疼回家了，發現我媽媽上班去了，我爸爸在家，他有次還跟幾個弟兄買了大魚缸魚苗養魚，他說養魚是養心性的，後來又打太極拳。

      你想，原來他肯定沒這麼時間的，但當時他閒功夫忽然特別多，談論工作的時間很少了，我會感覺不太一樣。我們家庭生活也會有變化，尤其是吃飯時父母的表情不太一樣了，還經常能看見父親躺在床上聽音樂，那個年代的校園民謠，高曉松老狼唱的特別傷感，其實孩子是不懂傷感的，但是我當時聽就特別難受，感受到他的內心是有些波動的。這些都是細微的，再往後一切都明了了，我們大院裡該走都走了，都出去謀生去了。

時光網：你會怎麼看父輩們對於改革命運的接受，以及做出的選擇？

張大磊：他們做選擇比我們痛苦，他們一直在大時代大集體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習慣了，重新翻盤等於再活一次。而且他們太單純了，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一旦沒有這樣的集體制了我要做什麼，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概念。現在的人更適應變化，沒有變化自己都不安於現狀。但即使如此，他們那時候反倒接受得特別從容，既面對、接受了這個變化，也沒放棄自己的追求，這個過渡期之後，依然能堅持自己要做的事情，這就是人的韌性。我的父親變化不算大，做場工只是單純的委屈，很多其他叔叔們就徹底跟此前的工作拜拜了，現在想來，挺敬佩父親那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