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日本東京發生了一起性犯罪案件，在豐島區巢鴨町，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的五名男生以「強制猥褻」罪名被警方逮捕。受害者是一名在橫濱市郊外長大並就讀於普通私立大學的女孩。當大眾面對施暴者「東京大學」的招牌，卻選擇指責學校和家境普通的女生。
人們說，她是一個無用的女人，破壞了東大學生的光明未來。
在這個案件中，犯下罪行的不是五名施暴的東大男生，還有背後容忍接納甚至鼓勵這一切的社會。
日本作家姬野薰子將這一真實案件改編為小說《以愛之名》，試圖通過講述當事人的成長故事來還原問題叢生的社會真貌。
1. 站在內卷社會的金字塔尖五名施暴男生在輿論上獲得如此支持，最大的原因是他們來自於日本最頂尖學府東京大學。
作為日本最高學府，被東京大學錄取不僅意味著聰明才智被認可，也意味著將從此展開世俗意義上成功人生。在獲取這一珍貴的教育資源之前，競賽早已開始。
進入東京大學最直接的方法是通過「高考」，正如在國內高考之前，學生會通過一系列的模擬考確定自己的大致名次和分數區間，在日本，則通過偏差值來表示。
通俗來講，偏差值指個人成績在所有參加考試的學生中所佔的地位。偏差值越高，名次就越高，所能考取的大學則越好，因此東京大學的學生屬於偏差值最高的那一群人。
這樣的評判標準讓偏差值成為了學生之間的一種貨幣，由此彰顯他們所擁有的才智與能力，東大的學生就擁有了最為豐厚的資本。在書中，這一點得到了充分表現，「在任何一家社團裡，水谷大的女生都在偏差值這一點上，抱有自卑感。」「自己偏差值太低答不出題，還反咬一口？」
偏差值成為了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升學前，學生們為了提高偏差值而焦頭爛額，升學後，則因為偏差值所代表的成績而衡量自身，並為此感到自卑或驕傲。
偏差值的背後並不單單意味著一個人的智力與努力，還與其成長背景息息相關。具有優越資源的家庭對於下一代的培養與教育具有意識，與此同時，他們也擁有更多可以調配的資源來運作。
故事男主角竹內翼家境良好，外祖父和父親都是國家公務員。富裕的生活環境與被人尊重的社會地位讓他的家庭對於教育十分重視，哥哥和翼都依次考入東京大學，屬於偏差值最高的那一梯隊。
良好的家庭環境不僅提供了學習的意識，更為獲取教育資源提供多樣的路徑。書中讓治的妹妹由於良好的家庭背景從小就讀於慶應大學附屬幼兒園，一路直升各類附屬學校，最終無需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只需家庭背景、體育成績以及導師評價達標就可以通過內部申請升學名校慶應大學。
這在靠自己考上東大的竹內翼看來，「簡直跟開後門沒什麼區別」。
以偏差值所代表的智力成為學生之間用以衡量的標準，與此同時家庭所具有的資本轉化為了智商表現。除卻顯而易見的金錢、名氣和地位差異，社會階層的差異同時以這種方式潛入學生之間，這樣的景象更多見於名牌大學中，因為資本一開始就在避免流入偏差值低的學校。
學生之間的金字塔便這樣建立起來，偏差值和家庭背景都是衡量尺，其背後所映射的是智力與社會地位。
女性的存在是為了成為附屬嗎？
東大所代表的金字塔尖並非屬於所有人。東大之於男性是一種加冕，之於女性是一種恥辱。著名的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在2019年東京大學的開學典禮演講中提到，日本很多考上東大的女生在聯誼會上並不敢輕易說自己的學校，因為一說，對方就會退避三舍，為什麼呢？
「因為男性的價值和優秀的成績是一致的，女性的價值和優秀的成績之間卻不能畫等號。女生從小被期待可愛。但是，可愛是什麼樣的價值？被愛，被選擇，可以被保護，這樣的價值中隱藏著一種保證——絕對不能威脅到對方。所以，女生會選擇隱瞞自己成績優秀和自己是東大學生的事實。」
東京大學2016年的基本調查顯示，就4年制大學的入學率而言，男生為55.6%，女生為48.2%，有7個百分點的差距。這個差距並非是成績上的差距，而是由於父母的 「兒子上大學，女兒上短大就可以」的重男輕女觀念造成的差距。在2019年，考入東京大學的女生更是僅剩18.1%。
在東大內部，本科生中女生佔比20%左右，而研究生院中，讀碩士課程的女生佔比25%，讀博士課程的女生佔比30.7%。然而，在研究職位上，女性助教的比例會下降到18.2%，女性副教授為11.6%，女性教授的比例僅為7.8%。這個數字比女性國會議員的比例還低。而系主任和研究科長職位中，每15人中僅有1人為女性，歷任校長中都沒有女性。
女性在上升路徑中受到了重重阻力，因為社會似乎覺得，這裡並不屬於她們。
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一書中提到：對男人來說，女人最重要的功能，是保護他的自尊心。在日本社會看來，女性應當是一枚精緻可愛的配飾，適合隨身攜帶以及裝點門面，卻不能夠顯現出優秀、野心與威脅性。女性面對著同一個終點——被男性挑選並成為妻子。
武漢大學教授周玄毅在微博上發表過同樣的觀點，女性無論如何提升自己，總要面對一個問題：「好嫁嗎？」這個永恆的問題讓女性面對更多的質疑，也因此不得不束手束腳。
201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艾麗斯·門羅在訪談中提到自己作為單身女性不得不面對結婚壓力，因此為了不被打擾，自己選擇了結婚，「我認為我當時結婚是為了能寫作」。
如果無法反抗結構性的壓力，只能將其作為必須完成的任務。在《以愛之名》中，另一施暴男生讓治的母親同樣主動接受了結婚與生育的命運，她在富裕的家庭中接受良好的教育，並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後在二十五歲那年，基於優生優育的觀念，她精心選擇了讓治的父親結婚並生育兩個孩子，隨後縝密地安排了重歸職場的計劃。
有人能夠保持自我，有人能夠進行選擇，有人能夠把握命運，然後更多人也許只能被環境裹挾著，被動地前進著。
故事的女主人公美笑出生於橫濱郊區，父親是食堂員工，母親是洗衣店小時工，家中還分別有一個妹妹和弟弟。社會地位與財富都很缺乏的家庭並不曾為美笑的教育付出太多，一切順其自然，更何況他們深信「女孩子用不著讀那麼多書的」。作為長女的美笑一直被要求溫順懂事，與此同時，卻很少被讚美過外表。
當第一次被陌生男人讚美身材時，美笑並不覺得被性騷擾，而認為是一種認可。社會與家庭從未告訴她什麼是騷擾，她只看到了自己作為女性的價值——被選擇的價值。
而那些信奉ayawawa理論和「好嫁風」技巧的人何嘗不是這樣呢？在被選擇的價值體系中調試自我、提升自我，最終成為一個完美的妻子候選人。如果不曾有人告訴她們自己的價值不限於此，她們又能去何處尋覓自己的歸途？
2. 弱者即是錯者的邏輯女性被剝奪了優秀的權利，然而社會卻通過個人成就的高低來放置天平。正如來自於東京大學的施暴者可以被社會輕易寬容，平凡的受害者卻受到頗多責難，女性在成長過程中失去變優秀的機會，同時也失去了話語權。
大眾沒有站在雞蛋這頭，而是選擇了站在閃閃發亮的鑽石那邊。
這是一種粗暴的評判標準，結果先行，而一個人是如何成長，看過什麼風景，經歷過什麼事情，有過何種喜悅與憂傷都只是過眼雲煙，沒有導向結果的一切都只是灰塵。弱者即是錯者。
在案件發生後，大部分評論都遵循著這樣的邏輯。「反正你本來就是貪圖人家東大的身份」等言論將代表「優秀」的東大標籤視為評判對錯的標準。而同為女性且東大畢業的小澤玲也選擇為東大站臺：「我不免認為，假如此事發生在其他大學的男生身上，會引起如此劇烈的反響嗎？」
正如日版書名「因為她蠢」，問題的根源被倒置在受害者身上，不優秀成為了最大錯誤。
這是一個針對女性的悖論，將她系在鐵絲之上，卻又指責她不過是個任人擺布的木偶，並因此看輕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