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0月20日至22日，俄羅斯知名智庫「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第十七屆年會在莫斯科正式召開。今年的年會主題是「新冠疫情的教訓與新議程：如何於全球危機中育世界之新機」。13日，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提交題為《未完持續的歷史：多元世界的烏託邦》的報告。 報告認為，新冠疫情引發了早就開始的打破現有世界秩序的進程。新世界秩序的主線不是一個大國的主導地位，而是權力中心的鬥爭；世界經濟中的資源過剩將被不足所代替，對資源的激烈爭奪不可避免。 觀察者網翻譯報告全文。
緒論
「在違反了某個規則之後仍然能夠全身而退，這是真正的智慧。如果你想遵守所有的小規則，那麼你就有可能破壞大規則。」——喬治 奧威爾《1984》
「這當然與古代那些混亂無序的選舉不同，那時人們還不能預先知道選舉結果，這在今天看起來是非常可笑的。把政府盲目地建立在某個偶然因素之上，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情嗎？幾百年過去了，人們才明白這個道理。」——葉夫根尼 扎米亞京《我們》
俄羅斯瓦爾代辯論俱樂部2020年10月發布了名為《正在上演的歷史：多元世界的烏託邦》的報告
這個龐大、多元、互相關聯的、全球化的世界會突然由於某種蔓延全球的恐懼情緒突然停下來嗎？各國會匆忙關上自己的「門窗」嗎？在2020年春天之前，答案是否定的。人們一直以為這顆生機勃勃、人類活動永不停息的地球會一直這樣運轉下去，人們很難想像早已全球化的世界會突然安靜下來。不過，這一切真地發生了。各國都被自己的脆弱驚呆了，他們開始意識到全人類是一體的。
不過，新冠肺炎疫情還沒有完全顛覆這個世界。國際規則和制度所受到的侵蝕始於20世紀下半葉，那些規則和制度在冷戰中倖存下來，但侵蝕過程在21世紀真正開始了，疫情只不過刺激了這一進程的發展。疫情加速了歷史的演進，但從根本上來說，它並沒有向裡面添加新的東西。這一場大流行病的規模及其對人們日常生活、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影響是如此巨大，它已經為我們的世界秩序劃下了一條邊界線，在邊界線的那一邊，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關於當前的國際政治，我們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此前的機制已經不再發揮作用了，一個危險、混亂、缺乏秩序的新世界正在向我們走來。在2020年以前，「世界正在逐漸滑向失序」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瓦爾代俱樂部曾在從2014年到2019年的多份報告中反覆提及這一點。不過在2018和2020兩份報告中，這樣的委婉說法消失了，因為「失序」已經成為我們肉眼可見的現實。
不過，國際體系的失序並不會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狀態。一段時期的混亂其實是兩種秩序之間的過渡。每一種秩序都是有壽命的，一種秩序的終結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新的國際互動方式的建立；一種舊的組織方式的終結同時也意味著一個新的體系的出現。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大大加速了歷史的演進，那些需要數年才能走完的歷史進程在幾個月之內已經完成。
2020年最具有影響力的事件就是由新冠肺炎疫情所導致的在全球範圍內出現的史無前例的邊境關閉現象，這其實是一種匆忙之中進行的主權最大化行為。在主權範圍內關閉邊境，目的在於使自己免受跨國問題的困擾，但是這樣做同時也暴露了各國醫療衛生和國家安全部門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驚慌心態。邊境的關閉以及面對面人際溝通的停止導致線上技術實現了史無前例的發展，政府治理、科學和教育等幾乎所有領域都受到了這一技術進步的影響。
最令觀察家們感到恐懼的是，這場大流行病已經成了組織解體和個體獨立的催化劑。全社會都已經意識到，在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到最高潮的時候，許多機構都無法正常發揮功能了。這促使許多國家在決策時變得更加獨立、促使社會大眾對自己的生命變得更加負責了。
在社會行為和經濟行為方面，一切都在向個體化方向發展。在教育、僱傭形式、工作時間以及僱傭關係的本質等方面，人們的選擇正在變得更加多元。草根階層的互助現象正變得越來越多，這已經成為他們解決自身重大問題的有效手段。這一點無論在地方層面（例如公民抗議活動中參加者共同發起的聯合行動，以及疫情期間人們在醫療和運輸方面進行的合作）還是在全球層面（例如在環境問題以及再分配問題上）都已經展現出其重要價值。人們越來越希望在由志同道合者或有共同利益者組成的集體中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向那些正式的機構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社交媒體在這一轉變中發揮了作用。
政黨制度正在走向衰落。即便是那些「新型政黨」（即幾年前興起的所謂的民粹主義政黨）也失去了前進的動力，因為本質上他們仍然與此前的政治制度存在親緣關係。那些經典意義上的政黨正在失去政治代表性，他們正在被沒有明確意識形態特徵的、從表面上看無組織的公民運動所取代。那些公民運動乍一看似乎體現出某種無政府主義特徵，但他們的確是致力於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的。他們正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政治議程的制定中來。
新一代領袖人物正在走上世界舞臺。那些在「後英雄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將越來越多地在政壇上扮演重要角色。當然，軍事風險等重大風險和威脅仍然存在。不過，最為重要的是，新一代政治人物正在尋求自我實現，他們希望能夠在每一個可能的領域突破舒適區。這必將對國際政治的大環境造成影響。
社會內部的動態對各國在國際上的行為也會產生影響。環保活動家格雷塔 滕伯格（Greta Thunberg）的受歡迎程度以及大眾對疫情的反應表明，官僚們的政治偏見十分嚴重且危機應對也十分遲緩。對於那些官僚來說，國際社會目前正在形成一種真正（甚至令人感到有些恐懼）的替代者。從結構角度來說，這些替代者是無組織的、無政府主義的、原子化的，因此他們更加適應當今的社會現實，並且正在從社會大眾那裡獲得回應。
國家在國際上面臨的挑戰與大眾在國家層面面臨的挑戰是相同的。結果，國家和大眾都越來越少地受到制度的束縛，並越來越根據自己的利益去行事（無論那種利益是否是短期的或是否真實存在）。因此，反覆無常和衝動的行為正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際舞臺上。不確定性是當今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我們無法預測國際體系會在5年或15年後變成什麼樣子。因此，我們決定就烏託邦寫下一些文字。如果當前的發展趨勢能夠為人類造福的話，我們希望據此描繪出一個想像中的、可能變為現實的理想世界。
我們將刻意避免受到目前普遍存在的由恐慌所導致的對未來的悲觀預期的影響。我們相信，每一場重大危機都將為我們提供翻開歷史新篇章的機會，下一個時代也許比已經過去的時代更加充滿希望。
瑞典環保少女格雷塔 滕伯格現身「為氣候而罷課」活動
烏託邦與意識形態
「如今，烏託邦似乎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容易變為現實，我們事實上正面臨著一個很令人感到痛苦的問題：我們該怎麼做才能避免烏託邦變為現實呢？烏託邦的確是可以實現的，而且我們正在朝這一方向邁進。也許，一個新時代已經開始了。在這個新時代裡，有文化、有智慧的人們思索著該如何避免理想國度成為現實，他們希望回到那個不太完美卻更加自由的社會中去。」——尼古拉 別爾嘉耶夫《民主，社會主義與神權政治》
烏託邦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國度，這個概念並非現代社會的產物，而是古已有之。這個概念被創造出來的目的在於治療社會的各種頑疾、指引社會的發展方向，而不是對未來進行描述。
我們為什麼會認為「烏託邦」這個概念是最近才產生的呢？很顯然，除了發展周期的盛衰消長，國際議程基本已經窮盡。我們已經失去了有意義的、能夠獲得普遍接受的價值體系。我們也許可以通過玩弄一些人造的概念、搬出過時的意識形態或早已腐朽的制度來做些修補，不過這種延緩不可避免的結局的行為只會讓最終到來的大崩壞變得更加驚心動魄。
我們仍然生活在20世紀的陰影當中，當時兩種強大的、互不相容的信條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碰撞，這兩種信條最開始都是烏託邦一般的概念，它們在發展成為意識形態之後又變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烏託邦。諸如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這樣的概念從未受到國家邊界的束縛，他們都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傳播的。冷戰結束之後，意識形態戰線似乎安靜了下來。全世界在經歷了冷戰的風暴之後暫時喘了一口氣，但很快氣氛又變得緊張起來。意識形態和烏託邦又回到了世界舞臺之上。蘇聯解體之後的平靜讓人們誤以為，在對立的烏託邦缺位的情況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將主導全球。但這只是看到了表面，哪怕最和諧的意識形態體系也早晚會被結構性的矛盾衝破。當然，在當今的世界上，早已不存在任何和諧的意識形態體系了。
用卡爾 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話來說，意識形態是「統治集團」的信條所構成的體系，而「烏託邦」這一概念對那些信條進行了否定，「烏託邦」甚至對存在本身進行了否定。事實上，「烏託邦」發出了摧毀那些信條的號令。無論「統治集團」還是「革命者」，他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都是扭曲的。統治者們無法看清那些可能削弱其主導地位的事實。而在另一方面，某些受到壓迫的集團也只看到了對壓迫進行否定的那些事實。正是意識形態和烏託邦之間愈演愈烈的衝突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劃下了一條邊界線。
我們能在哪裡聞到新的烏託邦的味道呢？在美國城市街頭的抗議示威人群中、在被推倒的塑像旁邊、在那些被改了名字的街道和地鐵站裡、在為了平息那些群情激奮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的怒氣而進行的無處不在的懺悔中、在那些氣候變化活動家們充滿激情的懇求中。
真正的大戲就要開場了。或早或晚（可能並不需要太久），擁抱不同價值體系的人們將會通過民主手段獲得權力，他們的心早已被自己的烏託邦（或反烏託邦）佔據了。他們的烏託邦將會對自由主義政治和自由主義經濟體系的合理性提出質疑，但這種質疑並不是對既有社會主義信條的簡單重複。問題並非來自社會不公，而是因為既有的政治模式缺乏道德基礎。當下政治模式中的官僚們當然有他們生存技能，他們可以通過公關技巧、下達行政命令以及動用各種資源來解決問題，但這樣做只會讓當下政治模式道德基礎不穩的現實更加暴露在世人面前，當前的國際局勢已經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21世紀國際政治民主化的烏託邦是建立在沒有任何一方能夠為所欲為的基礎之上的。這種烏託邦應該為約翰 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國際關係領域提出的核心問題（即「大國永遠在尋找戰勝對手以獲得權力的機會，霸權是大國的終極目標」）提供解決方案。如果霸權在客觀上是無法獲取的（當今世界上發生的眾多事件已經令人信服地說明了這一點），那麼對霸權的追求就不再是一種理性行為。在專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中，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測國際政治中將出現一種反烏託邦的情況：西方自由主義的勝利意味著它將成為人類政治進化道路上的終極形態，意味著自由主義獲得了終極的肯定。羅伯特 卡根（Robert Cagan）在他的《歷史的回歸和夢想的終結》（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一書中指出，國際政治將為自由主義和威權主義之間的下一輪競爭準備好舞臺，福山錯了，自由主義還沒有獲得最後的勝利（雖然它本該獲勝）。當今的所謂「新冷戰」正是源自羅伯特 卡根的上述觀點。
我們當下所討論的烏託邦與歷史的「終結」或「回歸」並無太大關係，它是歷史的一種自然發展。即便最有實力的國家也沒能在一個群體中或在一個倫理體系中取得主導地位。從原則上來講，任何國家都不再有能力獲得這樣的主導地位了。歷史正在發生，全球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即將到來，「多元」將是這一階段的一個重要特徵。在國際政治舞臺上，人們從未像今天這樣看到如此之多的來自各國的各種不同的倫理標準、國家利益類型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機會。當取勝不再可能的時候，鬥爭就不再是一種理性的行為了，個人選擇的極大豐富也使得壟斷變得不再可能。國際政治正變得越來越複雜，但它所遵循的原則將會變得前所未有的公平。我們為什麼會認為這樣一種「烏託邦」具有變為現實的可能呢？因為當今世界的變化正在為此創造條件。
沒有革命者參加的革命
「他們所制定的法律很少，他們的憲法決定了他們並不需要太多的法律。他們對其他國家是持批判態度的，因為那些國家的法律以及對法律的解釋過於冗長；他們認為強迫人們遵守如此冗長、神秘的法律條文是不合理的。」——託馬斯 莫爾《烏託邦》
根據我們仍然在堅持的價值體系，20世紀提出的「世界秩序的終結」其實被看作一場正在迫近的災難。下面，我們為此作出解釋。
在二戰結束後成立的諸多國際組織與機構構成了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互相協作的體系。這個體系的出現意味著，人類在經歷數百年探索之後終於創造出了一個可靠、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與發展模式。毫無疑問，核威懾是一種體現等級和霸權的國際行為，但它同時也是對全球安全威脅進行遏制、對國際秩序陷入混亂進行預防的唯一有效手段。在核武器出現之後，「全球核秩序」使大型戰爭變得不再符合人類理性；雖然各國在理論上能夠通過戰爭來獲得決定性優勢，但「全球核秩序」使各國很難再做出發動戰爭的魯莽決定。其實，每個人都是修正主義者，大家都在試圖改變規則的執行方式而不是改變規則本身。
我們已經進入了新一輪政治循環，在這一輪循環裡，大國實力不再集中於一兩個國家。主導型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正在加劇，為了獲得全球主導地位，其中每一個國家都在積極打造自己的軍事力量，全球各地的衝突點正在不斷增加。然而從整體來看，這一狀況意味著一個互相遏制的平衡體系正在形成，衝突升級將因此得以避免。一個多中心的國際體系的確立是建立在各地區勢力均衡的基礎之上的。不過這一過程尚未完成，此前國際秩序的解體也為這一進程帶來了許多不確定因素。不過，近些年發生的多次壓力測試（包括烏克蘭危機、俄土關係惡化、伊朗和沙特之間的衝突以及美中危機、中印危機和印巴危機）說明，我們的世界並未處在大戰的邊緣。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狀況，是因為各國之間在多個層面形成了互相依賴的關係，而且當前的國際體系很符合大多數大國的國家利益，沒有人希望當前的國際體系發生根本性改變。雖然一些國家對某些領域裡的失衡狀況以及日益加劇的國際不公越來越不滿，但沒有任何一個大國願意冒險改變現有的國際規則。當今國際舞臺上的主要玩家也許有意對一些國際規則作出微調，但他們並不願對其進行根本性變革，更不要說廢除或取代了。
不過，一場沒有革命者參加的革命的確正在發生，這在諸多國際事務中已經獲得了體現。這場革命並不是某個特定的人、國家或國家集團發起的，它的驅動力來自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變化。沒有國家或國家集團會有能力再次獲得全球主導地位，沒有一個價值體系會再次成為普世的價值體系，制度和政府治理在加速走向崩壞。結果是，無論在硬實力領域還是在軟實力領域，這個世界在未來將不再有一個穩定的支柱性力量。上述諸多變化構成的這樣一場革命要比人類歷史上曾多次出現的大國地位更替更加具有革命性。
普京與埃爾多安
制度的危機
「若獲勝者心中沒有公平正義，那麼他所獲得的勝利就是不完整的。」——尼可羅 馬基亞維利《君主論》
如果我們能夠放棄在過去數十年裡深深根植於我們內心的那些觀念，那麼傳統模式的崩塌和國際制度的危機就不會被我們視為一場悲劇，而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擺脫那個不再正常運轉的舊國際制度對我們所造成的羈絆的良機。我們應該破除思維慣性，認清這樣一個現實：在這個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的國際體系中，許多國際制度已經成了構建能夠與新時代相適應的新的國際體系的障礙，那些舊的國際制度已經無法確保全球的穩定性和可治理性。正如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 基歐漢（Robert Keohane）在一本關於對各種不同國際制度的理解的著作中所提到的：「對國際合作的分析不應與對國際合作的讚美相混淆」。
從國際層面來說，原子化趨勢正愈演愈烈。各國發現，自己正獨自面對外部世界，他們不得不依靠政治直覺和自己對國際局勢的理解來獨自製定國家戰略。這意味著，各國的中長期國家戰略必須推翻重構。很自然地，一段試錯期是難免的。沿用舊的思路或過於依賴來自他國的經驗都意味著巨大的風險。畢竟，如前所述，既有國際制度已經搖搖欲墜，各國領導人都傾向於採取最自私的舉動，他們不會再把夥伴國家的利益納入自己的考慮。
制度是20世紀政治留給人們的最為重要的具有符號特徵的遺產，但舊的制度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在幾乎所有層面，制度都在壓縮自身對參與其中的成員的責任，與此同時卻在努力維持其對那些成員的行為的控制。這一表述適用於某些國家和某些社會（例如，在社會治安領域和教育行業，義務條文的精簡已經在過去40年裡變得非常隨意），同樣也適用於國際政治。確保成員國的利益早已不再是許多國際組織的主要目標，鞏固內部各官僚崗位的權力反而正取而代之成為那些國際組織的新目標。而且那些國際組織希望塑造一種氛圍，在這一氛圍中，各成員國的行為更具可預測性和可控制性，成員國自身的利益反而不再受到重視。
然而，如果國際組織不再向其成員履行義務，那麼成員也不會再向國際組織履行自己的義務，當國際環境日益多元化、技術進步創造出新的機會時，情況就更是如此。為了實現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標，如今一些國家擁有國際組織之外的各種替代性的資源來源。當選擇越來越多，選擇強大盟友和對從屬國的需求就越來越多地進入一些國家的視野。國際秩序中的混亂程度因此正日益加深。
個人主義、理性主義和責任
「之前的300年並不壞，因為偷盜被人們視為一種表達個人自由的行為，而在貓人的全部歷史中，自由一直是最高理想。」（原註：貓科動物語言中的「自由」與中文的「自由」具有不同的含義，對於貓人來說，「自由」意味著「對他人加以利用、採取不合作態度、製造混亂」）——老舍《貓城記》
情況果真如那些舊規則的擁護者說的那樣危險嗎？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國際政治是從歐洲舊大陸諸大國制定的嚴苛規則開始的（當時那些歐洲大國對其他國家進行了殘酷的壓迫），二戰結束後，由霸權和民主化國際制度共同構成的複合型世界秩序開始逐漸形成。未來的新秩序將是由負責任的國家共同構建的民主化的國際秩序，因此我們當前所看到的國際秩序的解體其實是利大於弊的。每個人都是自利的，建立在自利基礎上的行為更趨理性。避免壟斷的形成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由於霸權將不復存在，而制度也不會再像過去那樣正常發揮作用，為全球各國制定共同目標將變得不再可行。但大家共同解決某些特定的問題還是有可能的。
根據傳統，相對的單一性是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礎。然而對於正在形成的國際秩序來說，個性和自由選擇才是核心特徵。個人主義和作為歐洲政治哲學基礎的理性主義將在國際關係領域獲得體現。個人選擇是理性的。根據外交政策作出的選擇將不再受到不斷累積的義務的束縛，也不再受到那些與當前具體事務無關的約束條件的限制。只要不被捲入衝突或引發生存威脅，無視制度框架去尋求自身利益將是一種理性的選擇。正如基督教新教神學家雷茵霍爾德 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所指出的：「在人類的群體生活當中，尋求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統一代表著一個人的最高美德」。
在20世紀上半葉爆發的那些毀滅性的戰爭迫使人們在集體中（也就是在制度中）尋求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案。當時，在制度之外的一切都是無序的。制度的建立是人類向更加公平的國際秩序邁出的一大步。然而，大國地位仍然是制度中的關鍵元素，美國在自由世界的主導地位以及兩個超級大國在冷戰期間的各種特權就是例證。不過，當前的國際社會正在向民主和多元邁出第一步。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某一國家單獨主導或一個國家集團的集體性主導將不復存在，這使得經典意義上的制度失去了效力。人類正在逐漸放棄共同利益的觀念（這個觀念會不可避免地強行讓各國接受某些共同觀點）。所謂「共同利益」可以有多種定義，但它一定是無關個人的，參與其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夠在共同利益中儘可能獲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當遇到問題需要人們或國家作出會對自身未來造成影響的決定時，個人或國家將用所擁有的越來越多的自由來克服20世紀的制度遺產給他們帶來的影響。為了獲得最好的結果，他們會從種群本能和集體性自私中解放出來，各國將開始變得更具責任感，他們將根據自身能力和客觀條件來行事，而不是單純受到欲望的驅使。美國外交官喬治 凱南（George F.Kennan）在冷戰結束時所寫的一篇關於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問題的文章中指出：「人們有責任在自己的承諾和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真正的行動力之間建立一種合理的關係」。
除了核威懾，新的國際秩序將在幾乎每一個領域取代二戰後形成的舊的國際秩序。新的國際秩序的特徵包括：發展模式之間將展開競爭，模式壟斷將成為過去；各個力量中心之間將展開鬥爭，單一大國主導的時代將成為過去；國際秩序中的彈性結構將取代作為一種壟斷形式的兩極結構；國家之間可能因利益出現聯合，但這與傳統意義上的國家集團並不相同；基於成員之間勢力均衡的制度（我們可以想像在這種制度中一定存在一個最強大的國家）將讓位於多邊合作。
近些年，一些人對多邊主義非常擔憂。所謂「多邊主義」，是指在全球層面國際制度框架內部的外交活動。這種對多邊合作的理解是很特殊的，是當前國際秩序的特定產物。在某些問題上真正的多邊主義解決方案是指，那些與問題的解決有直接關係且有能力影響解決過程的國家共同參與問題的解決。真正的多邊主義並不包含那些只是因為自己具有某種地位或只是為了彰顯自己的實力而參與問題解決的國家。這種真正的多邊主義有利於問題更有效地獲得解決。
美國科技企業巨頭臉書CEO扎克伯格
作為公共利益的公司
「商人們成為了行政官員，而行政機構又變為了由持股人構成的公司。所有不能馬上盈利的大公司以及成立目標不能被那些狹隘、自私的商人們理解的大公司都倒下了。有政治洞察力和深謀遠慮的人都在試圖改善自己的風俗習慣，不與商業目的直接相關（也就是無法帶來商業利益）的一切都被稱為夢想。」——弗拉基米爾 奧多耶夫斯基《無名城市》
這個個體化的世界是否正在崩塌？由於經濟、技術和交通方面的原因，這是不可能的。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全球化行為的實施主體，而且各種社交媒體都在鞏固這一趨勢。20世紀下半葉，已經有觀點認為，跨國公司最終將對國家行為體現出一種糾錯效應。最初，人們從一種很簡單的視角來看待跨國公司的角色，在所有大國，政府能夠有效地將跨國公司置於其管理之下，以使那些公司其為自身的國家利益服務。但是，在我們所描述的烏託邦裡，跨國公司和技術將對國家對孤立個體的重視起到一種對衝作用。結果，人們因此很不願起來迎接挑戰。
最初，「跨國公司」在大多數情況下被理解為「西方大公司」，因為他們大多是總部位於西方國家的公司。在這個新的多中心的世界上，亞洲國家顯然正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跨國公司因此正在失去自己的「西方」標籤。在全球經濟的新範式中，大型跨國公司以及他們所構成的「生態系統」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隨著多邊全球性機構作用的下降，在地區性整合過程中，弱協調、強競爭的局面正變得越來越明顯，全球治理過程中的真空地帶很可能會在微觀層面被各大跨國公司填滿。
一些主要的跨國公司將通過一些國家的「監管裁決」在構造「生態系統」方面獲得優勢。在另一方面，大公司也在面臨來自新平臺公司的愈演愈烈的競爭，那些新平臺公司知道該如何更加快速且靈活地利用消費者需求結構的變化來參與這場競爭。在這種情況下，主要跨國公司和新平臺公司之間不斷變化的戰略聯盟關係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
主要跨國公司將加入「新聯盟」，這將在國家層面對「舊聯盟」造成壓力。更甚者，基於領土的舊的平臺將會被基於公司生態系統聯盟的「新平臺」取代。
隨著時代的發展，眾多公司平臺將逐漸演變成提供服務的無處不在的經濟體系，而那些服務此前很可能都是由國家提供的。以臉書公司欲發行的加密貨幣為例，這種加密貨幣就有可能削弱中央銀行在交易和儲蓄領域的壟斷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監管者將會更加重視對經濟生態系統的分析和管控。而此前致力於打造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參與競爭的國家冠軍企業的「產業政策」將會逐漸讓位於環境的營造，以吸引各大公司平臺以及由那些平臺所構成的經濟生態系統的進駐，這將進一步促進地區和跨地區平臺的形成，他們將在全球範圍內形成新的競爭局面。相應地，公司平臺的發展會促進各國之間互相依賴關係的發展，這很可能會削弱世界貿易組織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國際機構的作用。正如其他國際組織一樣，這些多邊國際機構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隨著公司平臺及平臺經濟體系的發展，我們需要思考該如何改革全球治理結構以對這一新的現實作出回應。數字主權將會在平臺經濟競爭過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除了傳統的在國家間和地區間形成的貿易和投資聯盟關係，數字聯盟將會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這種數字聯盟將為打造經濟生態系統冠軍創造合適的環境，以便自己的經濟生態系統冠軍在全球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
未來圖景
「眾所周知，細節能夠造就美德和幸福，而粗略卻是人類頭腦中必要的惡。一個社會的支柱是由木匠和集郵愛好者（而非哲學家）構成的。」——阿道司 赫胥黎《美麗新世界》
國際政治和全球經濟的新現實正在逐漸形成。如今全世界的局面的確是複雜的，但一些碰撞現象已經向我們揭示了未來全新的全球化的一些重要特徵：眾多權力中心正在形成，政治利益出現了重組，勢力範圍在重新劃分，為了自己的未來各國之間的互相依賴關係在加深，單一的平臺壟斷局面正在讓位於技術解決方案之間的競爭。環境惡化和氣候變化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危險的問題，他們都具有破壞性和建設性的雙重特徵。截至目前，環境惡化和氣候變化已經在各國之間引發了很多分歧，但人類一定會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辦法來解決包括大流行病在內的諸多重大問題。同樣，人類也會在各種價值體系之間實現融合，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更加重要的是，人類應該在展望未來世界時有一個普世的共同基礎。
兩個或三個互相敵對的主導型意識形態正在被倫理道德的多元化取代。當然，這種價值重塑必然會引發那些習慣於將自身價值觀視作普世價值的國家的抗拒。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在於，這種價值觀的多元化是否有利於國際體系的穩定。對道德政治的需求意味著人類需要在不同的倫理道德體系之間找到共同的基礎。
大家都在討論混亂這一話題，瓦爾代俱樂部也在多篇報告中提到過這一問題，然而未來世界的輪廓更接近想像中的烏託邦而非舊的世界秩序。政府治理是否良好是對烏託邦和反烏託邦進行區分的根據。不過，技術進步和個人自由的擴展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政府治理正在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完全無法進行）。
據我們所知，全球治理並不在新的烏託邦向我們展示的圖景中。全球治理可能永遠無法真正施行，因為我們不可能令任何國家屈從於這種治理，而且利己主義早已四處蔓延。不過全球治理可能會以建立在新理性基礎上的某種形式體現出來，這種新理性是在意識到無法令任何國家和利己主義屈從之後形成的。人類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10月發布的俄羅斯瓦爾代辯論俱樂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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