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觀眾們對主角命運的一片唏噓中，HBO的王牌製作《西部世界》系列的第三季終於落下帷幕。作為經典的硬科幻美劇系列，《西部世界》最新的一季依然為觀眾貢獻了諸多腦洞大開的設定。在新一季的故事中，人類與人工智慧的關係似乎發生了某種逆轉。在一個名為「雷荷波」（Rehoboam）的全能機器的規劃下，未來社會每一個人類的未來都被設定好。機器的製造者Serec希望藉助這臺機器消除因為人類的不完美而導致的混亂，建立一個真正理想的社會，而意志覺醒的機器人Dolores反倒扮演起了「解放人類」的救世主。藉助精確的規劃，設計一個理想中的完美國度——雖然「雷荷波」披著高新科技的外衣，但Serec的這一想法的內核其實並不是全新的，而是屬於人類思想中歷史悠久的「烏託邦」觀念的一部分。
就在1771年的今天，一個名叫羅伯特·歐文的男嬰在北威爾斯蒙哥馬利郡的牛頓城呱呱墜地。他很早就開始了自己的學徒生涯，並升任工廠經理。在他成長的過程中，他親眼目睹了工業革命正如火如荼進行中的英國社會經歷的巨大變革。機器的轟鳴聲掩蓋不住的，是底層民眾此起彼伏的哀怨。彼時的英國，勞工的境況非常悲慘，唯利是圖的工廠主為了壓低生產成本，甚至大量招募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這些現實都讓歐文深感憂慮。
1799年，歐文到訪了位于格拉斯哥的一個名為「新拉納克」的工廠，並於1800年正式成為該工廠的管理者，一場在教育學史和管理學史上影響深遠的「新拉納克實驗」就此展開。家境還算富裕的歐文投入了大量的金錢，將自己多年來對社會問題的觀察總結應用到這場工廠實驗之中。他廢除了普遍存在於各個工廠裡的懲罰制度，強調人性化管理，根據工人在工廠裡的表現，將工人的品行分為惡劣、怠惰、良好和優質等四個等級，並將這個評級用不同顏色的木塊標記出來，讓所有人都能看到，以此營造相互激勵的氛圍。同時，歐文也主張個人不應該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擔負全部的責任，個人所處的環境極其重要。於是，他不僅不招收童工，還在1817年開設了專為兒童提供教育的學校，希望每個孩子都能接受相對完整的教育，而不是在剛剛斷奶的時候就不得不從事繁重的勞動。
眾所周知，因為各方麵條件的限制以及社會制度的局限，「新拉納克」實驗很快以失敗告終，歐文也於接手工廠僅僅25年後即宣告放棄，前往美國進行新的實驗，羅伯特·歐文這個名字，也被後世列入「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行列之中，而這個群體的另一個名字，是「烏託邦社會主義」。
羅伯特·歐文
經考證，「烏託邦」（utopia）這個名詞最早就出現於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託馬斯·莫爾的同名著作《烏託邦》中。在整個人類思想的長河中，無數重要的名字都與這個名詞有關聯。這些思想家或是著書立說，或是乾脆直接動身實踐，構造出一個個高度理想化的社會。時至今日，「烏託邦」這一觀念仍然擁有頑強的生命力，前些時日大火的遊戲《集合啦！動物森友會》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動森》中，玩家們生活在一個未被開發的世外桃源中，通過採集自然資源來換取錢幣和島外物資，自由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天地。在《界面文化》的一篇文章整理的各路媒體的觀點中，就有人指出，《動森》為飽受都市壓力之苦的現代人提供了一種重返自然的想像，讓玩家能夠在虛擬世界之中暫時地擺脫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的「螺絲釘」角色，享受難得的自由。作為一款既無複雜劇情又無繁瑣任務的「反主流」遊戲，《動森》的爆紅其實恰恰反射出今天人們心中仍然普遍潛藏的「烏託邦」情結。
在著名的技術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看來，地球上發生的所有事物的歷史，城市的歷史、軍隊的歷史、一切有形之物的歷史，僅僅是人類故事的一半而已，而另一半的故事，則幾乎都與「烏託邦」脫不了干係。
在羅伯特·歐文的誕辰紀念日，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烏託邦的「前世今生」。千百年來，人類為何如此迷戀和持續想像著「烏託邦」？「烏託邦」又曾經以哪些面貌出現？立足當下放眼未來，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它？
撰文｜劉亞光
1
從「太陽城」到「南極理想國」：
逃避現實的世外桃源
在《烏託邦的故事：半部人類史》一書中，芒福德細緻梳理了西方歷史上諸多「烏託邦」的想像，他提出，「utopia」一詞，其實是對「Outopia」和「Eutopia」兩個詞語的戲仿，前者的意思是「不存在之地」，後者則是「理想之地」。在1516年寫作的同名著作中，託馬斯·莫爾正式提出了這個詞，也恰恰是在書中，他構想了一個「美好到不存在」的國度。這個國度是一個島嶼，這個島嶼有一個巨大的海灣作為入口，易守難攻。島上有54座城市，最近的兩座城市相距只有24英裡，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最遠也不過一天的路程。這個國度的人民輪流參與勞動，並共同分享勞動成果。幸福富足的生活讓這裡的人民擁有普遍善良的秉性，他們心胸開放，熱衷於接納不同的思想，「到烏託邦來觀光的遊客，如果因為長期遊歷而熟悉許多國家的經驗，一定受到烏託邦人的熱情洋溢的歡迎，他們樂於傾聽世界各地發生的事」。除了充實的勞動生活，他們的精神生活也豐富多彩，「除了統一規定的工作、睡眠等時間外的空隙時間雖然是由個人分配，但大家往往不約而同地選擇去聆聽公共演講，雖然只有經過特別挑選去做學問的人強制需要出席，然而大部分各界人士，無分男女，都成群結隊的來聽講，按各人性之所近，有聽這一種的，也有聽那一種的」。
《烏託邦的故事》劉易斯·芒福德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9年7月
其實，如果依託「烏託邦」一詞的含義按圖索驥，雖然「烏託邦」一詞是正式出現於莫爾的《烏託邦》中，但其實早在人類文明源頭的古希臘，柏拉圖就已經在《理想國》中勾勒出一座烏託邦的雛形。在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度中，社會的不同階級分別與不同的美德相互聯繫，「智慧」對應著城市的統治者，「勇敢」對應著城市的守衛者，而「節制」是所有階級都應對應的美德，「正義」則是這幾種美德誕生的根本原因和條件。每個公民按照自己的稟賦各司其職，維持社會的協調運轉。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早期烏託邦作家們勾勒的幻想中的國度在具體設計上有差別，但在政治經濟制度、日常生活描寫上有著許多共性。柏拉圖描繪的「理想國」，其實成為了早期烏託邦作家們想像這些國度的某個「理想型」。在芒福德看來，柏拉圖構想中的理想國度其實正是以古希臘城邦為模板。城邦是「他和他的同胞們積極分享的東西，它是一塊明確的土地，隨便爬上一座山頂都能看到它的邊界，生活在邊界之內的人，供奉相同的神靈，擁有共同的劇院和體育館，以及許多共同的利益，這些利益都只有在一起工作、共同娛樂和共同思考的過程中才能滿足」。這段話點明了在早期作家心目中，「烏託邦」的核心意旨其實是塑造一種人與人之間極致和諧的狀態，一種以人與人之間的緊密連接為基礎的「公共性」。烏託邦的一切制度安排，其實都服務於此。
這種對人與人之間和諧關係以及社會的「公共性」的強調，鮮明地體現在許多早期的烏託邦思想家的作品中。在《烏託邦》中，莫爾就寫道，在烏託邦國王初來乍到之前，當地人由於信仰不一而相互爭鬥、戰亂頻仍。在國王取勝後，他立馬規定每個人擁有宗教信仰以及傳播此種信仰的自由。同時規定，在向他人傳教的過程中，必須採用「溫和文靜」的方式，以理服人，絕對杜絕暴力或者訴諸謾罵。「如有人表達自己觀點時，齗齗爭辯，態度過分激烈，他將受到流放或者奴役的處分」。另一名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康帕內拉在首次出版於1623年的《太陽城》中也曾經寫道，在理想國度「太陽城」中，「圖像」作為一種用於公民教育的媒介大量出現，城中專門司職教育的首領命令在內外城牆的裡裡外外和上上下下都掛上美麗的圖表。由於太陽城的結構近似於一個同心圓，這些刻在城牆上的圖表能為所有公民所見。康帕內拉認為，太陽城的科學文化十分繁榮，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這個城市的制度本身和牆壁上的圖畫用直觀的方法向聚精會神地觀看壁畫的人們灌輸一切科學」。在這裡，康帕內拉的話可以解讀為一種隱喻：相較於擁有較高認知門檻的文字，圖像的直觀性對於科普基本的常識其實具有更大的優勢，對一種幾乎無門檻的知識傳播媒介的重視直接暗示著一種對知識的公共屬性的認可。
《烏託邦》託馬斯·莫爾著，商務印書館 1982年2月
然而，早期烏託邦作家們身處的時代現實卻與他們筆下勾勒的烏託邦是截然相反的景象。柏拉圖的《理想國》寫作於戰敗的陰影下，彼時，他所在的阿提卡的大部分地區都在一場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毀於一旦。而在莫爾、康帕內拉寫作的16—17世紀，封建勢力依然強勁，資本主義也在西方開始了萌芽，私有制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已經開始給這些作家們的心靈帶來震動。無怪乎莫爾在《烏託邦》中大肆展開對私有財產的批判，在烏託邦，擁有私有財產是一件不正當的事情。於是在烏託邦人的公共廳館和私人住宅，糞桶溺盆之類的用具都是由金銀鑄成，他們也用金銀做成鎖鏈戴在囚犯身上。可以說，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關係充滿著衝突與不和諧。現實景象與烏託邦構想之間的落差，讓我們窺見人類想像烏託邦一個重要的心理動因——通過想像來逃避令人痛苦的現實，並表達對現實的不滿和批判。正如20世紀俄羅斯著名思想家別爾嘉耶夫所言：「烏託邦是人的本性所深刻固有的，甚至是沒有不行的。被周圍的世界的惡所傷害的人，有著想像、倡導社會生活的一種完善和和諧的制度的需要」。
這種逃避現實的烏託邦想像的確是普遍存在於人類歷史的。芒福德對烏託邦故事的梳理局限於西方世界，事實上，中國歷史上同樣不乏此類故事。在日本學者武田雅哉看來，晚清至民國誕生的中國早期科幻小說中，就存在大量烏託邦的故事情節。例如，維新變法的主將康有為曾在1913年至1919年間連續刊登作品《大同書》 ，其中就寫道：「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諸星之生物耶，莽不與接，杳冥為期。吾與仁之，遠無所施」，表達了一種「世界大同」的烏託邦情結。維新變法的另一員大將梁啓超也曾於1902年作《新中國未來記》，暢想「維新五十年大典」，彼時在上海開設了「大博覽會」，該博覽會：「不特陳設商務、工藝諸物品而已，乃至各種學問、宗教皆以此時開聯合大會（是謂大同），各國專門名家、大博士來集者不下數千人，各國大學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竟把偌大一個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蔡元培也在1904年寫下《新年夢》，在他夢中的這個新世界，人們沒有姓名，用編號稱呼，沒有夫妻的名目，男女兩人只要合意，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公園裡定親。法院和法律不再需要了，同時，整個地球由縱橫交錯的鐵道覆蓋，語言已經統一，科技發達到連氣候也憑藉科學的力量可以自由控制。
在彼時中國內憂外困的時局背景下，這些「大同世界」確實成為了許多知識分子寄託情懷，同時暫時逃避現實憂思的世外桃源。最能體現這一特點的，莫過於1906年由科學會社發行的小說《冰山雪海》。小說中，地球經歷了全面的寒潮，連溫暖的福建都得日日烤著火爐，主人公們在極寒中感嘆世道艱難、社會充斥著不平等，希望出海尋找新天地，一行人在冰山雪海中開道，終於在2399年9月9日於南極建造了一個「理想國」。而時隔9年以後，居住在美洲大陸的猶太人和非洲人也乘船朝南方尋找新的土地，由於同樣受到冰山雪海的阻擋，快要餓死時被中國人救到理想國中，他們發覺此時的理想國已是「大同社會」，此後，南緯50度以北完全冰封，人們從地球上各地聚集過來，房屋達到了50萬戶，其中9成是中國人。聯繫中國當時的處境，這番頗帶有強烈民族情結的烏託邦敘述就十分耐人尋味。
《中國科學幻想文學史》武田雅哉林久之著，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7年11月
2
「法郎吉」，民族國家和「雷荷波」：
烏託邦的規劃性迷思
芒福德認為：「理念世界的作用之一，就是逃避或補償。它旨在幫助人們儘快擺脫命中的困境或挫折。其另一作用，則是為我們將來的釋放創造條件」。據此，他認為存在兩類作用不同的烏託邦，一種是前文提及的「世外桃源」式的「逃避式烏託邦」（utopias of escape），另一類則被他稱作「重建式烏託邦」（utopias of reconstruction）。「逃避式烏託邦」具有更多的空想性，芒福德評價其「從不考慮任何現實條件的限制，是一系列模糊、雜亂、缺乏邏輯連貫性的圖像，這些圖像既會讓我們激動不已，也會讓我們如履薄冰」。相較之下，「重建式烏託邦」則將空想者引向外部的現實世界，這類烏託邦不僅是從宏觀上構想世界，而且還切實地考慮了這個世界的設計細節，仿佛在模擬一幅社會建設的藍圖，隨時等待被付諸實踐。
芒福德曾對康帕內拉同時代的烏託邦作者安德裡亞給予高度的評價，在《基督城》一書中，安德裡亞為他的烏託邦做了極為精細的城市規劃。從產業角度來看，基督城分為三個區域：第一個區域是農業區，第二區域是磨坊、麵包坊和肉店，以及所有通過機械而非火來生產的作坊。第三部分是冶金行業、玻璃、磚瓦、陶器等需要連續燒火的行業——這反映了作者所處時代最佳的行業構成，輕重工業層次分明。同時，基督城的學校作為一個微型共和國在運行，在這裡男孩女孩平等接受教育，實行自我管理，老師則從全體公民中精心挑選出來。芒福德認為這種模式已經切實出現在了他生活時代美國新罕布夏州山區的一所暑期學校中。與羅伯特·歐文並列為歐洲「三大空想主義者」的傅立葉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設計出一種名為「法郎吉」的公社組織，在這種公社中，人們能夠「一日五餐吃到美味佳餚，哪怕是最貧窮的人，也能夠從十二種湯、十二種露珠和葡萄酒，以及十二種肉和蔬菜的調味品中來選擇」。而在1841年，一群超驗主義者就在美國的麻薩諸塞州創辦了類似的一個公社，在這個頗似歐文的工廠實驗的項目中，所有的居民需要完成300天的集體勞動，同時享受免費的教育和食宿，吸引了無數達官貴人和烏託邦作家的到訪。
隨著時間的推移，烏託邦作家們已經開始努力讓理想中的國度「照進現實」，並不滿足於僅僅讓其作為一座太平洋上的虛構小島而存在，而是事無巨細地安排起社會生活的細節。「重建式烏託邦」反映了人類烏託邦觀念的進一步成熟，也呈現出烏託邦觀念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特徵——對「規劃性」的迷戀。例如，從古到今的各類烏託邦作品中，都體現出對社會生活中各類「等級」的嚴格劃分，柏拉圖對於治國者、衛國者、平民的劃分是典型的一例。這種劃分同樣體現在科幻作家喬治·威爾斯的《現代烏託邦》中，在「現代烏託邦」中，居民被分為四類：動力型、生力型、基礎型、沉悶型。動力型是社會中的活躍元素，包括管理者、企業家和傑出的行政管理者。生力型則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創造性人才，基礎型和沉悶型則對應著罪犯、酒鬼等社會底層人士。而在對不同等級的屬性進行嚴苛界定的基礎上，威爾斯筆下的這個烏託邦還註冊了每個居民的信息，其中包括名字、序號、指紋、居住地變更信息和生活變更信息等，統一都歸檔到一個龐大的中央檔案室中。這些都充分反映出烏託邦思想對「越軌」的擔憂和對秩序的追求。
《想得很美：烏託邦的細節設計》馬少華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1年4月
值得一提的是，烏託邦觀念在人類思想歷史中存在十分廣泛，它遠遠不止以這些著名思想家筆下的作品中的面貌出現。芒福德在書中頗具洞見地指出，「民族國家」其實本身也是一種存在歷史悠久的烏託邦觀念，只是在很多時候它被人們視作自然之物。「民族主義烏託邦不承認自然區域和自然族群，而是沿著土地測量員劃定的邊界圈起所謂的國家領土，迫使該領土內所有的居民都成為一個單一而不可分割的整體中的一員。」而民族國家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本身所實施的手段，恰恰反映出烏託邦對「規劃性」的極致追求。芒福德指出，民族國家最主要的工具是它的「超級都市」，而都市中最重要的要素並不是地理條件而是其人文景觀。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紙張」來完成所有生活和交流的。「對紙張虔誠的關注，是都市居民畢生的事業，日報是人們與生活打交道的工具，小說雜誌和畫報是他們逃避生活的途徑，有了膠片，才有了不需要真人便可上演的舞臺。都市居民不必遊歷世界，因為世界就在他們面前經過，只不過是在紙上。都市居民也已經習慣了從紙張裡得來情感體驗。」都市中的人類交往是非直接、中介化的，這使得民族國家利用媒介在人們腦海中「製造現實」成為可能。芒福德的這段論述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對民族主義起源與散布機制的論述，在安德森看來，「民族」是現代印刷技術普及之後，在報刊等現代媒介的影響下於人們腦海中形成的「想像共同體」。通過宣傳機制，民族主義烏託邦可以讓所有的居民培養起相似的品味，「在剛開始的時候，民族主義與烏託邦的居民可能千差萬別，但最終會逐漸變得像電線桿一樣，完全沒有了差異」。作為一種典型的「烏託邦」，「民族國家」不僅作為觀念顯露出明顯的「規劃性」，同時它也實實在在體現在了各類民族國家的建設實踐中。
烏託邦對「規劃性」的極致追求必須以一定的技術作為依託，這似乎可以部分解釋科學技術與烏託邦觀念長久以來的糾纏。從邊沁論述的圓形監獄，到貝拉米筆下的齒輪世界、布羅茨基的戲劇《大理石像》，在各類烏託邦的故事中，科學技術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果說這些烏託邦誕生的年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剛剛起步，那麼在高新科技層出不窮的當下，依託於技術的烏託邦想像不但並未退潮、反倒愈發繁盛也就不難理解了。在剛剛完結的硬科幻美劇《西部世界》第三季中，一臺名為「雷荷波」（Rehoboam）的全能機器規劃了未來社會每一個人的未來，機器的製造者Serec希望藉助這臺機器消除因為人類的不完美而導致的混亂，建立一個真正理想的社會。「雷荷波」堪稱烏託邦觀念對「規劃性」追求的極致，而引人深思的是，這個全能機器的劇情設定本身也構成了一種對烏託邦觀念的內在反思。在劇中，人類社會的發展被「雷荷波」的劇本牢牢限制，而將這一局面打破的恰恰是從西部世界園區中覺醒的人工智慧——一種在劇情設定中超越了單純的機器和單純的人類的全新物種。覺醒的人工智慧作為一個特殊的鏡像，在某種程度上反射出人類這個物種的發展從本性上或許「可以被規劃」這一事實，追求「規劃性」的烏託邦情結也許從來都是人類自身的一部分。
《西部世界》第三季規劃人類社會的「雷荷波」。
然而，烏託邦的「規劃性」迷思也同樣是這一觀念在漫長的歷史中持久地遭到批判的重要原因。雖然「雷荷波」本身被用於建造一座烏託邦，但《西部世界》第三季的故事卻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反烏託邦」寓言——「雷荷波」為人類規劃未來的幻夢被擊碎，世界重新進入Serec所擔心的無序之中。著名的「反烏託邦三部曲」正是集中表達了這種對烏託邦想像的質疑和不信任，《1984》中無處不在的「老大哥」，《美麗新世界》中服用後會產生快樂幻覺的藥丸「梭麻」，不僅直接指向烏託邦的虛幻，同時還指向烏託邦的「規劃性」與極權主義之間的關聯。與烏託邦的規劃性相似，極權主義同樣是試圖將整個社會動員為一架龐大的機器，哲學家傅拉瑟就曾經將極權主義的重要符號「奧斯維辛」視作一種「裝置」的隱喻。拉塞爾·雅各比也在《不完美的圖像》一書中指出，包括以賽亞·伯林、漢娜·阿倫特等著名的思想家，都曾對烏託邦思想與極權主義思想之間的關聯進行猛烈的抨擊。在這些反烏託邦思想家眼中，依託於科學技術的烏託邦絕非美好的世外桃源，而只會自動走向崩潰，或是帶給人類更糟糕的未來。
反烏託邦者們對烏託邦的「規劃性」迷思提出了尖刻而重要的批評，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此也有過精闢的論述，他認為，烏託邦主義是「歷史主義」的，持有這種思維的人傾向於用「一種明確的計劃和藍圖重新塑造整個社會」。而與之相對的另一種他所提倡的「非歷史主義」的觀點看來，社會歷史的發展並不可以進行整體來規劃，而只能在「小調整和再調整」中慢慢修補前進。在不斷勾勒社會理想藍圖細節的過程中，烏託邦的觀念多少忽視了歷史發展過程中作為個體的人的能動力量。獨屬於個體人的一體兩面的不穩定性與創造性，極大影響著歷史的走勢，也最終為許多企圖實現烏託邦的實踐吹響喪鐘。恰如芒福德評價，烏託邦主義者似乎都有一種「戀物癖」，把制度視為「與人類完全無關的外在形式」，而「每一場社會運動的理論背景與具體實施方案之間，其實都隔著起著決定性作用的人類」。烏託邦觀念在不斷發展成熟的過程中，也慢慢讓自己陷入一個詭異的悖論——越是用事無巨細的規划去貼合真實歷史發展的規律，越是帶來背離歷史發展規律的悲劇。這個過程仿佛也一次次印證，用架空真實人性的方式去引導人類，與緣木求魚無異。
《不完美的圖像：反烏託邦時代的烏託邦思想》拉塞爾·雅各比著，新星出版社 2007年6月
3
是虛幻的空中樓閣也是必要的未來藍圖：
烏託邦的兩副面孔
逃避式的烏託邦過於虛幻，重建式的烏託邦體現出的規劃性迷思也仿佛一座沒有歷史根基的空中樓閣，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全盤拋棄烏託邦。正如芒福德對他描述的烏託邦故事的概括性評論：「如果沒有其他時代的烏託邦，人類可能依然赤身裸體，悲慘地生活在洞穴中。最先在腦海中描繪出一座人類城市的是烏託邦人」。我們需要客觀地看待烏託邦的觀念，這並不僅是因為人類因其本性總有想像烏託邦的動力，也是因為烏託邦觀念對於人類的未來，依然是一張必要的藍圖。
人類歷史上許多影響深遠的思想體系其實都脫胎於烏託邦的觀念，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其重要來源之一恰恰就是如今被人們視作荒誕不經的空想社會主義家們的作品。而由對烏託邦觀念的反思而誕生的反烏託邦觀念，也時刻為人類的未來敲響著警鐘。如果說《美麗新世界》在赫胥黎寫作的1931年看上去還只是危言聳聽的末世科幻寓言，那麼到了1958年，赫胥黎發現自己的擔憂已經逐一成為現實，於是他不無沉重地又寫下了《重返美麗新世界》一書。書中赫胥黎認為，現代社會已經開始採用美麗新世界那種並非通過強制和懲罰，而是通過獎賞和激勵的方式來對人實行全面的控制。大眾傳媒成為了現實版的快樂藥丸，供給充分乃至過剩的感官電影、「離心球」、「咬兮炮兮」吟誦會讓人民沉浸其中，完全卸下了對世界的責任。在這樣一個社會裡，「大部分民眾耗費了大量時間，卻並沒有生活在當下，而是生活於他處，流連於運動、肥皂劇、神學、玄妙的幻想組成的不疼不癢的世界，他們很難抵抗那些試圖操縱和控制社會的人對他們的侵犯」。從《美麗新世界》到《重返美麗新世界》，赫胥黎的兩次寫作讓我們窺見了反烏託邦思想獨特而超前的批判力。
如果人們的目的是希望真正把烏託邦的想像付諸實踐，這樣的想法多半會如前文所述落得一場空。正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馬少華在隨筆集《想得很美：烏託邦的細節設計》一書中所言，烏託邦遵循的是「應然」的邏輯而不是「實然」的邏輯。可如果讓烏託邦的力量僅僅局限於想像的領域，這種「應然」的邏輯在應對當下的許多問題時卻能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當前全球社會面臨的嚴峻環境危機。在一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大行其道的時代，應對環境危機的一大挑戰其實來自於消費主義。如果秉持著一種現實主義的思路，人類很難擺脫市場經濟帶來的繁榮與便利的誘惑，真正反思自己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想得很美：烏託邦的細節設計》中就寫道，現實主義的發展思路有助於經濟社會的繁榮，但卻沒有辦法讓人們從這種繁榮中反思自己的行為，節制自己的欲望——因為從某種程度上，這種繁榮恰恰與對環境問題的習慣性「不反思」相互支撐。此時，一種看上去不那麼「現實主義」的烏託邦式理想主義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動森」式的烏託邦架空了現實的邏輯，同樣也因此隔絕了已經在生活中無孔不入的消費主義原則，讓人們得以重新想像另一種生活的邏輯與可能。
《重返美麗新世界》阿道司·赫胥黎著，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015年4月
科幻作家劉慈欣曾經在探討「科幻中的科學硬傷」時提及，科學硬傷對於科幻來說未必是一件十分致命的事情，相反有時「硬傷就是科幻本身」。在他視為「最高級的一類科幻小說」中，小說家往往會構建一個完全超越宇宙規律的新世界，比如改變萬有引力與距離的關係等。這類小說幾乎無法做到完全尊重科學事實，但也恰恰成為了人們想像力的巔峰，讓人們能夠跳出既有的全部思維框架，去考察「宇宙帶傷運行時可以是什麼樣子」，彰顯了科幻獨有的價值。烏託邦觀念作為一種對現實的反思和對未來的暢想固然有其脫離現實、矯枉過正的一面，但這種「矯枉過正」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或許同樣是一種「珍貴的硬傷」。
由此可見，烏託邦的觀念幾乎伴隨著整個人類文明的歷程，它本身的確有著值得我們警惕的「空中樓閣」的一面，但它同樣也有著幫助人類反思前進方向的「未來藍圖」的面孔。如果人類註定與烏託邦的觀念相伴前進，那麼比起對其進行狂熱的追捧或是徹底的批判，更重要的是理性而全面地看待它。
撰文丨劉亞光
編輯丨董牧孜，走走；校對丨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