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帶走了疾病本身，但因疾病而產生的人類社會的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卻一代代流傳下來。反思當下，對未知物多一份敬畏，不妄下論斷，如何避免以慘痛的損失換取頓悟，是我們應該由歷史案例中吸取的教訓。
歷史學家麥克尼爾曾指出：「傳染病在歷史上出現的年代早於人類，未來也將會和人類天長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會和從前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一項基本參數以及決定因子。」[1]
這個冬春交替時節，我們正在經歷的，就是歷史的一部分。現實中，尋找疫病的源頭堪比偵探大片，人們在疫病中的感受和表現，也往往自帶戲劇化的濾鏡，是悲是喜是荒誕還是感動涕零，各不相同。對於歷史本身和我們在其中的狀態，也許經年之後才能看清楚。
在中世紀後期的歐洲，麻風病與黑死病絕對是疾病史上的兩大主角。幾個世紀以來，它們對於歐洲的困擾是如此嚴重，以至於整個歐洲文明都受到這兩種疾病的影響。對照當下，雖然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流行性疫病無法帶給我們一個標準答案，但是可以引導我們思考。
救助與屠殺，作為文化符號的麻風病
醫學是一門特殊的學科，它屬於自然科學，但主要研究對象卻是人，因此醫學天然與社會科學有著緊密的聯繫。尤其研究流行性疫病，絕不可能脫離開發生疫病的人文和社會歷史背景。
西方醫學自古希臘羅馬時代開始，和哲學就相互影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就認為：「研究疾病與健康的第一本原乃是自然哲學家的任務，因為無論是健康還是疾病都不是無生命事物的屬性。」
正因如此，當我們回看發生在12至13世紀歐洲的麻風病時，就會理解：為何在中世紀，它並不單純被看作是生理上的疾病，而是被看作一個將精神、道德、神學、情感等多種因素包含在內的集合體。有學者直接認為：「麻風病作為一個文化符號是確定的……麻風病的這種『想像的』流行並不是一種單一的印象，而是走向了兩個極端——罪的懲罰與驅逐，上帝的恩寵與救助。」[2]
在中世紀的語境中，麻風病的一個消極內涵是「因罪而由上帝所降下的懲罰」。法國國王聖路易在談到自己所犯的罪時，認為自己罪孽深重，用的比喻就是「罪像麻風病一樣」[3]。
在麻風病「橫行」歐洲的兩個世紀中，關於這個疾病的真正病因和治療方案，沒有準確的答案。幾百年後，直到1873年，才由挪威科學家阿莫爾？漢森準確地從醫學角度定義：麻風病是由麻風桿菌引起的疾病。並進一步分析出：因患者本身抵抗能力的強弱表現出多種不同的症狀：有些較為溫和，類似結核和腫瘤，外在表現和一些其他的皮膚病較為相像，甚至只表現為口腔生瘡；而另一些則相當嚴重，表現為皮膚潰爛、面部畸形和四肢掉落等恐怖症狀。[4]
麻風病可以通過很多途徑傳染。但是和中世紀以及現代大多數人的印象不同，它的傳染性其實並不強。能否傳染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受麻風病菌本身的影響，而是受接觸者體質影響。大多數人即使經常和麻風病源接觸也不會感染，只有一小部分人對此疾病沒有免疫力。[5]
麻風病在文化上影響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學家、藝術家和文學家，也有很多相關作品流傳於世，在之後的幾百年中，仍然作為素材出現在很多藝術作品中。例如法國著名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就研究了麻風病對於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1980年義大利學者貝託？艾柯在《玫瑰的名字》一書中提及了中世紀人們對麻風病的態度。[6]
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對待麻風病最為明確的措施是開辦麻風病院。12世紀至13世紀，幾乎每個義大利城市的城牆之外都有一座麻風病院，就連位於西歐邊緣的小國丹麥也有31座之多。[7]根據巴黎的馬修（Matthew of Paris）粗略的估計，在13世紀50年代，整個歐洲有19000座麻風病院，單是法國就有2000座左右，英格蘭則超過100座。[8]
由於麻風病外在的恐怖形象和人們對於病因的不了解，對麻風病人的隔離行為充滿悲歡離合。恐懼和憂傷之下，大量的麻風病人被送到麻風病院度過餘生。
其中，許多編年史家都難以忘記發生在1321年的事件，這是整個麻風病流行的一百多年中，頒布的極為恐怖的國家級殘殺法令。當年6月21日法國國王頒布法令規定：所有活著的認罪的麻風病人都將被處以火刑；不認罪的則嚴刑拷問，一旦認罪，處以火刑；自發認罪的或者嚴刑逼供後認罪的婦女，除懷孕者外，都處以火刑。有人在著作中描述：「麻風病人在整個法國境內被燒死，因為他們準備毒殺所有人。」聖凱薩琳修道院的年代紀寫道：在整個法國，麻風病人都被囚禁而且被教宗譴責；許多被行刑，僥倖逃脫者被限制在固定的居所之內。[9]值得一提的是，這條極端的法令最初緣起於中下層貧民，當年8月下旬，該法令因國王發布赦免令而終止。[10]
雖然該法令只持續了短短兩個多月，但血腥恐怖的氛圍則成為普通民眾揮之不去的陰影。除了法國，其他國家也發生過針對麻風病人的屠殺事件，不止一個地區還遷怒於猶太人，並對其展開屠殺迫害。當時的人們距離死亡如此之近，很多死亡甚至並非由疾病造成。人們對於死亡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約翰·約阿希姆·溫克爾曼曾經說過，把藝術創作的成就與當時社會的自然條件、政治條件聯繫起來才能揭示其精神，把藝術品與當時社會的時代精神相聯繫。[11]
「死亡之舞」就是這其中的一類產物，是中世紀十分流行的藝術題材，在油畫、壁畫、戲劇、音樂等不同領域都有體現。不能完全說「死亡之舞」的出現是因為麻風病的蔓延，但至少麻風病和後來的黑死病等疾病對於「死亡之舞」題材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麻風病肆虐歐洲之前，10世紀之前，歐洲就出現過一個文學題材：「我已準備赴死」或「死亡不可避免」，是用拉丁文寫成的詩歌。詩歌只有兩行，大致意思是說他們快要死了，死亡不可避免。最後往往是11個將死的人，包括：國王、教皇、主教、騎士、物理學家、邏輯學家、年輕男子、老男人、富人、窮人以及老實人。
有一點死亡警戒的意味。
還有一個流傳比較久遠，也比較普遍的藝術題材則是「三個已死的國王」或者「三個活人和三個死人」。民間的流傳版本比較多，其中之一的大致內容是：三個青年國王外出打獵，在森林裡迷路了，並與隨從們走散。忽然從樹林裡走出三具骷髏，說它們不是魔鬼，而是這幾個國王的祖先。「我們曾是你們，而我們現在的樣子，將是未來的你們，當我還活著的時候，極盡享樂之事。而現在，也因此備受折磨。」國王們的態度從一味想要逃跑，轉變為下定決心面對骷髏。骷髏留給國王們最後的訓誡是「一定要時刻警惕死亡，以及不忘生命易逝」。希望藉此提醒青年國王們不要安於享樂。最終，經過這一驚心動魄的夜晚之後，天亮了，骷髏離開，國王們也順利返回，並建了一座教堂，把他們的故事記錄在教堂的牆上。
中世紀麻風病流行時期，這一主題的繪畫作品和手抄本隨即湧現，也很快傳遍了歐洲各國。
手抄本《三個已死的國王》局部
「死神之舞」繼承、綜合甚至發展了以上這些藝術題材。有學者也將之稱之為「骷髏舞」「死亡舞會」「死神之舞」。由於麻風病本身的特性，除了骷髏經常作為藝術家的描繪對象之外，更多藝術家選擇用另外的方式來描繪恐懼和死亡，比如殭屍、怪物或者巫婆。
救助和屠殺，兩種面對麻風病截然不同的態度都發生在中世紀，可現實是：麻風病本身卻並不是真正現代流行病學上的高傳染性疾病。
《死亡之舞》、黑死病與文藝復興
在歐洲醫療史上，接踵而來的另一個流行性疾病則更加恐怖兇猛，是整個歐洲的巨大浩劫——黑死病。黑死病(The Black Death)是後人對這場瘟疫的稱謂。當時的拉丁文文獻中多用帶有感情色彩的稱謂稱呼這種疾病—— atra mors(意為「恐怖的死亡」)、pestis atra(意為「恐怖的瘟疫」)等。atra雖然也有「黑色的」意思，但更多的是用來指「恐怖的」「駭人的」。一般認為，將之冠以「黑死病」之名，最早出現於1555年的瑞典文獻中——swarta d？den。一般認為，這要歸因於斯堪的那維亞語對拉丁語atra的誤譯。直到1823年，「黑死病（The Black Death）」這一稱謂才出現在了英文歷史讀物的撰述中。[12]
從醫學角度，黑死病是一種鼠疫，由鼠疫桿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傳染病。主要以老鼠和跳蚤為媒介傳播。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叮咬了人，將細菌散布於人體傷口上，然後由傷口侵入血液，導致疾病的產生。根據發病部位不同，鼠疫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出現結節腫的淋巴腺鼠疫，它侵害血液，引起腹股溝腺炎和內出血，由接觸傳染；二是肺鼠疫，能使肺臟發炎，在數日內使患者喪生，由呼吸可傳染，此類瘟疫危害最大，傳播最烈；第三種是鼠疫敗血症。親身經歷過1348年黑死病的佛羅倫斯作家薄伽丘寫下了著名的《十日談》，其中說道：「浩劫當前，城市裡的法紀和聖規幾乎蕩然無存了，每個人都可以為所欲為。」[13]
1348-1350年歐洲首次發生大規模鼠疫，在隨後長達3個世紀的時期內，歐洲大陸上的疫情此起彼伏，始終籠罩在死亡的恐怖氣氛中。義大利前後發生過9次，死亡人口超過60%；西班牙在1381-1444年間發生4次，差不多40%的人口死亡；法國在1361-1426年發生過6次，僅其中最後一次就奪取了5000巴黎人的生命；1362-1391年英國發生5次，共計喪生超過一半人口；1363-1391年，黑死病席捲德國和波蘭，一年之中布雷斯勞就有30000人死亡，克拉科夫有20000人死亡，西裡西亞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居民死去。[14]
據不完全統計，中世紀後期「黑死病」造成整個歐洲超過2500萬人口死亡。
「黑死病」之所以在歐洲頻繁暴發，醫學方面的原因在於其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特點，它在歐洲各地保留了小的疫源帶，一旦時機合適，疫病就捲土重來。[15]社會學方面的原因則比較複雜，其中既有當時城市管理髒亂差、醫學發展滯後的原因，也有整體社會文化思想意識混亂的原因。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能說明這一點。
黑死病暴發後不久，巴黎醫學院的醫學教師發表《瘟疫概論》，對正在侵襲巴黎和整個法國的瘟疫發表了集體看法。這部著作用非常理論化和學術化的風格寫成，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瘟疫的原因，第二部分是預防和治療措施。根據巴黎醫學院教師們的看法，1345年3月20日下午1點，土星、木星和火星的會合導致空氣受到汙染，最終引發了黑死病。[16]《瘟疫概論》是巴黎大學醫學院應法國國王的要求而寫的，在當時很具權威性，還被翻譯成方言如義大利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當然，幾個世紀後的我們知道這個《瘟疫概論》並不可信，既不能解釋鼠疫的真正成因，也不能提供有效的治療措施——可是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這一切。
黑死病傳播過程中引發了大量的恐慌、謠言和社會動蕩。當時人情道德紐帶破裂的故事層出不窮，母親拋棄孩子、妻子被丈夫賣掉、兄弟相殘等等；也有一些人出現狂熱的宗教行為。社會衝突動蕩，人們缺乏信仰，無私與貪婪同在，力量與虛弱並存，浮華與禁欲主義同在，神聖世界與世俗世界則不再涇渭分明。
時間帶走了疾病本身，但因疾病而產生的人類社會的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卻一代代流傳下來。比如前文所談到過的「死亡之舞」這種藝術形式。
從12世紀至16世紀不斷有人創作過「死亡之舞」的圖像，該圖像真正在歐洲流行起來是從小荷爾拜因創作於1524-1526年的系列版畫《死亡之舞》開始。該版畫總共 41 幅，首次出版於1538年，正是黑死病在歐洲此起彼伏的時期。小荷爾拜因之後，「死亡之舞」作品多數是對他的作品的模仿和複製。
小荷爾拜因像一個劇作家，精心設計了每一幅圖的戲劇化場景，使每一個場景中都有一個故事在上演。流行性疫病的發生和傳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從潛伏到開始，經過高潮，要麼最後結束使人們重回健康，要麼令人歸於死亡。當時的藝術家們想要描繪它，只能將這個動態的過程定格在某個瞬間。
小荷爾拜因在構造情境時，筆觸細膩。比如，他通過人物的服飾、造型來刻畫人物的身份、地位；橋段設計不僅注重表現肉體上的死亡，同時也注重表現人的靈魂的死亡。
小漢斯·荷爾拜因《死亡之舞》第十一圖《皇后》
在小荷爾拜因的《皇后》這幅圖中，皇后胸前佩戴著碩大的珠寶，穿著華美的拖地長裙，雄偉高大的宮殿，都可以襯託人物的高貴，即便如此，在死神到來之時，也難免驚慌失措。
小漢斯·荷爾拜因《死亡之舞》第十八圖《法官》
《法官》這幅圖中，正經威嚴的法官端坐在象徵權力的靠椅上，但他伸向前面一個裝錢的陶罐的手洩露了貪婪，那可能是行賄的過程，可是一切都是徒勞，死神已經在靠近。
小漢斯·荷爾拜因《死亡之舞》第六圖《教皇》
《教皇》這幅圖同時出現兩個死神。其中一個站在人群之中，另外一個從王座後面偷看，對著教皇的臉露出了笑容。這暗指教皇的精神和肉體的死亡。
小荷爾拜因的《死亡之舞》將死亡以一種幾近荒誕的形式展現在我們面前。無論人們的地位如何，財富如何，是否擁有美貌，在死神面前一律平等，人人都會走到生命的盡頭，不管掙扎還是接受。從這個角度解讀，小荷爾拜因的《死亡之舞》體現出一種社會批判的意味，也同時含有一種樸素的平等觀念。
小漢斯·荷爾拜因《死亡之舞》第二十七圖《佔星家》
中世紀末期，這種觀念幾乎是自然而然在民眾中形成的。在黑死病的廢墟中，文藝復興開啟了文化上的轉型，人文主義、個人主義、世俗主義誕生，文學新潮流不斷湧現。有學者認為，正是因為「黑死病」帶來的社會變革，從某種程度上引發了「文藝復興」。
教會和宗教信仰本身在面對黑死病時的束手無策，促使普通民眾反對中世紀的禁欲主義，鼓勵私人財富的增長。同時，城市中發展的商品經濟提出了對自由、平等的要求。瘟疫減少了很多勞動力，無論在鄉村還是城市，使得很大一部分人有了土地和工作。由於勞動力奇缺，勞動力價格上漲，物資供應十分充裕，物價降低，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英國的編年史說：「勞工們得意洋洋傲慢固執，以致對國王的法令置之不理，如果有人想要僱傭他們，那麼就要滿足他們的要求，或者是損失自己的果實和莊稼，或者滿足他們的極其傲慢貪婪的願望……」[17]
經濟更加多元化，資金的使用更為有效，科技更強大，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社會各個階層有了新的體驗和權利，他們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關於文藝復興與經濟的關係，房龍曾經指出：「如果中產階級的財產沒有迅速增加(以及政治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也不會有文藝復興……經濟上不獨立的人，沒有愛美和尊重學術的機會……美的愛好者，學術的尊重者，首先要有足夠的力量支使旁人，而且要從心所欲。他們在13、14世紀積聚起這種力量，在15、16世紀通過這種力量創造美，並盡情享受這種美給人生帶來的樂趣。這一創造美、欣賞美的期間，就叫作文藝復興時期。」[18]
文藝復興晚期與巴洛克早期過渡階段的一幅畫，巧妙地表現了當時的各種思想。這是一幅由老勃魯蓋爾繪製，後由小勃魯蓋爾臨摹的作品《伯利恆的戶口調查》。
勃魯蓋爾《伯利恆的戶口調查》
這幅畫表現的是《聖經》中記載於《路加福音》的故事：奧古斯都大帝下令對伯利恆進行戶口調查。彼時正好瑪利亞與約瑟重返約瑟的出生地伯利恆。在戶口調查之後，瑪利亞在馬廄中生下了耶穌。瑪利亞和約瑟隱沒於一片熱鬧的鄉間生活場景裡，在畫面下方前景偏右的位置上。約瑟背向觀眾，扛著手把鋸走在前面，甚至沒有面容；瑪利亞身藏於深藍色長袍，偏坐在驢子上，形色與常人無差。
勃魯蓋爾《伯利恆的戶口調查》局部（瑪利亞）
這幅畫表面上看上去和一幅普通的、表現冬日鄉間生活的畫作沒什麼兩樣。但仔細考慮，畫家筆下的這個場景，是聖子耶穌來臨前的時辰。在基督教語境下，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關乎未來和過去，連接黑暗與光明，是拯救與懲罰的開端。
以往相似題材的畫作，一定是將《聖經》中的人物作為畫面主體來處理，這幾乎是一項原則。
拉斐爾《西斯廷聖母》
但是勃魯蓋爾這幅畫中，只有民俗畫般的全景式構圖，沒有焦點，也沒有特別偏重哪一個人物。如果不了解這幅畫的背景，觀眾們甚至根本分不清哪一個才是主角。瑪利亞、約瑟以及尚在瑪利亞腹中的聖子，他們的到來是如此靜默，無驚無擾，從熙來攘往的日常世界穿行而過。身邊的人們仍活在世俗的世界裡，耕作、買賣、宰牲、遊戲……被戶口調查的官兵所欺負。
勃魯蓋爾《伯利恆的戶口調查》局部
常人自有著他們的活法、他們的關切、他們的計較、他們的煩惱，而聖子將默默地來臨。勃魯蓋爾最高明之處，也許就在於北歐人那種清明冷峻、隔岸觀火般的洞識能力，他精準地揭示了那些偉大的行跡在塵世之中真正的位置。塵世的生命是值得肯定的，神明也還在眾人中間。它不聲不響地匯入了生活之流，模糊了神聖與世俗的界限。[19]
當然，這只是關於這幅畫的一種解讀。文藝復興啟蒙了人文思想，也允許人們對於藝術產生各自迥異的看法。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場瘟疫席捲過後，剩下的人都是劫後餘生。
對於幾百年前發生在歐洲的多次疫病，我們的事後諸葛亮對於當時的經歷者並無多大用處。事實上，人性的善惡，古今中外並無區別，是客觀環境引導我們走向不同的道路。
反思當下，對未知物多一份敬畏，不妄下論斷，如何避免以慘痛的損失換取頓悟，是我們應該由黑死病這一歷史案例中吸取的教訓。當然，還有一個定律：只有當物質積累達到相當程度、人身財產安全有了保障之後，道德說教才有意義，這也是在不幸的災難中存在的希望。
1. [美]麥克尼爾著《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臺北：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39頁。
2. 該段話出自David Marcombe, Leper Knight: The Order of St. Lazarus of Jerusalem in England ,1150-1154,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2003
3. [法]雅克？勒高夫《聖路易》，許明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901、911頁
4. Timothy S. Miller and Rachel Smith－Savage，「Medieval Leprosy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Vol81,No.1/2, 2006, pp.16-28，該書還有更具體的描述：「按一般表現形式為依據，麻風病通常可以分為兩種類型：最常見的一種是結核樣型麻風（tuberculoid leprosy），因其病變與結核性肉芽腫相似，故稱為結核樣麻風。另一種類型是瘤型麻風（lepromatous leprosy），因皮膚病變常隆起於皮膚表面，病灶內有大量的麻風桿菌，傳染性強，除侵犯皮膚和神經外，還常侵及鼻黏膜、淋巴結、肝、脾以及睪丸，故稱瘤型。除這兩種常見的類型之外，還有一種稱為界限類麻風（borderline leprosy），患者免疫反應介於瘤型和結核樣型之間，病灶中同時有瘤型和結核樣型病變，由於不同患者的免疫反應強弱不同，有時病變更偏向結核型或更偏向瘤型。」
5. Carole Rawcliffe，Leprosy in Medieval England ,Rochester: Boydell Press ,2006,p.2
6. [意]翁貝託？艾柯：《玫瑰的名字》，沈粵梅、劉錫榮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第３－８頁。雖然翁貝託？艾柯採用小說的方式來表現這份手稿，但是根據作者的考證，阿德索修士確實存在，所以不完全是文學虛構。
7. Stephen R. Ell, 「Three Times，three places, three authors, and one perspective on leprosy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prosy,No.57,1989,pp.825-833
8. Catholic Encyclopedia，＂Leprosy＂：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9182a.htm，但事實上英國當時的麻風病院遠遠超過100座，根據東英吉利大學卡蘿爾？羅克麗夫教授的估計，從諾曼徵服開始到1350年之間，英格蘭最少有３００家麻風病院建立，佔此期間所建立的醫院總數的1/3~1/4。再考慮到大多數的麻風病院規模很小而且存在的時間很短，沒有被記錄在案，所以實際上麻風病院的數量可能更高。詳見卡蘿爾.羅克麗夫在格雷斯漢姆學院（Gresham College）的授課講義：＂The Lost Hospital of London：Leprosaria＂，http://www. gresham. ac. uk/ lectures-and-events/the-lost-hospitals-of-London-leprosaria。
9. Carlo Ginzburg, Ecstasies：Deciphering the Witches』 Sabbath. Harmondsworth: Penguin,1992, pp.33-36
10. 在法國，1118年，佩羅納的居民請杜埃（Douai）主教蘭伯特將麻風病人限制在遠離城市的地方。路易七世統治期間（1137－1180年），克萊芒主教談到該地區的教士和居民把一名富有的患有麻風病的騎士驅逐出去的事情。納西昂（Nazianzen）的格列高裡重複了前人對麻風病人的看法，將他們描述為：「早已死去的人，經常不能發聲，有著潰爛的身體，他們失去知覺的四肢從身上腐爛掉落，真是令人心碎和恐懼的痛苦。他們也是別人反感和攻擊的目標，經常被從家中、市場中和城鎮中驅逐出去，不被允許接近泉水，甚至會被自己的父母迫害。」筆者綜合這些資料，判斷在當時的歐洲，普通民眾對於麻風病人也是排斥甚至是恐懼的，恐懼到採用迫害的手段對待這些病人。
11. [德]約翰·約阿希姆·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 年），被稱為「美術史之父」，主張在整個文化的上下文中研究藝術史，受貝洛裡「理念」觀念和瓦薩裡的生物周期學的影響，著有《古代美術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1764 年）。
12. 參見Francis Gasquet, The Great Pestilence(A. D. 1348— 1349),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Hamilton, Kent&CO. Limited, 1893, p. 6.；Philip Ziegle, The Black Death,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69, pp.17— 18.
13. 薄伽丘．《十日談》．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
14. 《14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及其對社會的影響》張緒山，東北師大學報，1992年，第二期
15. 耿貫一，《流行病學》下冊，1980，第 140 頁
16. Ole J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1346-1353:The Complete History New York: The Boydell Press,2004,p.1
17. A.R.邁爾斯:《英國歷史文獻》,第90頁.
18. 房龍《人類的藝術》.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89，第279頁
19. 《向死而生的饗宴——觀「魯本斯、凡·戴克與佛蘭德斯畫派列支敦斯登王室收藏展」》青年評論家 蕭歌(北京)《光明日報》2014年2月7日第13版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