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是雙倍的祈禱-基督教聖詠概論

聖詠曲譜

基督教聖詠（Chant）是為基督教儀式服務並從屬於宗教儀式的。而「早期基督教音樂的範疇要比單純的儀式聖詠廣泛。它不僅包括彌撒和日課中的詩篇歌，還包括大量為基督徒在從聖餐禮拜到夜間禱告的任何規模的集會中使用的讚美歌、詩篇歌、吟誦與歡唱（按：此即我們一般所謂的『聖詠』）。它更可以指各種異端教團的讚美詩，甚至基督徒對音樂的所有方面（無論他們自己的禮拜歌曲，還是蠻族異教的音樂，或是和音樂有關的哲學和理論）的任何態度。」[Mckinnon,2001,795] 本文只談和正統派禮拜儀式相關的聖詠，而對其他和基督教有關的音樂現象及美學思想不加討論。

在禮拜儀式中使用的聖詠從一開始就具有兩個基本的形態特徵：其一，是沒有和聲，對位等伴奏手法的單旋律聲樂（早期未經訓練的信眾在齊唱時可能出現的支聲是另一回事），而器樂伴奏一般來說也是被禁止的（埃及的科普特聖詠Coptic Chant中偶爾使用打擊樂器是一種例外）；其二，是音樂本身沒有節奏、節拍，完全依附於《聖經》經文或讚美詩歌詞的散板音樂[參見Apel ，1958,4]。而禮拜儀式中的「歌詠」主要來自3方面：按某些固定的公式念唱《福音書》等散文中的詞句；用舊有或新創的曲調吟唱《詩篇》或讚美詩；在某些單字上的即興花唱，用以表達激動的宗教感情[參見Reese ,1940,61]。

從歷史發展階段看，早期基督教聖詠的產生和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公元初年至大約公元200年以前為萌芽期，3世紀初至4世紀中葉為發展期，從4世紀晚期至6世紀末為分化期（這一普遍而深刻的分化在西部帝國滅亡時還在進行，但大體上，自安布羅斯聖詠形成後，雖然西部教會的聖詠還受到東派的影響，東、西部儀式聖詠就基本按自己的方向發展了）。而教會音樂的狀況在各個發展階段也有相當的不同。

第一階段：基督教聖詠的萌芽和猶太音樂的遺蹟

這一階段是基督教產生，形成自身特點並最終從猶太教中分離，成為全新的普世宗教的時期。在這一階段，可以從零星片紙的文獻中窺見基督教儀式和聖詠的萌芽；而濃厚的猶太教色彩成為這一階段基督教聖詠的主要特徵。

1. 基督教儀式與聖詠的雛形

最原始的基督教禮拜儀式是在星期日雞鳴和日出前的徹夜祈禱，繼之以白天的集會，星期日也因此被稱為「主日」(Day of the Lord)。在夜間的祈禱中有讀經，禱告，吟誦詩篇的活動，白日的集會除了讀經外，也包括布道，奉獻和聖餐。而聖餐是全部儀式的高潮。

《新約》中的四福音書完成於1世紀之前（《馬太》，《馬可》和《路加》約成書於65-80年，《約翰》約成書於100年），是對基督教最初一百年發展過程的直接見證，它們「反映了由早期的基督教社團引入禮拜儀式的一些(猶太)習俗」[Cattin，1984，2]。福音中的許多段落看來是富於韻律而可以和樂吟唱的，如《路加》中第一章的46-55句（也即是後來《聖母尊主頌》Magnificat），及68-79句（也即後來的《降福經》Benedictus）。此外，在使徒書信中有更多地具有讚美詩外形的段落，如《以弗所書》第5章的14句，《彼得前書》第1章的3-5句，《帖撒羅尼加前書》第5章16-22句等等，它們在布道中被經常使用。其中尤以《腓力比書》第2章6-11句的一段讚辭最為著名：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

······

所以，神將他升得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

可以知道，《新約》中的「讚美詩」都是依照猶太人而非希臘人或羅馬人的方式創作的，有的篇章，「很明顯顯示出禮拜聖事的結構程序」[Cattin ，1984，3]而在洗禮和聖餐中廣為使用。這些《詩篇》以外的韻文，成為3世紀後在敘利亞教會中首先開始興盛,並在基督教音樂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讚美歌（hymnody）的先聲。

113年時，小亞細亞的比西尼亞總督，傑出的羅馬學者和著作家普林尼（Pliny）向哈德良皇帝上奏他的行省中基督徒的活動狀況時，提到他們「在日落前一個指定的白天（按：即星期天）集會，唱歌讚美基督猶如讚美神靈」（原文為：stato die ante lucem convenire carmenque Christo quasi deo dicere secum invicem）[Cattin，1984，12]。

150年左右，護教士查士丁（Justin Martyr,約卒於165年）在寫給安東尼皇帝的著名的《護教文》（Apologia）中描述當時羅馬基督徒的禮拜日聖餐儀式：

「在星期日，有一個地方供城裡人和鄉下人集會；使徒的回憶錄和先知的著作被儘可能長久地誦讀。讀完後，主其事者便勸戒大家要效法那高貴的懿行。然後，我們便一起站立，開始禱告。

「這之後，如我所言，做完祈禱後，就取來麵包，葡萄酒和水，那主其事者便以他的能力祈禱感謝上帝，大家都高頌『阿門』應和之。於是將這祝聖之物分發給每個人，在享用它之前，大家都向神致謝。」[James Mckinnon ，1990，68]。

這當時人的描述向我們提供了基督教集會（即後人所謂「彌撒Missa」）的直接印象，它傳達了禮拜的基本結構：聖餐前的讀經，講道和在祈禱後分享基督的血肉。從中可看出基督教禮拜和猶太會堂禮拜一致、卻與古代多神教禮儀的最大不同：這是一個讓廣大信徒集會的場所，而非殺生獻祭的神壇；禮拜的活動主要是由「主其事者」（相當於後來的牧師）宣讀經文，中心環節是信徒一起領聖餐。這兩點直至今日，在無論哪派基督徒中也無更改。後來禮拜儀式的發展不過是使這一基本框架更加複雜和細膩。這記述中雖然隻字未提音樂，但我們卻可以從《新約》的許多記載和普林尼的奏章中得到旁證：基督徒在宗教集會上吟唱歌曲是毋庸置疑的。唱歌應該在聖餐之前，很可能就包含在對使徒言論和先知預言的誦讀中 [參見Mckinnon,1990,72]。

這裡所哼唱的「歌」很有可能即是《詩篇》，早在1世紀末期，羅馬主教克萊芒一世（Pope St.Clement I，生卒不詳）就在一封書信裡提到了唱詩篇的情況[參見Apel ，1958 ，38]。而這吟唱 《詩篇》的音樂也許是從猶太基督教徒那裡極為自然地學來的，而後者又是從聖殿中的祖輩那裡繼承的。「幾乎可以肯定，早期基督教詩篇中的音樂，大多與猶太教詩篇中的音樂相同；甚至在很久以後，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詩篇曲調之間還有許多相似之處」[亞伯拉罕，1999，54] 。事實上，古猶太音樂的成分在基督教音樂中沉澱很深，學者們一致承認古老的猶太閃米特曲調和格裡高利素歌在旋律上和某些吟誦程式上的親緣關係[參見Apel，1958，35]。雖然不少學者否認《詩篇》作為一種聖詠存在於2世紀之前的禮拜中，但「顯然，《詩篇》的音樂性是不能忽視的」[Mckinnon,2001,797]。可以說，這樣的詩篇詠唱，在2世紀中葉也只是一種不經意的即興念唱，而非固定的儀式組成部分（在當時的記述中並常常和讚美詩混為一談），它和4世紀晚期以後，禮拜中不可或缺的「詩篇歌」（psamoldy）是不同的。

除去《新約》和一些非基督教人士（如普林尼）的著作，3世紀以前的文獻中關於基督教儀式中音樂的記述是極為貧乏的，而教父們有關聖詠的記述大都產生於3世紀以後。我們可以推測，除了猶太人之外，別的地區和民族的信徒在禮拜中的歌唱多是自發的，因為這時的基督教還屬於非法的秘密組織，禮拜儀式本身是十分簡單和沒有規範的，集會甚至沒有固定的教堂，而在某位信徒的家中舉行（比如一位富有的羅馬貴族）。而在距巴勒斯坦較近的小亞地區，宗教活動的開展又較帝國西部的拉丁地區要活躍和公開些。

2. 早期基督教聖詠中的猶太因素

最初的基督徒都是信守摩西律法的猶太人（例如基督本人和十二使徒），這使得公元初年的猶太基督徒成為在基督教會中傳承猶太禮儀的關鍵群體。基督教的禮拜日來自猶太人的安息日（Sabbath），日課是模仿猶太人祈禱的時刻，「最後的晚餐」則是逾越節的翻版。此外，洗禮（baptism）和禮拜中的聖餐(eucharist)作為基督教特有的與教義緊密相連的基本儀式，也在基督教剛剛形成時就在猶太基督徒中、隨後又在各地教會中確立下來。和儀式一樣，基督教的音樂的某些特徵也源自猶太聖殿與會堂（sygagogue），如猶太人詠唱《舊約·詩篇》的傳統就成為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音樂形式之一；猶太人還唱讚美詩，這也在早期基督教的活動中找到蛛絲馬跡。

猶太人的宗教音樂活動很豐富，《舊約》中隨處可見對於音樂的描寫，大衛和所羅門都是優秀的樂師和歌手，被稱為《所羅門之歌》的《雅歌》實在是淳樸而熱烈的民歌；而《詩篇》更明白地表示「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要用角聲讚美他，鼓瑟，彈琴讚美他；擊鼓，跳舞讚美他，用絲弦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讚美他；用大響的鈸讚美他，用高聲的鈸讚美他。」[《舊約·詩篇》第150首] 從中可見，猶太人的宗教音樂中有豐富的器樂成分。將音樂與宗教儀式相結合，讓音樂表達強勁的宗教感情本是猶太教的特色，這一特色的精神和不少具體內容都被初始階段的基督教所繼承。1世紀前後的希伯來音樂由於處於大的希臘化文化背景下，也受到希臘音樂文化的影響，猶太人出於頑固的天性對希臘羅馬世界的抵制本身反映了外來音樂的強大[參閱 亞伯拉罕，1999， 41]，但古代文化對猶太教還有其後的基督教的作用主要發生在音樂觀念上。最初的猶太基督徒和受希臘化哲學薰陶的早期教父們都向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一樣重視音樂的教育功能，但又都不同程度地反對過於精美的純音樂，而對羅馬人所津津樂道的靡靡之音則一致深惡痛絕。逐漸地，樂器被排斥在基督教（還有猶太教）的禮拜儀式之外了，但大多數教父和信眾都歡迎樸素虔敬的風格。於是在《新約》中有了「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新約·以弗所書》]的言論。

除了猶太音樂的素材，基督徒們從猶太人那裡繼承了「應答」（指歌隊和獨唱者之間的對唱）和「交替」（指兩個歌隊間的交替演唱）的詠唱方式。在群眾性的場合讀經布道時，很容易用交替問答的形式唱出一些簡單的詞句（如「阿門」，「阿利路亞」，或不斷反覆出現《詩篇》中的某一句之類），見於早期文獻的詩篇詠唱也相應地被稱為：應答詩篇歌，交替詩篇歌，哈利路亞詩篇歌和詩篇疊歌[參見Cattin ，1984，10]）。最早提到交替歌唱的是新柏拉圖主義猶太哲學家，亞歷山大利亞的斐洛（Philo,20？- ？）；最早提到應答聖歌的是迦太基教父德爾圖良(Tertullian,155——222)。但真正有組織而較大規模的「應答」或「交替」聖詠在這一階段顯然還不能普及。

此外，一種源自猶太傳統的，被稱為「歡歌」（jubilus）的即興花唱形式（它和具有疊歌性質的「阿利路亞」不是一回事）也被提到，聖哲羅姆(St.Jerome,340 ?-420)和聖奧古斯丁(St.Augustin,354-430)都曾論及它，這種形式似乎與應答詩篇歌一起使用。還有《啟示錄》中透露的《聖哉經》（Sanctus）這一猶太教中舊有的聖歌品種（希伯來語為「Kadosh」，希臘語轉音為「Hagios」，也見於前述克萊芒一世的書信），在大約120年被羅馬主教西克圖斯一世(Pope St.Sixtus I)引入西部教會的禮拜集會，在4世紀晚期成為彌撒的一個部分。這樣，保羅在50年左右的書信中提到的「詩章（詩篇），頌詞（讚美詩）和靈歌（聖歌）」[《新約·歌羅西書》]的體裁都可在頭兩個世紀的文獻中窺見。

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歌唱是雙倍的祈禱(He who sings, prays twice)

總之 「早期教會，無論東、西方，從猶太教中繼承的因素對於建立它們自身的禮拜是關鍵的」，[Rosenstiel,1982,14] 正是在猶太教既有儀式音樂的基礎上開始了最初的基督教教會音樂的實踐。在基督教產生的頭兩個世紀裡，猶太音樂的某些因素（如詩篇詠唱和讚美詩的雛形，應答和交替的形式，吟誦和花唱的唱腔）是很重要的，而這些因素應該在公元70年聖殿第二次被毀之前就隨著最初的猶太基督徒進入並紮根於基督教的禮拜儀式中了；但這也不是說早期基督教儀式（尤其是聖詠）是對其猶太對應物的具體照搬。

這一時期，由於基督教自身尚不夠成熟，教會的組織比較鬆散，信徒也不多，各地教會零散而各自為政，教會儀式音樂還沒有獨創性和規範性的發展。這一階段的基督教音樂可稱為猶太化的聖詠。

第三階段：拉丁聖詠的發展與基督教聖詠的分化

第三階段大約始於狄奧多西皇帝禁絕異教和帝國最終分裂之時。這是基督教完全勝利的開始，同時也是羅馬世界的教會走向分裂的肇端。隨著帝國分為東西兩部，基督教會及其儀式聖詠也有了東派和西派之分。希臘化的東部聖詠在前一期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拉丁化的西部聖詠則迅速生發。它們代表了不同政治實體和地域文化的特徵，分別成為今天東正教會和羅馬公教會聖詠的前身。

1. 東部教會聖詠的繼續發展

自《米蘭敕令》頒布後，基督教會的地位與過去有了本質的區別。到5世紀初眾神時代終結，幾乎全體人民都成為基督徒時，它便不再只是連接貧苦人民的紐帶，也成為皇帝，貴族和富有者的信仰；它的儀式不再只是廣大會眾表達宗教情感的方式，而成為像過去的凱旋式一樣的經國大典；它服務的對象也在擴展至所有階層的同時以身居高位者的需要為中心了。從尼西亞會議開始，皇帝開始親自幹預教會事務，而此後的6次大公會議都有皇帝的參與，尤其在作為帝國統治中心的近東地區，教會的禮拜變得和皇室的禮儀一樣繁瑣和高貴。

從這一時期開始，君士坦丁堡取代敘利亞和埃及，成為東部聖詠的中心。以拜佔庭教會為代表的東派禮拜儀式在這時期中繼續發展——西羅馬帝國的崩潰對東部教會影響不大，其後並因查士丁尼時代（527-565）國勢的中興迎來了空前的繁榮期——而它本是對第3、4世紀敘利亞禮拜式的一種吸收和發展。作為東正教的官方禮儀，後來以聖約翰·克利索斯通聖禮（即「金嘴」約翰）命名，至今仍在希臘，俄羅斯和巴爾幹的教會中使用。對希臘語讚美詩的偏愛是拜佔庭禮拜有異於拉丁禮拜的一大特點，按一定格律新創歌詞、按一定程式（所謂「調式」mode）配曲的讚美歌成為東正教禮拜的主體。自厄弗冷開創的希臘化教會中創作讚美詩歌的傳統被聖羅馬諾斯（St Romanos）及其以後的教會音樂家所接受，在6世紀形成了「康塔基昂」(kontakion)的大型讚美歌形式的繁榮。而過去在埃及教會中廣為運用的亞歷山大裡亞禮拜式則作為東部教會禮儀的旁系保存在科普特和衣索比亞的教會中，艱難地延續至今。

2. 西部教會聖詠的崛起

這一階段最值得注意的是西部教會禮拜儀式和聖詠的創造性發展；而此前，拉丁教會在儀式和聖詠上主要是追隨東部的同行們。大約在350年左右，高盧普瓦齊(Poitiers)的主教希拉蕊烏斯（Hiralius,卒於367年）根據聖厄弗冷的作品樣式寫下了第一首拉丁讚美詩——這可以視為拉丁聖詠的濫觴。希拉蕊烏斯還提到高盧教會中的晚禱、晨禱和早禱的日課[參見Apel，1958， 40]，這自然也是受地中海對岸的同道的影響。這是西部教會在發展自身儀式的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前述西班牙修女前往耶路撒冷朝聖（385年左右），也未始不是西部對東部的一種參觀學習，同時證明拉丁教會已在4世紀末普及了隱修制度，為儀式聖詠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真正開創了西部儀式聖詠新局面的是米蘭主教聖安布羅斯(St .Ambrose340-397)。是他將在東部流行已久的交替式和應答式的詩篇歌和讚美詩帶入了作為西部統治中心的米蘭的教會，並主持整理了此前已經存在、但較為零散的禮拜儀式，使它配得上拉丁教會的光榮。安布羅斯被尊為拉丁讚美詩之父，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聖詠被沿用至今。

君士坦丁的遷都使羅馬失去了帝國首都的地位，卻也將永恆之城的光榮讓給了基督教會。與安布羅斯同時的羅馬主教達馬蘇一世（Damasus I,366-384年在位）在另一位教父聖哲羅姆（St Jerome，330-420）的顧問下，仿照較為成熟的耶路撒冷教會模式組織了羅馬的禮拜儀式和聖詠，並將交替詠唱和阿利路亞花唱形式引入羅馬。聖哲羅姆在400年左右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拉丁文本《聖經》，從而結束了羅馬在禮拜中使用希臘語的歷史。達馬蘇在位時，普世公會議第一次在西羅馬召開，這說明拉丁教會的影響力在此時確有加強，而這次有眾多東部主教參加的會議，很有可能成為引進禮儀的契機。一份6世紀開始編纂的教會編年史說：「達馬蘇要求在所有教堂中日夜歌唱《詩篇》，他的命令給予所有的神父，主教和修院」[Apel ，1958，47]。可以認為，東部教會的詩篇歌，讚美詩和別的聖歌品種以及交替、應答、花唱等歌唱方式在這時被西部教會的日課和彌撒禮拜儀式採用。在其後的發展中，由於拉丁教會致力於整齊一律，容易染上地方色彩的古代讚美詩逐漸被擠出了羅馬教會的正式禮拜，只剩下詩篇歌和別的聖歌。比安布羅斯稍後的西班牙人普魯登提烏斯（Aurelius Predentius，348-413）的讚美詩達到了同時代的頂峰，但他「及其活潑」的詩體卻不能與禮拜儀式相協調，終於歸於散失[參見Cattin，1984，19]（現代羅馬公教禮拜中的讚美詩則另有中世紀的來源）。

5世紀開始時，在羅馬教會的領導下，拉丁教會的彌撒開始向規範化的方向的發展。據稱塞萊斯丁一世（Celestine I，422-432在位）命令在《奉獻經》之前唱交替詩篇歌，這被認為是《進臺經》出現的例證。利奧一世（Leo I， 440-461在位）則制定了全年的聖詠套曲（annalis cantus），編訂了《利奧聖禮》，並建立了一所專門訓練歌手的修道院，成為羅馬最早的「聖樂學校」。而希臘教會史學家，索佐墨諾斯（Sozomenos）在約450年確實提到，在羅馬的復活節星期天的禮拜中有阿利路亞被唱到。傑拉希烏教皇（Gelasius,492-496在位）時制定了另一部全年聖詠，編訂了《傑拉希烏聖禮》。這之後的許多教宗，如希馬庫斯（Symmachus，498-514）,約翰內斯(Johannes，523-526),博尼法休斯(Bonifacius,530-532)都被認為參與了全年聖詠套曲的編訂，希馬庫斯還將彌撒中的《榮耀經》運用到全年的主日和聖日禮拜中。就這樣，拉丁文化的色彩也一點點地滲入從希臘化教會引進的儀式和聖詠的框架中，逐漸培養出具有西部自身特色和規範的儀式與聖詠。

此外，在義大利半島上，與米蘭和羅馬的教會的儀式聖詠同時發展的還有北意的阿基累亞（Aquileia）和南意的貝內文託(Benevento)。亞平寧以外的西部教會的支派，則發展出了高盧聖詠(Gallican Chant)和莫薩拉布聖詠(Mozarabic Chant) 。這些地區的禮拜儀式和聖詠除基本規範與羅馬及東部相同外，在細節上又各有千秋，使中世紀早期的西部各地聖詠呈現出百花齊放般的場面。如阿基累亞的聖詠曾被聖哲羅姆讚揚為「聽起來像神聖的合唱一般」[Cattin，1984，39]，而現代學者從他們的禮拜儀式的殘跡窺見了亞利山大利亞等非洲教會的影響。貝內文託作為東西部間的交通要衝，加上南意在查士丁尼時代一度重歸東部帝國的版圖，也成為西部聖詠獲取東部資源的橋頭堡，從而在6-11世紀間造成了兼具拉丁和希臘色彩的獨特的聖詠種屬。529年在高盧召開的瓦伊松公會議最先將《慈悲經》從東部聖禮引進高盧教會的彌撒，後來又被羅馬的儀式吸收（高盧聖詠對格裡高利聖詠的形成將起到特殊的影響）；589年的西班牙託萊多公會議則將希臘教會的《信經》引入莫薩拉布禮拜，西班牙地方性的聖詠甚至在摩爾人入侵後仍然繼續發展。

和4世紀東部的情形一樣，5世紀後，除主教所在的大城市教會外，在西部推動聖詠發展的另一動力來自修道院。西歐社會經濟的殘破和苦修厭世思想的流行使不少修道院實力大增。許多禮拜的細節和聖歌的雛形最先是在修院中醞釀產生的（如與原始《詩篇》詠唱沒有直接聯繫、作為中世紀聖詠體裁的交替聖歌和應答聖歌）。聖本尼迪克（St. Benidict）在530年前後制定的日課禮拜制度因其富於節制的合理性而得到推廣，作為日課核心的詩篇詠唱被世俗教堂的禮拜所廣為吸收。拉丁教會日課聖詠的體系在格裡高利一世即位（590）之前已大體形成。

面對因風教凌遲和蠻族入侵帶來的內外危機，西部教會卻成功地填補了君士坦丁一走了之後留下的權利真空，並以近乎獨立自主的精神控制著西羅馬帝國的宗教和社會事務，這也使得西部教會禮儀逐漸走上了與東部不同的道路。西羅馬皇帝被鄂裡亞克廢黜後，西部帝國陷入群龍無首的亂世三百餘年，羅馬主教卻以教皇之尊成為義大利的精神領袖和整個拉丁教會的首腦。隨著羅馬公教會權威的形成，羅馬禮儀和聖詠在西方教會擁有了中心地位（安布羅斯曾宣稱：「在所有方面皆須遵守羅馬教會的程序與形式」[Cattin，1958，38]），並為內遷的蠻族部落有選擇地接受；而在5世紀後逐漸形成的各種地方性聖詠可以視為拉丁禮儀在全歐洲擴散並與本地傳統相結合的產物。西方教會聖詠在一片亂世中繁衍成長，在格裡高利大教皇時代[Gregory the Great ，590——604在位]終於有了極大的發展，開創了中世紀聖詠的新格局，同時也標誌著東西部教會儀式與聖詠分化的完成。基督教聖詠這一階段的特點可認為是東部希臘化聖詠的繼續發展和西部拉丁化聖詠的產生，這一階段也可以認為是中世紀拜佔庭聖詠和羅馬教會聖詠的準備期。

結語

綜上所述可知，早期基督教聖詠的發展經歷了由簡單隨意到固定規範、由業餘自發到專職專門、由共同源流到獨立創造的過程，這與基督教禮拜儀式的發展是相一致的。以聖餐為中心的禮拜儀式的基本框架和總的特點在第一階段就已形成了，此後的發展使這一基本構架不斷的規範化和複雜化，又因在不同地域和民族中的實踐而形成了地方性的差別，於極大的個性中貫穿著共性，這是基督教早期禮拜儀式的基本特點。

詩篇歌和讚美歌在作為最具代表性的聖詠品種在不同的時期和地域，也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承擔了各自的文化含義，但總的趨勢也是不斷規範化和複雜化，在禮拜儀式中的功能和作用也不斷明確。這使得在西羅馬帝國崩潰前的羅馬世界各地基督教會的禮拜儀式和聖詠呈現出一種大致相同的粗略外形（其詳情我們已不可獲知）。

476年以後，這種普遍的一致被東、西方教會禮拜儀式的分化與各自發展所代替，導致分化的原因，除了地中海世界統一勢力的消亡外，還有基督教拉丁化的繼續進行與深化。於是先前的共有的因素被不同的文化載體所接受，經過千餘年的發展，成為現今仍在使用的東正教和羅馬公教的聖詠體系，雖然它們各自在細節上已有極大不同，但仍能在基本的共性上感受到無法割裂的血肉聯繫。

基督教聖詠作為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對古代文明與生活方式基本否定的觀念上的。當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輝煌在逐漸斑駁的夕照中退色時，基督教出現了，並將這正在衰微的老大之物斥為異教和敗壞而加以譴責。基督教聖詠在一片酒池肉林的亡國之音中唱起，對於臥榻上昏昏欲眠的羅馬人是何等振聾發聵。儘管這種音樂本身可能是粗糙、苦澀乃至平淡的，但它所包含的純潔隱忍的精神卻使它超過精美的歌舞而使人潸然淚下，使它成為一種被稱為「西方」的音樂文化的直接源頭。無疑的，早期的聖詠也是一種剛剛產生的新文明的重要表徵。這種沒有樂器伴奏的、以音節式吟唱為主的樸素音調在多少世紀內成為歐洲所能發出的唯一歌聲。正像基督教只是古代文化的批判者而非毀滅者和破壞者一樣，基督教音樂也吸收了古希臘音樂理論的不少因素（如波伊提烏的著作），後來被用來構建中世紀的教會音樂體系；聖詠中的古代遺蹟（如一些音樂材料和詠唱方式）也就此沉澱下來，成為中世紀聖詠的重要基礎和上古文明一點不甚耀眼的紀念。（原載「人文與社會」http://wen.org.cn）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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