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動力再上升的新方向，基督教是把科學理性引入中國心智的重要力量，是把兩者（民族主義和科學主義）收為自己盟友而不是化為敵對的力量。
感謝浩武兄和各位朋友，石門坎基金會這麼多年堅持下來，讓人感動。我講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今天聽了這麼多關於柏格理的講話，我也談一點對柏格理的看法；第二，我再講一下，為什麼基督教進入中國以後，會碰到這麼大的衝突？甚至在民國時期，知識分子還興起了一場「非基運動」。
柏格理：信仰行動者
伯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
英國來華傳教士，創製苗文並極大地推動了苗族生活的現代化
蘇小和剛才講到一個問題，就是「動機」。這些傳教士是來幹什麼的？大家剛才聽劉宇坤同學的研究報告，講傳教士深入雲南邊遠地區，創製少數民族文字，開辦學校，推動文明建設，柏格理是一個代表。這一類人的行為特徵很清楚，但他們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毫無疑問，他們是為了傳教，是為了信仰。劉軍寧提到，把Missionary翻譯為傳教士，不能傳神。這個翻譯是不太好，Missionary的意思是為實現信仰目標而動的人，是信仰行動者。這啟發了我。心理學告訴我，人有多層動機，決定多層行為。人有生理動機，有功利動機等等。生理動機和功利動機好理解。基於生理欲望去行動，基於功利算計去行動，這是普遍人性。但是，柏格理這樣的人，顯然不能納入到生理動機驅動類別，不能納入到功利動機驅動類別去考慮，他屬於基於信仰動機的行動者。大批傳教士進入中國，捨生忘死，我們只能把他們的動機理解為信仰動機，把他們歸類為信仰行動者。
我們中國人不太能理解信仰行動者這種類型的人。因為我們現實中見得少，歷史記載中似乎也不多。當我們把這種信仰行動者放到中國文化史來看，中國有沒有類似的人格形態？諸子百家中，法家商鞅肯定不是這樣，商鞅是絕對的功利動機。老子好像也不這樣，他智慧，看到你們傻，他走人了。孔夫子周遊列國，有些信仰行動者的色彩，但也有明哲保身的一面，有為現實利害而策略的一面。誰更接近這類信仰行動者呢，那就是墨子，可惜墨家的傳統沒有強有力地傳承下來。也就意味著，中國人基於信仰去行動的這麼一種人格形態，沒有發揚光大，沒有形成強大傳統。
大批傳教士進入中國，是從信仰層面來的，而我們的歷史榜樣中，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很少見到這種人。在生理和利益的框架之外的行為動機，人們不理解，人們總要揣測他們背後的功利動機，只要找不到功利動機，人們就覺得這就不正常。會認為一定有功利動機，只不過是隱藏的。近代以來，中國人攻擊傳教士是帝國主義馬前卒，是來搞情報的，總要拿著功利的算盤算去計劃，不然人們就理解不了，因為大家的腦子裡沒有信仰那桿秤。
我講一個很小的例子。有一天突發想到，我讀英文《聖經》，收穫大，而且感到現有中文《聖經》譯文，會損失一些信息甚至扭曲一些信息。於是我就約了另外六老師，建立了《聖經》英語學習群，每天早上七點鐘都有一位老師帶著大家讀15分鐘的英文聖經。我們就從5月6日開始行動了，一直堅持了下來，學員已有近2000人。有一些新群希望加入，我們計劃成熟模式，緩緩生長。
我們的《聖經》英文導讀是公益的，學員不交費，我們的這種行動肯定不是生理上或功利上的動機，而且還蠻辛苦。我也只是一周講一天，但是作為主要發起人，在前期模式探索的時候，別的老師導讀的時候，我也得陪著，我習慣每天寫作到很晚，但每天早上六點五十分就得起來。每位老師都有動力，根本不需要我激勵，他們的動力來源於傳播《聖經》，我只是搭建了一個組織平臺，大家一塊兒來合作，共同的奉獻的事業。這樣的行為，源於信仰的動機，我們屬於信仰行動者。
通過這個事情，我就能更深刻地理解柏格理：你必須去做，因為這是使命。中國歷史上，墨子這種類型，也絕對不功利，絕對拋頭顱、灑熱血，就為了他們的信仰和價值觀去行動，可惜中國這個為信仰而奉獻犧牲的文化之河逐漸枯乾了，這使命精神之流斷流了。
也就是說，我們中國的精神史，秦朝以後其實是一個不斷墮落的歷史，一直墮落到只有生理衝動，墜落到只有功利衝突，墜落到逐漸失去了對信仰行動的基本理解。中國的未來，應該是一個停止墜落的、精神上重新上臺階的過程。中國的民族，最起碼要要夠得上信仰層面，形成基於信仰去行動的新人，中國人應當有信仰行動者的力量。柏格裡之所以是榜樣，因為他是信仰行動者。他生活在信仰的層面。這是我的第一個體會。
基督教入華的衝突
我們剛才看了傳教士與中國教育的歷史片，也講了劉宇坤同學講傳教士對雲南偏遠地區文明開化的貢獻，我們知道，這些成績的背後，是巨大的奉獻和犧牲。我們知道，整個中國的近現代教育、醫療事業的興起，跟傳教士、跟這些信仰行動者密切相關。傳教士做了這麼多好事，但是，為什麼傳教士或者說基督教進入中國，卻持續不斷地遭遇巨大的衝突呢？
利瑪竇入華以來400多年，因基督教引發的衝突事件不少，我在此只分析三次標誌性事件。
第一次衝突事件是羅馬教廷和康熙的衝突，就是17-18世紀初葉的「禮儀之爭」。最早利瑪竇、湯若望他們來中國，跟朝廷關係很好，跟士大夫關係也很好。但是後來發生了「禮儀之爭」，一直到1721年，康熙下了禁教令。
大家知道，「禮儀之爭」表現在一些教義問題上，比如說中國基督徒能不能祭孔，能不能祭祖，能不能把「God」翻譯成「天」、「上帝」等等這些問題。背後更深的是中國皇帝跟羅馬教皇的權力衝突，這場衝突並沒有波及到社會其他方面。但是衝突的結果，是本來對基督教很有好感的康熙下了禁教令，對基督教的傳播非常不利。上述這些禮儀之爭的問題，如果不是採取權力衝突的方式來解決，而是採取不斷互動的方式讓其自然變化，可能更好。
第二次衝突就是19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這主要是基督教跟鄉紳的衝突。大家一說義和團就是義和拳，好像是些沒文化的底層暴徒，其實後來慢慢地清理義和團後面的組織者，才發現主要是鄉紳，說白了就是家族祠堂的組織者們跟基督教的衝突。拳民後面坐鎮指揮的，多是當地有名望的鄉紳。
「禮儀之爭」，是在教皇和皇帝這個層面展開的，基督教跟中國鄉紳階層發生的衝突，義和團的衝突，主要是在社會層面。
鴉片戰爭清廷被打敗後，當時的滿清王權已經對基督教進入中國傳教採取了退讓和保護的姿態，但沒想到在民間興起了屠殺教民、攻擊教會、屠殺傳教士的行動。傳教士做了這麼多好事，為什麼義和團還要去燒教堂、燒學校？為什麼要把在教會學校讀書的中國學生給殺了呢？
原因就是：鄉紳的權力，是圍繞著家族祠堂的祭祖和祠堂私塾的組織展開的，基督教的發展，正好衝擊了祭祖和讀書考官的鄉紳社會權力結構。
第三次衝突，是大家不太了解的，就是民國時期，從1922年到1927年，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反基督教運動。一說這些人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全是民國時期最有名的知識分子，李大釗、陳獨秀，這是左派，共產黨這邊的；還有蔡元培、戴季陶、吳稚暉，右派的，國共兩黨重要的知識分子聯手反基督教，這個行動一直到蔣介石和基督徒宋美齡結婚才停止。
這些大知識分子和學生在上海、北京成立了非基督教聯盟，發表宣言，77個當時中國知識分子頭面人物的宣言，其中有這樣的說法：「我們要為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倍於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便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可兩全。」
這三次衝突，一次是跟王權的衝突，一次是跟士紳的衝突，一次是跟知識分子的衝突，中國社會幾乎每個階層都衝突了一次。「五四運動」是以反基督教的運動結束的，而當時的知識分子和學生把反基督教當成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最後表現在收回有教會背景的學校的教育權上。
我最近一直在想，那些反基督教的人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康熙，是從王權的角度，是「教皇大還是我大」、「中國基督徒是歸我管還是教皇管」的問題，不太涉及教義本身。康熙認為，基督教信的上帝，與中國人信的天，本質就是一個，是一神各表。康熙不認為有多大衝突，這是康熙的想法，未必是當時的教皇的想法，但「禮儀之爭」過程中，教皇的想法也多次搖擺。四百年後，教皇肯定了利瑪竇的重大歷史貢獻。
義和團反基督教，是站在保護鄉村的傳統權力秩序，是從民族主義和傳統文化的角度。
那麼，知識分子站在什麼角度？為什麼民國時期左右派知識分子聯手反對基督教發展？是蘇聯-共產國際對國共兩黨的影響？是沒有留洋西方的知識分子對留洋西方的知識分子主導學校教育不滿？是因為知識分子主要受反宗教的啟蒙運動影響？是因為中國傳統的儒家士大夫傳統本來就對宗教保有敵意？這些理由，我們可以去研究，但重要的，我們要了解當時知識分子反對基督教的理由，他們公開表達出來的理由，這就是民族主義和科學主義。
民國「非基運動」，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這些著名知識分子都參與了。胡適這麼一個思想偏右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摻和了，只不過不太積極而已，但是他也參加了「非基」籤名了。
民國知識人群像
今天，還有沒有基於今天的「王權」的衝突？基於今天的「士紳」的衝突？還有沒有今天的「知識分子」的潛在的敵意？今天的一些知識分子對基督教仍然是有敵意的，理由其實還是民國知識分子的這兩個理由：一個民族主義，一個科學主義。大家如何去思考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基督教如何面對民族主義的問題。民族主義很討厭，但民族主義跟基因本能有關，跟歷史傳統有關，光討厭它並不意味著可以消滅它，更不意味著可以引導它。實際上，當你詛咒中國人、詛咒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文化，許多人嘴上說不過你，甚至虛偽地說你是對的，但在心裡上跟你在情感上已經有疏離了，甚至有敵意了。你要再多說幾句，說得過於極端了，例如我就聽有的傳教人說「中國人要下地獄」，聽得人就跟你翻臉了，他可能說：「那是外國宗教，洋人傳教這麼說，是他們混蛋，你一個黃皮膚，怎麼能數典忘祖，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血脈？」
從這一點來說，早期的傳教士，尤其是外國傳教士非常聰明，研究外國傳教士的人都知道，他們對中國人、中國文化表現出來的那種內在的尊重，是真誠的尊重，他們是希望去化解這些矛盾的。中國今天的傳教人，似乎沒有外國傳教士尊重中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民族主義者可能體會到你內心對中國人和中國傳統的仇恨與蔑視，體會不到你內心真誠的愛與尊重，會視你為挾洋自重，本事不大，就靠幾句《聖經》經文來滿足傲慢和權力欲，壞人一個。如果許多人認定基督教是給無能者以傲慢，給壞人以權柄的，這樣的結果就不是為上帝而救人，而是把人從上帝推開。
第二個，就是基督教如何面對科學主義的問題。早期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為吸引人，是重視科學和傳播科學的，所以他們成為文明的引導者。現在一些基督教傳教人，為了吸引信眾，經常說出一些不科學的話，比如「信耶穌就不生病」，或者「向上帝禱告，生意就能做成」等等，許多這種很功利的宣傳。
教會中的一些見證表達，有人說想把二手車賣個高價，就向上帝祈禱，果然就是賣了高價。有一些人聲稱見到耶穌來他那兒和他交流了，耶穌還握了他的手。這是真的嗎？還是胡說八道來抬高自己的宗教地位？
這種傳教方式，如果碰到知識分子和企業家，他們一聽就煩死了。記得王石跟我講過，他有一個基督徒朋友向他傳教，講到說信了基督，死了以後身子是軟的，不信基督的死後身子是硬的，王石一聽就煩了，說死一段時間都會硬。一個宗教的力量，從社會現表看，是以這個宗教的信仰者的力量的集合。
如果基督徒不尊重科學，不運用科學，就失去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尊重。因為科學技術，是現代生活的重要基石，不尊重科學技術的人是極少數人。
從基督教神學來看，科學就是發現上帝的自然法則，順應和運行上帝的自然法則，科學本是神學的一部分，科學與神學並不衝突。但不少傳教人，為強調神跡的重要性，就故意貶低科學的作用。科學技術是重要的，理性是重要的，但唯科學主義是片面的，唯科學論是片面的，信仰與理性是統一的，這才是恰當的態度。
持什麼態度更妥協？
講一下如何面對民族主義。怎麼消除民族排外的心態？其實對我們來說，上帝是唯一的，沒有什麼外國的、中東的、中國的，上帝是全人類的，但是怎麼去解決排外的問題？
我自己做國學研究，一直希望找到國學裡具有普遍價值的東西，具有普遍啟示的內容。中國人會傻到完全不知道有一個造物主？對造物主的認知，充滿在中國古代的文獻甚至青銅器件上。
既然上帝只有一個，為什麼在中國就一點信息都留不下來？如果上帝是公正的，為什麼中國人就絕對不認識上帝？相信上帝對世界各民族是平等，相信上帝在各民族文化中以不同形式留下了上帝的信息。文化的偏差，在人不在神。
面對民族主義的問題，是把他們「變成敵人還是變成夥伴」的問題，或者說最起碼形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狀態。一位基督教朋友對我說：「中國古代的上帝、上天，與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不是一個，一點相同點都沒有。」我說：「你認為用上帝來翻譯God就錯了？這也是一種觀點。請問：中國的上帝，或者說上天是什麼？「他說：「是假神。」我問：「假神是什麼？」他說：「是魔鬼的變化。」我問：「天是中國文化重要概念。孔夫子講『天生德於予』。周朝講敬天保民，這個天是創生之天，主宰之天，也是正義之天。你認為是魔鬼。那麼推論就是：中國文化的靈魂，就是魔鬼文化。《詩經》說：『天生氶民，有物有則。』上天創生萬民，有物質、有規則。中國人就是魔鬼上天生的子民？」他不吭聲。你這麼看問題，有人會恨你，是不是很正常？
不吭聲，就意味著不能這樣回答。這樣的回答等於也把他歸入魔鬼子民血脈中去了。但從他最初的反應，自然邏輯推下來，就只能是這樣的結論。所以，當我們表達一個觀點的時候，我們要知道，按這觀點推理下去，自然會抵達的結論是什麼。別人的反應，經常是從最終推理結論出發的。
講一下如何面對科學主義。面對科學主義的問題，一定要理性，一定要講科學，相信信仰與科學在深層上的統一性，一定要把信仰與科學統一起來。
基督教要真正在這個國家紮根，它必須團結具有愛國主義情感的人，必須團結具有科學精神的人，也應當把傳統文化當成可用的資源而非要燒毀的垃圾。沒有這個博大的心胸來納入這些，未來對基督教的敵意還會以不同的方式產生。
利瑪竇與徐光啟的交流
我正好跨界，我所在的一些國學群裡面，一談到基督教，基本上就是仇恨；基督教群裡面，只要一談國學，基本上就是魔鬼的話語，就是垃圾。如果這兩個群體要放一塊兒，非打起來不可。大家想想，人類文明有差異也有共性，以摩西十戒為標準，世界上有什麼文明是強調可以謀殺人、可以偷盜、可以強姦、應當不孝敬父母的？
所以，我覺得在在愛心上，在思想深度上，在對上帝的信心上，我們比保羅差遠了，比從利瑪竇一直到李提摩太、柏格理這麼一批人，真的差遠了。基督教是來愛的，是來成全的，來成全中國人的，不是來仇恨中國人的，不是來詛咒中國人的。
基於歷史上的衝突教訓，我們都應該有一個積極、主動的心態，帶著愛心去化解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排斥。其實，最核心就是回應好這兩個力量：民族主義和科學主義。基督教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動力再上升的新方向，基督教是把科學理性引入中國心智的重要力量，是把兩者收為自己盟友而不是化為敵對的力量。（本文基於作者在「第四屆柏格理精神研討會——傳教士與近代中國教育」的發言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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