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研究員楊奎松在華東師範大學的一次演講當中的主題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這一演講受到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很多人因他的演講開始討論關於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些問題。
很多人覺得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正在慢慢消失。那些民國時期甚至是清末時期的知識分子承擔了大部分宣傳民族救亡的責任，如今的知識分子卻只是在知識付費領域拔了頭籌，這代表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在慢慢改變，知識分子將不再具備社會主流倡導和引領的聲音。
楊奎松
什麼是知識分子
一個社會當中知識分子區別於其他人主要是由三個方面來進行判定的：受教育的程度、個人的思想品格、承擔的社會責任。每一個不同的社會時期，判定知識分子的這三個方面標準都不一樣。
首先，知識分子在平常人眼中應該接受過更高級別的教育。改革開放初期高中、大學學歷就可以被稱作知識分子了，而現在學歷已經不是判定知識分子的標準了。
因為大多數進入社會的年輕人基本都接受過高等教育。而多數擁有高等教育學歷的人不僅只能在社會職能上作為基本僱工，而且很多連這樣的層次都無法達到。
再有，知識分子與普通人之間其實一直存在著思想品格的差異。往往知識分子在做人做事上要秉持著對於身份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是因為知識分子的認知水平要高於常人的普遍共識。而其實如今被普通人看作知識分子的人群，大多數沒有這種良好的思想品格，而越是高知的人群其道德底線反而越低。
最後，知識分子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按理說應該更大。分辨知識分子的重要標誌就是在社會分工上，知識分子是以頭腦作為勞動資本輸出給社會的。
高科技人才
無論是進行高科技的研究，還是藝術領域的創造。甚至是簡單的體力勞動，知識分子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都要比普通人大。他們需要有帶領的意識，同時也應該有分擔更多社會風險的準備。
而如今的知識分子，吊吊書袋就能換取名利，拾人牙慧便能攫取社會資源，甚至將一些社會對公知的討論變成了一場可以調侃的爭吵。就因為這樣，社會再也不看重知識分子所擁有的基本尊嚴。
大多數擁有思想的知識分子被迫需要和大眾階層爭奪社會生存資源，不得已知識分子成為了「無能」的代名詞。
現代知識分子的尷尬處境在於，大多數大眾並不願意參與社會進步的更多思考。賺錢養家維持生活成為了知識分子簡單重複的目的。
那些學習藝術、文化、歷史專業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中要滿足暴發戶們的審美愛好，而且一旦有所抗爭便被社會現實所擊垮。似乎「有用」的不是知識，而是將知識變成財富。
暴發戶形象
被偷換概念的價值
「知識就是生產力」是改革開放初期所倡導的社會價值。再往前中國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則需要接受普通大眾的再教育。再往前知識分子需要選擇是否承擔在革命當中宣傳的作用。而回到知識分子消亡之初的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則是民族救亡的根本。
中國的啟蒙運動開始於清末，之所以稱之為「啟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知識分子是社會唯一有話語權的一批人。識字率低於5%的清末社會，能夠認字讀書成為了知識分子認定的標準。
於是一批啟蒙運動的先驅便提出了社會變革：帶領大多數人走入知識分子階層是改變社會積貧積弱的根本。
民國時期新文化運動由陳獨秀開辦《青年雜誌》起，重點宣傳文學、民主、科學等一些理念的爭議。這與東周列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不同，新文化運動旨在如何讓更多人改變思想觀念和文化習慣。
新文化運動
統治階層的孱弱成為了思想自由傳播的良機，於是知識分子選擇了去救亡那些思想還未開化的百姓。中國很多的年輕人開始接受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思想，顛覆了清末時期只是認字讀書改變命運的基本態度。
而隨著社會矛盾越來越激烈，五四運動發起了越來越多年輕人對於民族命運的思潮。知識分子因為國家民族所需的問題，將人生和知識的價值偷換成了英勇救國的衝動。
集體意識成為了知識分子不得已選擇依附的勢力，啟蒙思想變成了對於救亡道路選擇的爭吵。
真正需要被啟蒙的個人獨立意識被民族意識覺醒淹沒在了時代的潮流中，從而讓如今的知識分子完全切斷了對於個人獨立意識建立的動力。
現代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們，需要選擇站隊。要麼站在社會認同的價值體系上，隨波逐流地闡述社會價值高於一切的觀念。要麼站在個人覺醒的價值體系上，面對整個社會的質疑苦苦掙扎。中國知識分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擁有提高自我、彰顯自我價值的機會。
網際網路時代的到來使得自媒體得以發展壯大，更多來自於普通大眾的生活和思想成為了主流聲音。那些受到過優質教育的知識分子要麼降維打擊，將常識宣傳當作事業，抵消了書本和文化本身的循循善誘。要麼就是只好像是孤芳自賞的嘲笑那些以為得到生命真諦的升鬥小民。
知識分子所具備的社會價值完全被各種普遍觀念替換掉了。最起碼的道德標準沒人在意了，自我成長的動力沒有了，掀起思潮和啟蒙的決心不在了。知識分子在這樣的環境下徹底消失了，成為了一個有一個賣弄語言的商人。
自由從何而來
著名翻譯家、思想家嚴復曾經強調過：「國家和個人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並處的關係，個人思想沒有了自由，國家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自由。」雖然這看上去像是幾十年前的老革命們思考的問題。但是仔細的想想，這樣的強調在如今也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
首先，能思考個人自由問題的，一定是一群見識過不同觀念對撞的人們。如果暫且將他們稱之為知識分子的話，他們所進行的選擇，恐怕就會成為那些沒有機會見識他人觀念的觀眾們嚮往的道路。
在知識分子領域本不應該存在「羊群效應」，如果只是領頭羊走一步，後面的羊群跟一步。那麼當天敵到來的時候，羊群們自然無法逃出生天獲得自由。
個人自由的基礎是擁有多元化的思想認知。例如，如果有一個人擁有宗教信仰，到底是這個人真的信奉宗教當中的思想，還是只貪圖宗教當中可救贖的命運。
如果是前者，那麼他需要了解自己所信奉的宗教過去的發展歷史，需要明白宗教在現實世界當中的局限性，需要遵循違背個人意願的宗教教條。
這些都需要站在比他所信奉的宗教更高維度上的思想認知上才能做得到。那麼如果是後者，為了自我救贖，就不得不被宗教限制個人自由，自由也就無從談起了。
思考者
再有，能思考國家自由問題的人，一定是對於國家具有改革意願的人。他們天生就擁有英雄情結，希望帶領更多人參與自己所提出了改革方案。而且國家本身就是一個集體概念，集體想要擁有自由，就需要個人服從集體觀念。
只有整個國家都自由了，才能擁有國家意義上的自由。
那麼個人思想意識便需要在這種集體觀念上做出相應的犧牲。一旦這種犧牲出現了，個人自由又從何而來呢？
舉一個例子，一次訪談中節目上，演員何冰在談論舞臺藝術自由的話題中提到了一個觀點：藝術自由應該在束縛中產生。
比如京劇演員需要把自己的藝術表演限制在戲曲套路當中，而在這種套路當中所發揮出的個人創造才是真正的藝術創作自由。這樣的觀點恐怕也只有真正痴迷藝術創作，同時又嚮往創作自由的人才能深刻體會吧。
而知識分子在國家與個人自由的選擇上，往往都會選擇後者。因為知識分子是真正嚮往個人獨立意識的一群人。「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生命和愛情都可以拋的知識分子，如果沒有了個人自由，那麼這個階層的消亡肯定會到來。
影視劇中知識分子形象
總結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古到今的消亡過程其實並不複雜，古代知識分子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立世標準，現在看來都成為了隨口說說的名人名言。
所以知識分子不再擁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消亡自然就不可避免。更何況中國的知識分子個人社會屬性通常都秉承著為了家國天下的目標，這麼困難的道路又有誰會堅持走下去。
如果我們退而求其次的看待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目標，其實便可以找到方向了。張謇所說的四個方向，我們只要做到「為往聖繼絕學」，也不負給自己知識分子的定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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