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的日子就要到了。撫今追昔，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知識分子面對歷史的巨大變革，有著諸多的想像與選擇。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逃脫時代的「改造」與浩劫。而今反思，他們在一個新生政權摸索前行時的思考與記錄，卻孕育著今日中國觀念、體制、心理、話語方式等等諸多方面的重要命題；他們歷經滄桑又必須堅守的東西，則是今日彌足珍貴又稀缺的知識分子精神能量。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錢理群教授就作家廢名於1949年的一封「上書」所著文章。錢教授在文中寫道：「廢名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向新政權提出的兩大諫言，無論是「以孔子思想治國」，還是「無為而治」，都表明了他對新政治的隔膜和誤讀。」但「經過以後歷史發展的檢驗，廢名「上書」所發表的某些合理因素，今天也就看得更為清楚。」
1949：廢名「上書」
文 | 錢理群
本文摘自錢理群教授所著《歲月滄桑》，東方出版中心
錢理群，一生裁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準備，1939年出生重慶，在南京讀小學、中學，在北京大學親歷反右運動；中間十八年，在邊遠地區貴州安順小城中等專業學校教書，在社會底層經歷了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與北京大學青年學生、同代友人一起，風風雨雨二十四個春秋，並寫有多部研究周氏兄弟和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後五年，又回歸中學和貴州，關注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願者運動，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八十載的生命，和兩個空間——貴州與北大，一個群體——中國的年輕人，建立了血肉的聯繫，其主要連接紐帶，則是魯迅。
1949年 4月 1日，廢名寫完《一個中國人民讀了新民主主義論後歡喜的話》，在文前鄭重寫上「獻給中國共產黨」幾個字，託時為華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轉呈最高層，因其在武漢讀中學時董在當地任教，與之相熟。是為廢名「上書」。這是 1949年及其後知識分子與新政權關係之中，一個並未引起注意（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的歷史敘述）的「事件」。現在因《廢名集》的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編者據其手稿收入，這才引發研究的興趣。
廢名（1901-1967），原名馮文炳，中國現代文壇著名作家，曾為語絲社成員，師從周作人，在文學史上被視為「京派文學」的鼻祖。
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其後，相繼創作有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傳》（1932年） 、《橋》（1926-1937年）、《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1947年）（後兩部都未完成）以及短篇小說、散文、詩歌若干，且後三者皆有極高的造詣。
廢名的小說以「散文化」聞名，將六朝文、唐詩、宋詞以及現代派等觀念熔於一爐，並加以實踐，文辭簡約幽深，兼具平淡樸訥和生辣奇僻之美。
我們的討論，要從五個月前，即 1948年 11月 7日在北京大學召開的「今日文學的方向」座談會說起。與會者有廢名、沈從文、朱光潛、馮至等著名教授。討論的中心，看起來是一個老問題：文學與政治、文學家與政治家的關係。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已經兵臨城下，即將實現政權的更迭，問題就變得「很實際」，也很尖銳。
沈從文接連發出三問：「駕車者須受警察指導，他能不顧紅綠燈嗎？」「如有人操縱紅綠燈，又如何？」「也許有人以為不要紅綠燈，走得更好呢？」這就涉及如何面對新的政治權力對文學和知識分子的指導，即以後成為決定共和國知識分子命運的領導問題。沈從文承認「文學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他的問題是：「但是能否保留一點批評、修正的權利呢？」他如此坦承自己的矛盾：「一方面有紅綠燈的限制，一方面自己還想走路。」這大概就是在幾個月以後的 1949年 3月 28日（即廢名上書的前三天）沈選擇自殺的內在原因。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中國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者。
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交界地區。1924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撰寫出版了《長河》、《邊城》等小說。1931年－1933年在青島大學任教，抗戰爆發後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與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1988年病逝於北京，享年86歲。
有意思的是廢名的態度：他沒有沈從文這樣的矛盾，他似乎更有自信。他在座談會上反覆強調：「一個大文學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天才、豪傑、聖賢」，「三者合一乃為超人，不與世人妥協」；「文學家必有道，但未必為當時的社會承認」；文學家是不會服從「規矩」的，「你要把他釘上十字架，他無法反抗，但也無法使他真正服從。文學家只有心裡有無光明的問題，別無其它」；「文學家都是指導別人而不受別人指導的。他指導自己同時指導了人家」。他還說：「中國文學史上確實有第一流的文學家是聽命於政治的。如忠君的屈原、杜甫，但仍能在忠君之餘發揮他們的才能」，「文學的界限甚寬，別把這些看得太嚴重了」。
或許正是這樣這樣的自信，在新政權建立以後，他依然堅持「以我為主」，用自己的立場，觀念，眼光去看待與對待新政權，既主動尋找共同點，也不迴避不同意見和擔憂，進而產生要主動諫言，以試圖影響新政權未來發展的願望：這就是他迫不及待地「上書」的緣由。
「上書」，恐怕是中國的傳統，有史以來，每朝每代，下至黎民百姓，上至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都有人上書官府朝廷，反映社會問題，表達國策見解，「策論」於是成為特殊的文體。自科舉制興，更是以策論錄取人才。新中國成立以後，也不斷有人（農民、幹部和知識分子）「上書」。「上書」和以後我們會逐一討論的「檢討書」、「匯報書」、「大批判文章」等，一起構成了當代前二十七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特殊的言說文體：這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
一、「得之矣」的歡欣：認同與擁戴
廢名的上書是從「自述開卷有得」說起的，即他並不急於諫言，而首先大談他閱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心得；談心得又很少涉及《新民主主義論》的文本，其實是藉機談題外話：自己的一貫追求，對新政權的觀感，心情，等等。這其實是廢名慣用的筆法。周作人早就總結過，說廢名的文章的好處，在於「情生文，文生情。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約總是向東去朝宗於海，他流過的地方，凡有什麼杈港灣曲，總得灌注瀠洄一番，有什麼巖石水草，總要披拂撫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這都不是他行程的主腦，但除去了這些也就別無行程了」。這也是周作人的筆法，即所謂「以不切題為宗旨」，抓住一個題目，作自己的文章。
廢名的這篇上書，就是如此：儘管他的「題意」或行程的「主腦」是要諫言，但他先要痛快淋漓地表達他的「生文」之「情」。什麼「情」呢？文章一開頭就急不可耐地說了：「我讀完了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之後，情不自禁，同時也義不容辭，要來貢獻出我的芻蕘之見」，「我讀了《新民主主義論》，識見上得了好大的進宜，心情上得了好大的歡欣」。「歡欣」什麼呢？他在下文有交代，就是在讀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後，他懂得了中國共產黨，而「在我懂得了中國共產黨之後，我則歡喜若狂，（在另一處廢名則描述為『不覺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要如希臘的學者一樣要喊：『得之矣！得之矣！』」。
那麼，他「懂得」並認為終於「得之矣」的是怎樣一個中國共產黨呢？也就是說，廢名究竟在哪裡找到了自己這樣的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共同點，從而達到了心的認同呢？——其實，表達對新政權的認同與擁護，也是「上書」的題中應有之意：廢名並沒有走題。
廢名從自己的「亡國之痛」說起。他談到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建立之前，他都心懷疑懼，即所謂「杞天之慮」：他發現「抗日戰爭最後勝利是假的」，因為中國「勝利了日本，（又）奴隸於美國」，「中國政府已經屈從於美國」，而「美國又在扶植日本」，「日本這個強敵」的威脅實際上並沒有解除。而對抗日戰爭的失望，又導致了對作為「青年學生反抗賣國的外交」開端的五四運動的失望。對成長於五四的廢名這一代人來說，這樣的失望是最觸動情感，刻骨銘心的，那是真正的「亡國之痛」：「中國要給國民黨亡了」。
1946年美國士兵強姦北平女大學生事件引發北平學生運動
這恐怕是抗戰勝利後，許多愛國知識分子共同的憂慮，他們也是從這一角度來看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的：「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同時也快要把美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了，同時依靠美帝國主義而禍國殃民的國民黨奴隸政權也快打倒了，真是一塊石頭打死了好幾個鳥，令我不得不佩服共產黨戰略的巧妙。」
廢名說他看到這一點，「很有一個小學生的喜悅：我現在知道五四運動有意義！抗日戰爭有意義！便是民族復興的意義！都是中國共產黨給的！」結論是：「中國五四、抗日運動要由共產黨才有意義」，這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在廢名這樣的知識分子的眼裡，因其將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與復興，而成為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的當然繼承人，從而獲得了執政的合法性。
他們這樣的判斷也是得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支持的。毛澤東鄭重宣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繼承與發展，是以魯迅的方向為方向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應該說，這樣的號召與承諾，是最能打動廢名這樣的愛國者、民族主義者的；廢名讀了以後的強烈反應是自然的。
這就是說，廢名這樣的知識分子是從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立場上認同中國共產黨與新政權的。一直到 1958年，廢名還滿懷深情地回憶道：「我多年不寫詩了。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一天，我忍不住要寫一首偉大的新詩，題目是『天安門』。那天我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聽見毛主席的聲音，中國勞動人民的領袖的聲音：『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要寫一首《天安門》！」廢名以後始終相信中國共產黨，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因。可以說，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是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關係的基石，既是出發點，也是歸宿，是一個起長期作用的支配性、決定性因素。
廢名同時認定：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是「像禹稷一般的政治家，即是農民的素樸而能把帝國主義打倒」；他還說，「手足胼胝」、「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的大禹是「農人當中的聖人」，他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的好同志」。廢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與中國農民之間的深刻的精神聯繫的體認，事實上把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視為「農民當中的聖人」，是廢名這樣的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關係中的另一個關節點。
廢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與農民關係的認識，自然是來自《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在那裡講得很清楚：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的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
毛澤東在延安作整風運動講話
這些明晰的判斷和承諾，都使廢名怦然心動。他在上書裡也有明確的說明：「抗戰期間我在農村間與一般農民相處有十年之久，深深知道中國的抗敵工作都是大多數農民做的，當兵的是農民，納糧的是農民」，這和毛澤東關於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的說法是一致的。廢名由此又得出兩個結論：一是農民是民族復興的力量與希望：「中國是有希望的，因為中國的農民有最大的力量，他們向來是做民族復興的工作的。歷史上中國屢次亡於夷狄，而中國民族沒有亡，便因為中國農民的力量」。其二，廢名進一步提出，「中華民族復興了，正是農民復興」，以農民復興為民族復興的根本，這就把「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問題與「農民問題」這兩個命題統一起來了。
廢名因此說：「在我懂得中國農民之後，我更愛中國了，我知道中國前途光明了，我真像小孩過新年喜得什麼似的。」前文曾經提到，廢名在 1948年的座談會上，強調「文學家只有心裡有無光明的問題，別無其它」。到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他心中的「光明」就具體為「中國前途光明」的民族國家問題；而此時在他心目中，民族、國家問題不僅和農民問題聯繫在一起，而且與中國共產黨聯繫在一起，這樣的「民族國家——農民——中國共產黨」三者密切關聯構成了 1949年以後廢名及類似他的知識分子的一個內在的思想邏輯，這對他們以後的選擇，是起了決定性、支配性作用的。
二、諫言：認同下的不同與擔憂
深入考察，就會發現，廢名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與新政權的關係中，認同和擁護之下，依然有不同與擔憂。
前面提到，廢名是基於民族復興的立場而認同新社會的。其實，廢名對什麼是「民族復興」，是有著自己的理解與期待的。對此，廢名在「上書」裡，有明確的表述：中華民族復興，「正是民族精神復興」；廢名並且說：「世界必須從中國得救」，「中國是最偉大的民族」，「人類有無限希望，中國人民要負這個責任」。這正是廢名這樣的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抱負：要通過中國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復興，負起影響與拯救世界文明的責任。
問題是：誰是中國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代表？廢名在「上書」裡，也有明確的回答：「代表中國文化的是儒家」，「中華民族精神都在《四書》裡頭」，「孔子是中華民族之師」，「中國聖人是堯舜禹湯」。這裡就發生根本分歧了。
四書
廢名在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提出復興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民族文化，並非偶然，而是醞釀已久的。早在抗戰勝利以後的 1946年，在當時的北平文化界就開始有關於「文化建國」的討論。時為北京大學教授的楊振聲發表了《我們要打開一條生路》一文，提出要從建設「新文化」入手，由此發育成一種「新人生觀」，造就「新國民」，進而建設「新國家」，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
這表明，敏感的知識分子意識到了中國的歷史到了一個由「舊中國」向「新中國」的轉折關頭，圍繞著如何建設「新國家」，而展開了種種想像與討論。廢名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了《響應「打開一條生路」》的文章，明確提出了他的想像與主張：「我們要自信」，「我們要發揚民族精神，我們的民族精神表現於孔子，再說簡單些，我們現在要講孔子」。這樣，廢名就明確提出了以孔子思想立國的一條思路。在他看來，建立對以孔子為代表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自覺與自信，是建設新國家的根本。
孔子像
也許更可注意的，是廢名對他認為的孔子代表的中國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新闡釋。如前文所引述，廢名認定「孔子是中華民族之師」，他還說「禹真應該是儒家的代表，是中國民族的代表」，這就表明，廢名所認定的是周作人所說的「以孔孟為代表、禹稷為模範的儒家」，在周作人看來，這是一種「儒家人文主義」，是真正的「中國固有的思想」。廢名的以孔子、大禹為代表的新儒家觀，顯然承接了周作人的闡釋，但也有自己的理解與發揮。主要有兩個重點和特點。
首先是凸顯「聖人與民族精神、農民精神的統一」。一方面強調：「聖人是真理的代表，故孟子說『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而不信聖人，天下便將大亂」；另一方面又一再申說：「凡屬聖人，都是民族的代表」，「是民族精神產生聖人，並不是聖人產生民族精神」；「中國的聖人，他們是中國農民的代表」，「……禹治水以四海為壑。這便是農民中的聖人」，「禹稷精神」就是「中國農民」的精神，「中國農民個個是禹稷」。這樣的民族化與農民化的儒學，顯然寄託了廢名的立國理想。
而最能顯示廢名的新儒家觀所打上的時代烙印的，是廢名反覆宣揚的另一個重點：代表「中國文化的真理」的儒家「是治國平天下的宗教」。他認為，「儒家的『天』字比『國家』的意義還要切實」，追求的是「天理」；而「中國文化本是現世主義的宗教。宋儒實踐『天理』便從『人倫』起，便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家國天下是中國人真理的對象，正同基督教的天國，佛教的涅槃一樣是對象」。他指出：「中國人的家族觀念之深當然是從這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宗教來的」，因此，與「出家的印度文化」不同，中國文化是「在家」的。
以這樣的「家國天下」的立場與視角考察孔子代表的中國文化，廢名又突出了孔孟思想中的三個要點，強調「孔子的道理大綱只是一個『仁』字」；「孝悌為仁之本」；「孟子的價值，便在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這一個『善』字」，「我們大家的生活都達到『中』，無過與不及，便是善的實現了」。這些有意的凸顯，也同樣彰顯了廢名的建國之道。
廢名在表明自己「喜歡儒家的宗教」的基本立場以後，又說了一句：「我們不要太看不起古人了，隨便的抹殺他，說他講什麼鬼話」。這自然自有針對性，而且透露了他的某種隱憂。所謂「隨意的抹殺」古人，首先指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文曾引述了廢名關於「人而不信聖人，天下便將大亂」的判斷；其實他接著還有一個判斷：「中國的亂從五四運動起」。儘管廢名也承認五四所批判的「三綱五常」，是一種「封建思想」，是有「流弊」的；但他強調，這是「後來儒者」的思想，未必符合孔子原意。他不滿意的，並竭力要批判的是五四對孔子思想一筆「抹殺」的態度。而他更擔心的，是中國共產黨對傳統的態度。
早在《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裡，他就特意談到在 1927年大革命期間，一位年輕的女共產黨員梅開華以「打倒偶像，破除迷信」的名義，一把火燒掉了家鄉的佛教聖地五祖寺；他不無遺憾地寫道，現在「要打倒孝悌，他們認為這是封建思想，他們不知道自己缺乏理智。他們不知道他們是多事，同梅開華打倒迷信一樣」。而現在，廢名又從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看到他們是以五四傳統繼承人自居的，他在肯定其意義的同時，又心懷疑懼：毛澤東在文章裡，把「尊孔讀經」的主張，視為「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半封建文化」的「反動」思想；這是不是意味著，他們將以更為激烈的手段來掃蕩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呢？
這自然是視孔子代表的中國文化為生命的廢名，所萬難想像，也絕不能接受的，於是，就要在新中國成立伊始，大政未定（這其實是廢名的一個誤判）之時，向新政權諫言，提出預警與建議。廢名的「上書」，幾經「瀠洄」，流到這裡，終於進入主航道了——
「
「區區之心是讚美共產黨，簡直不知道拿什麼好話來說，我想最好的話莫過於勸共產黨不要排斥中國的聖人。是的，我滿懷心事，一句話說出來了。請共產黨不要因為後代的讀書人而輕視孔子，請共產黨不要因為科學方法的切實（按，廢名多次說明，他也肯定的中國共產黨的『科學方法』，即是階級鬥爭的方法）而忘記民族精神的切實。我們還要好好地講孔子。」
「中國共產黨如果向人民表示，共產黨信孔子，尊重佛教，老百姓一定大大地安心了，知道人民政府一定是他們的了，他們不怕共產黨了。現在他們總有點怕共產黨」，「我的話都是真愛中國的話，愛中國共產黨的話。共產黨在這一方面要懂得人心，萬不要隨便說破除迷信。」
「我只想提出兩點供人民政府參考，一是師嚴然後道尊，學校裡的師，是絕對道義的，先生與學生，同一般政府裡官吏與人民的性質不同；二是兼容並包，即宗教是學問，不可本著常識以迷信斥之。」
」
廢名諫言背後的立場與態度，有兩點頗可注意。一是他對新政治的一腔熱情、一廂情願。因而他的諫言是主動，發自內心，不計利害的，而有別於後來的知識分子迫於壓力的迎合。從他對儒學的新闡釋看，他是真誠地希望共產黨能夠拜孔子為師，以孔子思想立國，實施仁政，奉行孝悌之道與中庸之道，真正實現中國文化的復興，並以此引領人類文明。他同樣真誠地期待新的領導人能夠真正成為體現民族精神和代表農民的新時代的新聖人。
如果能夠這樣，在他看來，那就是孔子之幸，中國文化之幸，中華民族之幸。而且對此他是信心滿滿的，他在「上書」裡，一再說中國共產黨是「像禹稷一般的政治家」，他的領袖毛澤東更是「世界的大禹」；在他看來，依靠農民打天下的領袖，接受他所傾心的民族化、農民化的儒學，充當新時代的「聖人」，是順理成章，再自然不過的。
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和農民交談
廢名在前述諫言裡，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置於最懂得「人心」，最了解民意，要代表「老百姓」說話的地位。於是，就有了第二個方面的諫言——
「
「我以多年的接觸與觀察，深深懂得中國的聖人為什麼都主張『無為』政治，原來中國的農民都在那裡自己治，只要政府不亂就好了。」
「……叫政府反過來，做人民的政府，不要做不肖的子弟，國事如家事，政府幫助主人即農民好了。」
「要使得人民同人民政府同共產黨沒有隔離，使得人民心安，知道一切的事是自己的事，是共幸福的。」
」
這又是一個重要建議：要實行「無為」政治，讓老百姓、中國的農民「自己治」。
這些話廢名在心中大概孕育已久。他早在發表於 1946—1947年的《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說人慾與天理並說儒家道家治國之道》等文裡就一再指出：「中國聖人都是以百姓為主的」，因此奉行「無為之治」，「諸事順著農民的意思好了，順著農民發展好了」。「他們能做自己的事」，「他們個個是大禹，即是說他們個個勤儉，他們都在那裡養豬，都在那裡種樹，——你如果是好政府，能告訴他們一個好方法使他們養豬而不遭瘟疫，那他們便感激不盡了」，「另外再無須給他們以你自己的法寶，你給他們，他們會受寵若驚的呀！他們反而不自安的呀！」「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只有黃老之術是成功的，急性者則失敗，秦始皇王安石都是。這不足以借鑑嗎？黃老一派或者比儒家來得更有效，亦未可知，因為他們比儒家更簡單，任其自然」。
他因此告誡執政者：要做「素樸政治家」，不要做「主義家，多事者」，不要給老百姓、農民「外加許多主義」，「西洋的『為』或者有他的歷史；中國的民族精神則本是『無為』，『為』反而沒有根據，為就是亂」。
可以看出，廢名崇尚的中國老百姓，是小農經濟下原始的、自然狀態下的農民；廢名說「他們的（生活）態度是非常從容的，他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已經習慣了，他們已經習慣於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他們不需要、也拒絕外來的束縛與幹預，一切「任其自然」。在廢名看來，普通老百姓這樣自然、自由、和諧、從容地活著，這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及全部魅力所在。一切主義的強加，人為的努力，都是自造其亂。於是，我們也就明白，廢名及其同類知識分子，看起來和新政治都站在農民的立場上，但他們的農民觀，是大不相同的。
這就涉及一個更為根本的方面：廢名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向新政權提出的兩大諫言，無論是「以孔子思想治國」，還是「無為而治」，都表明了他對新政治的隔膜和誤讀。
其一，廢名一直強調：「共產黨是中國的共產黨」，這恐怕是他認為中國共產黨能夠接受他所闡釋的代表了民族精神的孔子思想，作為治國指導思想的最基本的理由；但他恰恰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裡的明確論斷：「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而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在共產國際領導下奉行國際主義的政黨，由此決定了它必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新中國成立後又以馬克思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儘管毛澤東也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命題，但它的基本內核還是《新民主主義論》裡所強調的「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吸取，是為了獲得「民族的形式」。毛澤東又始終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學說，又恰恰都是與廢名所推崇的孔子的中庸之道、孝悌之道有很大不同的。
其二，廢名的「無為而治」的主張，如前所述，是建立在對農民自然生存狀態的肯定和高度評價基礎上的；但他恰恰忽略了新政治強調的是列寧的論斷：「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產生著資本主義……」正是在廢名上書的前一個月， 1949年 3月 5日，毛澤東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裡，即明確提出，對「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要「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毛澤東還特地指出：「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而在廢名「上書」的三個月後，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裡，又再次提醒：「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這就是說，在農民問題上，新政治的重心，始終放在對農民的引導上。
1950年新中國在廣大農村進行土地改革
廢名的「上書」的結局，是如石沉大海無人回應。事實上人們至今也沒有弄清楚，這份廢名指明「獻給中國共產黨」的文章是否送到了最高層。如果廢名沒有留下手稿，這件事就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裡了。或許這還是最好的結局。他遭到的只是冷遇：在 1957年的鳴放期間，廢名曾說到「解放後我有了進步要求，反而把我扔了」，「五二年把我從北京（大學）調到這裡（按，指東北人民大學）來，我以為這裡需要我，其實這裡並不要我，半年多沒有給我分配工作」。
其實，在那樣的歷史轉折點上，因為玄黃未定，知識分子至少還保留著獨立性的感覺與要求，於是，出現廢名這樣的提出全面的治國方略，試圖影響新政權的治國方向的知識分子，就是很自然的。據我們看到的有限資料，時為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的陳銘樞，就在 1950年三次「上書」毛澤東，提出「佛教救國論」，據說以後還與毛澤東就佛學問題進行了當面討論。但或許這是極為少見的，此後，特別是 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直到「文革」，這樣的知識分子參與全面治國方略的討論，也就不復存在。或許正因為如此，偶然保留下來的廢名的這份「上書」，就彌足珍貴。而且經過以後歷史發展的檢驗，廢名「上書」所發表的某些合理因素，今天也就看得更為清楚。
2014年 6月 14日—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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