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傳世名作《歷史研究》中，湯因比對知識分子的產生進行了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可謂振聾發聵。
在《歷史研究》第五部第三節 「西方世界的內部無產者」中，湯因比稱知識分子是「變壓器」，是一個「聯絡階層」，「他們學到了入侵文明的種種必要竅門，以便使自己稱心如意地生活在新的社會環境中：這些異族人不再同本地傳統保持和諧，而是要逐漸與入侵文明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生活方式相適應。」
他斬釘截鐵地寫道：「知識分子天生就是不幸的。」因為，「他們不屬於父母的任何一方……受本民族的憎恨和歧視……儘管出現在人民中間，知識分子仍然是外來文明討厭又不可避免的活生生的暗示：既然沒辦法不接近外來文明，就只好迎合它。」還有，「知識分子不僅在本國得不到熱愛，他費力所掌握的其他國家的風俗和訣竅也得不到那些國家的尊重」
是不是說中了知識分子的痛點？特別是近代以來那些西化的知識分子們。
還沒完，湯因比又結合現實，談到了知識分子的另一個特點：
「在人力作為商品的社會裡，……知識分子就要忍受生產過剩和失業的不幸了。」因為「知識分子的製造的過程是開始容易停止難，他們雖然在僱主那裡受到輕視，但在準備替補他們的人心中還是很有地位的。候選者的數量激增，大大超出了需要的數目，於是被僱傭的知識分子的中心被受遺棄的知識分子無產者包圍，……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以幾何級數增長，而時間卻以算數級數在發展。」
就此，湯因比極其準確地揭示了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產生的階級基礎：
「下層中產階級已經接受了中等的甚至是大學教育，但卻沒人能為受過技能訓練的他們指出任何相應的出路，這一階層是二十世紀義大利法西斯黨和德國納粹黨的中堅力量。這種把墨索裡尼和希特勒推上權力中心的魔鬼般的力量就產生於這些無產者知識分子的憤怒中，他們發現自己自我完善的痛苦努力還是不能把自己從有組織的資產階級和有組織的勞動者這上、下兩層磨石中拯救出來。」
他們期待著變革，期待著動蕩，這樣，他們才能打破社會階層的壁壘，讓自己一顯身手。當前許多左翼政府上臺，政局動蕩，街頭暴力頻繁上演，恐怕也是跟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沒出路有關。此刻，重讀經典，發現哲人早已預料到了社會發展的種種逆向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