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的新問題、新視域與新方法

2020年10月24—27日，華東師範大學ECNU-UBC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舉辦了第二屆中國知識分子研究高級研修班，來自海內外二十多所高校的一百多位青年教師和博士研究生報名參加，最終入選研修班的正式學員為二十八名。為期四天的研修班議程，一共舉行了五場導師授課講座，兩場學員論文討論以及一場圓桌對話活動。以下僅就知識分子研修班舉辦期間的講座內容與圓桌對話內容，進行概述。

部分與會者合影

孫鬱：思想史裡的魯迅難題

24日上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孫鬱教授作了題為《思想史裡的魯迅難題》的精彩講座。本場講座為研修班系列講座第一場。

講座伊始，孫鬱教授指出，「魯迅難題」的原因，往往在於將魯迅納入到片面的解釋體系之中，如左翼語境和自由主義語境，進而他從這兩種語境出發，分析其難以解釋魯迅的地方。

第一，左翼語境下難以解析魯迅。從瞿秋白開始，毛澤東、王富仁、汪暉、林賢治都從左翼視角去解讀魯迅。孫鬱教授著重分析了魯迅與蘇聯的複雜關係。魯迅主要是通過文學而非政治去認識蘇聯的。他欣賞託洛茨基的文學評論，並批評中國左翼文壇的「辱罵」和「恐嚇」之風。魯迅譯介的蘇聯文學作品均為史達林時期以前的。魯迅沒有列寧的政黨政治的概念，屬於草根左翼，是有自己個性的同路人知識分子。

第二，自由主義語境下難以解析魯迅。張鳳舉、周作人、許壽裳、張中行、汪曾祺等強調魯迅非政治化的方面，側重其「消極自由」方面。但魯迅對代議制民主持批判立場，對自由主義者胡適、梁實秋、林語堂也有批判。一些學者由此提出了魯迅易於被專制主義利用的命題。孫鬱教授談到自己對思想學術界關於「胡適還是魯迅」爭論的看法，認為二者各有其特色，簡單的揚胡抑魯或抑胡揚魯均不可取。

孫鬱教授用海德格爾的「本有」概念描述魯迅，認為魯迅「讓存在打開」，具有對本質主義的學術話語的顛覆性。讓我們認識到了魯迅其人其思的豐富面貌。

章清：「社會」概念的浮現與讀書人新的生活形態

25日上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長章清教授發表演講，題為《「社會」概念的浮現與讀書人新的生活形態》。

章教授主要針對「社會」這一概念展開分析，尤其是揭示「社會」從「無」到「有」的歷程，以此呈現近代中國概念成長的意義所在。

講座伊始，章教授先從理論上對歷史敘述中的「有」與「無」問題，作了一番說明。章清教授認為，歷史書寫所揭示的「有」，往往是基於「普遍歷史」所昭示的「目的論」立說；而過於關注這樣的「有」，捨棄的很可能是更為重要的「無」，況且「無」所呈現的實際是更重要的「有」。因而，從「有」與「無」的整合性視角看待歷史，則是必不可少的。在理論交代後，章教授緊接著從「無」與「有」的角度，切入到正題，即關於「社會」這一概念在近代中國的生成及變遷的意涵分析。

從「無」的線索出發，章清教授認為「社會」在定名前，存在著種種過渡性的用詞，而這些過渡性用詞若略加分類，可以從如下三個層面展開：一是歷史上的「社」與「會」；二是針對society最初的英譯；三是根據理解所創造的新詞，即「群」、「群學」等。而從「有」的線索出發，「社會」概念的成長，同樣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梳理，第一是其與近代意義的「國家」意識關係密切，因為「國家—社會」的架構，是相互依存的；第二是「社會」的成長有其基本的標識，通過組成「社會」的標識象徵物來揭示其內容及實在；第三是將「個人」的成長作為「社會」發展的寫照，以及揭示個人在「社會」中的體驗，都成為理解「社會」的關鍵。簡言之，章教授從「無」對「社會」考察，側重揭示通向「社會」之間的各種概念；而從「有」對「社會」的分析，注重闡釋的是「社會」存在的具體呈現樣態。

在關於「社會」概念的主體內容講述完畢後，章清教授總結了「社會」作為一種力量的浮現的內外部條件，一是依託於報章、學校、學會等媒介；二是個人立足於「社會」的思想實踐。除此之外，章教授還針對目前概念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一是「人」的缺失問題，二是僅靠「資料庫檢索」從事研究的問題，都作了警示性的指正，並希望更多的研究者能夠對其局限性加以重視。

許紀霖：「五四知識分子通向列寧主義之路」

25日下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許紀霖教授為研修班學員作了題為《五四知識分子通向列寧主義之路》的精彩講座。

講座伊始，許紀霖教授強調，這篇文章採用了「歷史與邏輯同一」（黑格爾、馬克思）以及「理想類型」（韋伯）的方法。將五四時期流行於中國的各種「主義」區分為兩組「理想類型」。第一組是「知識化主義」與「信仰化主義」。前者以胡適提倡的「實驗主義」為代表，後者則囊括了當時各種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第二組是「柔性化主義」與「剛性化主義」。五四時期各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可以兼容並包，即「柔性化主義」，而具有一元化傾向的列寧主義則屬於「剛性化主義」。

五四時期首先是「知識化主義」與「信仰化主義」發生了分化。代表性事件即1919年的問題與主義論戰。然後則是「柔性化主義」與「剛性化主義」的分化。五四時期流行的社會主義派別眾多，有：一、中共系知識人陳獨秀、李大釗、李漢俊等；二、國民黨系知識人戴季陶、沈定一、邵力子等；三、研究系知識人張東蓀等。三派社會主義者在1920年曾有短暫的合作，但在要不要接受列寧式建黨原則等問題上發生了分歧，最終分道揚鑣。中共則通過對外部與張東蓀、梁啓超等展開社會主義論戰，對內部的無政府主義論戰兩場論戰，排除信奉「柔性化主義」的「復調的馬克思主義者」，最終使中共成為奉行「剛性化的」列寧主義的布爾什維克政黨。

金雁：19世紀俄國的貴族知識分子和平民知識分子

26日上午，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金雁教授為研修班學員帶來了題為《19世紀俄國的貴族知識分子和平民知識分子》的演講。金雁教授的講座主題鮮明，即通過對俄國貴族與平民兩代知識分子的比較分析，以此來揭示俄國知識分子豐富內涵及精神特質。

金雁教授在對俄國貴族知識分子的講解中，突出強調「共濟會」在貴族思想者群體中的作用。但共濟會因其自身矛盾性內涵，即一方面具有神秘主義特質，使其表現出反體制的願望；另一方面則為眼光只是向上，從來沒有向下聯繫過俄羅斯下層民眾，使他們把變革的希望僅寄托在近衛軍官的宮廷政變和影響沙皇的政治取向上。而這兩方面思想內容，都對貴族知識分子產生不小影響。接著，金教授就俄國貴族知識分子的特點進行了詳細梳理，比如文學中心主義，行動能力的缺陷，永遠的懺悔者，痛恨專制卻又對農奴制態度曖昧，既傾向西化又厭惡資本家，既充滿著救世情懷又存有遁世傾向等。

講到上述特徵，金雁教授對貴族知識分子「行動能力的缺陷」特徵進行闡釋時，引用屠格涅夫小說中主人公羅亭的形象，來說明貴族知識分子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同時，金雁教授也相併指出，貴族知識分子做國家的反對派，並不是政治革命意義上的反對派，他們只想做「對政府沒有危險、有益的反對派」。講到「救世情懷與遁世傾向」特質時，金教授認為貴族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彌賽亞情結」，即認為自己能夠「通曉上帝真理」，承擔起救世責任。

在講解完19世紀俄國貴族知識分子的特徵後，金雁教授轉向對俄國平民知識分子的剖析。金教授認為，平民知識分子大多出身僧侶階層，即多為神甫子弟，他們在思想水平上遠遜於貴族知識分子，但卻具有強烈地行動能力與行動意志，且比貴族知識分子更為激進與功利。在金教授看來，平民知識分子極端功利主義的「善惡標準」，就產生出以動機來衡量正義，以手段來服從目的的處事準則。

講座最後，金雁教授在對平民知識分子的精神內涵進行總結時，還就平民知識分子與列寧思想之間的關聯，進行了重要的說明，使大家進一步了解到俄國革命的思想動力資源由何組成，由何促進等。

楊國強：後科舉時代知識人面對的文化與政治（1905-1925）

27日上午，第五場講座由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研院研究員楊國強教授帶來，他的演講題目是《後科舉時代知識人面對的文化與政治（1905-1925）》。

楊國強教授首先論述了科舉廢除後中國社會的變遷，興建學堂需要大筆經費，因此興學造成了地方的騷擾，加劇了社會矛盾。造成了社會的脫節。表現為社會上層與經濟基礎的脫節，知識分子與大眾的脫節，城市與鄉村的脫節，沿海和內地的脫節。後科舉時代，知識人皆由學堂產生。但知識人內部同樣充滿了紛爭，彼此之間，是缺乏認同的。

楊國強教授繼而通過與後科舉時代的對照，又分析了傳統科舉制的特色。科舉是一種公平地錄取少數人的制度。科舉對應著一種開放的政治權利。科舉面前，人人是相對平等的，造成了一個流動的社會。

楊國強教授最後從政治與文化關係的角度論述了廢科舉的歷史意涵，並指出廢科舉意味著從政治文化一體變為政治與文化的斷裂。士人由科舉而入仕反映了士人由文化而進入政治，是以文化制約政治。倡議廢科舉的讀書人只是就政治論政治，而忽略了科舉的文化意涵，這反而造成了知識群體的失落。科舉廢除後，從前與文化合一的政治變成了沒有文化支持的政治。新式知識人，要以思想改造社會，依靠的文化的力量。失去了入仕途徑的知識人轉而以新興的報紙為媒介影響政治。這與傳統士人的公共性依然是一脈相承的。

圓桌：作為方法的中國知識分子研究

27日下午，知識分子研修班最後一個環節，即圍繞「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的新問題、新視域與新方法」這一主題，在人文樓3102會議室展開圓桌對話。圓桌對話的引言人，分別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的三位教授，即許紀霖教授、瞿駿教授、唐小兵教授。此次圓桌對話，分上下兩場舉行：上半場主要針對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的新問題與新視域，下半場側重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的新方法議題。

圓桌對話上半場伊始，許紀霖教授講道，以往學術界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考察，無論是從知識分子的個案入手，或者是著眼於知識分子群體，乃至是聚焦在有關知識分子的事件上，大多是將知識分子作為研究對象來展開，而作為方法的知識分子研究，則往往為學界所忽視。正因如此，若從「作為方法的知識分子研究」的思路出發，將有可能開拓出關於知識分子研究的新進路。當然，在討論知識分子研究的新方法之前，有必要先行了解知識分子研究的新問題與新視域。

唐小兵教授指出，近幾年來，新革命史的興起為知識分子研究提供了另一種視角，打開了另一扇窗戶。在此之前，有關知識分子研究的話題，一般是將知識分子置於文化與政治，或者學術與政治的二元場域中，考察知識分子在「道」與「政」之間的對抗性關係。但是隨著新革命史視角的運用，可以深一層地追問，在革命主導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即知識分子在其中到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他們並不誠然為時論所描述的那樣，是被歷史浪潮所裹挾。唐小兵教授通過對於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的研究發現，知識分子的革命參與，擁有很大的主體性，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投身革命，一方面是被革命理想的吸引，是對革命本身價值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他們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參與者，同時也扮演著革命的塑造者角色。因此，探究知識分子與革命的「共振」部分，將有助於整體性的了解知識分子多元複雜面相。與此同時，唐小兵教授還從比較的視野出發，提示將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中的知識分子進行比較，如此展開思考，無疑會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與思想世界，有著更為深刻及獨到的體悟。

瞿駿教授接著講到，知識分子研究的新問題與新視域，未必要靠「新」來維持其活力與生命力。所謂的新，需要從多面性的維度加以理解，也就是說，一則是對西方思想方法的吸收，另則也不要完全遺忘傳統性的，經典性的知識分子研究法的作用及意義。只有整合性的對二者加以檢討、反思，才能實現問題與視域的更新。瞿駿教授還從「走進」與「走出」兩個方面，談及知識分子研究需要注意的問題。所謂走進的思路，其實可以用「過去即異鄉」（the past is foreign country）來概括。舉例來說，就是在研究1920年代、1930年代的讀書人時，不要將其等同於今天的讀書人，儘管二者有相像的部分，有連接的部分，但是就在這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二者其實存在很大的差異。有些學者在呈現這一時間段讀書人面貌的時候，有可能是在呈現自己，呈現自己的思想或政治取向，而非作為歷史人物的讀書人。顯然，這些都是需要加以糾正。此外，理解走進的思路，其實是要將理解的重心放置在「人」身上，只有進入到一個個具體的人物中間，歷史的呈現才會貼近真實。所謂走出的思路（「走出」提法來自章開沅先生），簡單來說，就是要明白這個世界構成，不僅僅只有知識分子；況且，知識分子還是這個世界構成的一小部分人。歷史是由多個乃至無數的要素，一截一截的融合成長起來。因此，走出知識分子的世界，去理解與知識分子共生的其他群體及事物等，才能對中國歷史有著整體性的把握。

許紀霖教授從自身的研究經歷出發，繼續發表有關知識分子研究的看法。許教授指出，在1980年代最初研究知識分子階段，因受心理學的影響，主要是從心態史角度切入，以此進入人物的思想世界。但到後來發現，關於知識分子研究，若僅憑心理學的學科知識，是遠遠不夠的。於是開始注重政治、哲學及宗教等知識結構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九十年代以後，許教授開始轉向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研究。這一時期，學界較多的思想史研究成果，往往只注重思想的相關文本分析，即關於文本的脈絡梳理與闡釋，而對於思想觀念何以發生，何以會發生影響，則缺少解答。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思想史研究，只注重文本的內在理路剖析，卻存在缺乏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相聯繫的短板。此後，在方法上，許教授開始結合思想史與政治史，從內在理路與外在語境，即context的雙重意義維度出發，進行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再到後來，許紀霖教授發現，作為「人學」的歷史學，若要將知識分子的思想進行鮮活性地呈現，還得從精神史的層面著手，方能有所收效。這是因為，從精神史出發，它不僅能發掘人物思想的理性層面，同時還對構成整全人物性格的另外兩個方面，即情感與意志，也同樣被納入到分析範疇裡面，這就使得人物分析，避免了單線性質的闡釋，還原了作為一個人的真實存在。

圓桌會議的下半場，主要圍繞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展開討論。話題的設定，並非把知識分子視為研究對象，而是從作為方法的知識分子研究出發，探究這種方法論是否具有某種主體性，是否存在一些獨特的價值等，以此來實現知識分子研究的新突破。

許紀霖教授根據其對知識分子的研究經驗指出，在方法論上，研究中國知識分子，需要注意以下四項要素，即代際更替、空間、階級及文化品位。從代際差異出發，許紀霖教授講解了存在於晚清、五四、大革命時代三個階段各自出現的兩代知識分子類型，並進一步對特定的問題，進行了新的闡釋。比如，戊戌變法為何會失敗，許紀霖教授就認為這是文人士大夫和官僚士大夫之間的各自爭奪話語權且彼此不合作所致。從空間視角出發，同樣是中國知識分子研究不可忽視的一個視角。因為作為實體的中國，因其面積廣大，以前的研究往往側重對於國家產生影響的精英型人物的探討，而對於地方性知識分子，或者區域性知識分子的考察，則顯得較為薄弱，這不僅體現在史學領域，文學領域亦是如此。伴隨著研究重心的下移，眼光向下，關注南和北，東與西的地方知識分子，則是中國知識分子研究需要重力發覺的地方。從階級分析視角進入知識分子研究視野，並不是將階級應用教條化。階級分析本身是充滿魅力的，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通過階級分析的方法，來剖析路易·波拿巴怎樣上臺，以及誰支持他、誰構成他的社會基礎，乃至如何垮臺等問題。陳寅恪在對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史的研究中，同樣也運用了階級分析法，即從家族、地域、血統等關係分析中古政治文化。也就是說，將階級視角作為一套方法論，來做人物分析，同樣會取得一定的解釋成效。再如，關於許多知識分子為何會走向革命的問題，許紀霖教授就從階級背景出發，發現他們的家庭出身，大多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因此，階級分析本身，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且具有闡釋力的方法論知識。從文化品位出發，它使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得以擺脫一味強調政治取向同一性的關聯。文化品位，其實與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慣習」（habitus）思想相類似。人與人之間的聚集，在某種程度上說，更多的是受知識的類型，文化的趣味，文化的品位等因素的影響。很多人儘管政治立場不同，但並不影響彼此間的深厚交誼，而這恰與文化品位要素密不可分。從文化品位出發，它有利於打破固化的知識分子形象，進而深入到知識分子多元的思想世界與情感世界。

瞿駿教授針對空間在知識分子研究中的意義，作了補充性說明。在關於中國近現代史敘事裡面，一些經常被人津津樂道的說法，其實是缺乏空間眼光的。比如，梁啓超就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就講到，近代中國的變革，遵循著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演變路徑。梁啓超的說法不能說錯，但其有一個明顯的不足，就是忽略了中國的空間。因為，在廣闊的中國大地上，當這個地方有器物變化的時候，另一個地方可能沒有一點變化；當這個地方文化變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另一個地方器物的變革可能才剛剛起步。再如，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一書，就將近代中華民族的根本問題歸結到「能不能近代化」，這其實也存在忽視空間的情況。針對革命問題，瞿駿教授繼續指出，南方和北方的實際距離，使得有關革命政策的傳達，都有可能因為空間的存在，變成紙面的上文字，變得無法得到具體貫徹與落實。從方法論的意義上講，承認人是做不到一切事情的；承認人的信息，是必須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得來。而對這些渠道的審視，其實就是藉以地方視野來看待問題的表現。總而言之，將空間納入到知識分子的研究裡面，無疑有利於清晰化地把握人的有限性問題。

唐小兵教授對於空間在知識分子研究中的價值，同樣表示贊同。唐小兵教授提到一個事例，其在五四百年採訪餘英時先生時，餘先生講了一件有趣的故事，就是在1922年，北京大學招生考試有一道題是「述五四以來青年所得的教訓」。作為監考老師的胡適，發現考場上有學生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五四運動」。胡適後來發現，其他考場監考的老師也遇到了同樣的情形。從這個事件中，可以看到五四在有些地方的影響，著實是有限的。這也就證明，不能對五四在全國的影響一概而論，而是有必要進行區隔與釐清。除此之外，唐小兵教授重點講述了中國的文史傳統，對於作為方法的知識分子研究的意義所在。唐小兵教授以餘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為例，作了宏觀性的說明。以往對於宋代理學的研究，更多的是借用西方哲學的思想資源，把它高度的概念化；而餘先生則將其放置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從政治文化的視角出發，來看待理學集團中的人物，梳理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也就是說，通過外在語境的把握，將重新釋放出一個對於宋代理學的闡釋空間。另外，餘先生關於王陽明的研究，將其定義為從「得君行道」到「覺民行道」的轉變。而這樣的一個轉變，其實對後來的知識分子有著重要的影響。唐小兵教授指出，在五四和後五四時代，許多知識分子面對政治的潰敗，在缺乏一個政治的網絡來影響高層的情況下，他們往往也轉入「覺民行道」，喚起民眾。由此可見，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將中國的文史傳統納入到知識分子研究當中，並通過結合外緣性因素與內在理路的分析，可以讓我們對於歷史的理解，貼近到一個本然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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