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中國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許倬雲先生，國際知名歷史學家，美國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先生是江蘇無錫人，1953年畢業於臺灣大學史學系，1962年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人文科學哲學博士學位。 曾擔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任，1970年赴美，任教於匹茲堡大學迄今。

許倬雲是不幸，一出生就因肌肉發育不良，不良於行，終身依賴雙拐。他又是幸運的，十九歲拄著雙拐走進臺大歷史系，七年裡陪伴他學習的老師，是李濟、董作賓、沈剛伯、李宗侗、凌純聲、芮逸夫……這些學界泰鬥。在關鍵時刻對他伸出援手的，是傅斯年與胡適兩位先生。

1957年，許倬雲赴美求學，適逢美國的漢學研究的恢弘時代。大批中國知識分子流寓美國，何炳棣、黃仁宇、楊聯陞、徐中約、周策縱，餘英時、杜維明、李歐梵……許倬雲與他們亦師亦友，時相往還，共同奠定了海外中國研究巔峰期的基石。

1999年，許倬雲在匹茲堡大學退休。此後，他便開始全力寫大眾史學。「我覺得既然我們老百姓要問老百姓生活上的問題，我們學歷史的就應該有交代。」這便是他寫《萬古江河》的初衷：從文化的角度講「中國」的形成，也是近年來在中國出版的一系列「說中國」、「說歷史」圖書的初衷——為老百姓寫史。

許倬雲「說中國」系列經典合集

《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

《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

《中國文化的精神》

《觀世變：論中國文化的特質》

《問學記：從知識到智慧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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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知識分子

文 | 許倬雲

來源 | 《知識分子：歷史與未來》

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北宋的張載，與王安石同時代。他曾說過四句話：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這四句，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四個方向或維度。

張載像

我在這裡稍做扭曲，將張載所說的這四個方向，轉化成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中國的知識分子，大致離不開這四種類型，而且這四種類型之間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顧兩個類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種類型中做得很好，卻顧不到其他方面；絕大多數的人屬於某種類型，但未必符合他對自己的期許，更不要說是別人對他的期許。

第一類是「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釋自然現象和宇宙意義，包括生命的意義、古往今來的意義等。張載說：天地本來無「心」，要人給它立個「心」。廣大空間為「宇」，無時無往為「宙」，要人去解釋宇宙，這屬於理念的維度。所以，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學家。

「為生民立命」者，屬於實踐的維度。我把它扭曲解釋成為一般人尋求他們生命的存在。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理念付諸實踐的執行者，也許是官員，也許是社會領袖。

「為往聖繼絕學」，也屬於實踐的維度。他們想辦法擴大並傳承所學，總盼望後來的人能學得比自己更好。每一個教書的人，都希望自己學生學得比自己更好，就屬於這一類型。

「為萬世開太平」，屬於理念的維度。我扭曲解釋說，這類型知識分子能提出一個理想境界──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態度，盼大家往那個方向走，並且用這些理想來針砭、批判、矯正眼前所見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沒有長遠的理想目標，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許就糊胡塗塗過了下去。當有一個理想境界懸在那裡時，我們才知道距離理想境界還有多遠。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現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認為現在不符合理想，定個方向一步步改好它。這些人無論做得好壞，其主要動力是把人類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兩個字，可以是吃得更飽或活得更快樂，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定義。

董仲舒像

秦漢以後，政府的文官系統基本上是以讀書人為最主要來源。偶爾有些徵服王朝，會以馬上英雄作為幹部，但最常見的仍是以讀書人擔任文官。這些文官可列入為「為生民立命」的類型中。

至於董仲舒，可列為「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應系統是把當時所知的各種知識，歸納成博大複雜、幾乎無所不包的解釋哲學。這一系統的解釋哲學，可批判之處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之前，也有過《呂氏春秋》、《淮南子》做過類似的解釋工作，但規模之龐大，涵蓋面之廣泛，都沒有超過董仲舒。當時《禮記》的〈禮運大同〉，提出一個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境界，到今天還是做不到，幾千來年，許多人打著「天下為公」的旗號，做著「天下為私」的事情。〈禮運大同〉這一章，就是我剛剛在第四個類型中談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禮運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論從大的社會或小小區，我們都曾經有個理想的境界懸在那裡。

努力尋求、實現上面所提的四個維度，是知識分子自我期許的常態。有人努力於哲學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統工作，作為「良吏」；有人在教學方面努力，作為「良師」；也有人想建設大同世界、桃花源。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這幾個維度裡努力著。

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

凡是時勢比較好的時候，例如開國之初，有些知識分子會努力於全盤性討論，會投入解釋新秩序，如董仲舒一類人物，即有著理想志業的第一個類型的知識分子。

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難或挑戰時，抗議的第四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出現最多，如東漢黨錮。東漢的讀書人把儒家懸為理想，針砭政治的敗壞、權力結構的腐敗、皇權無限的膨脹、宦官挾皇權的作威作福，於是他們形成抗議運動，成千成萬的學者投入其中，卻都被禁錮――即歷史上的「黨錮之禍」。明朝的東林黨也一樣，一般讀書人陶醉在科舉制度下，只想過自己的生活，卻有另一批人懸著儒家的理想針砭當世，起來抗議政治敗壞，百死不辭。

東林書院

當其他文化系統進入中國時，中國也會提出一些新想法作響應。

漢末到南朝，佛教進入中國，挑戰了中國的文化系統，讀書人發現：中國習慣的王朝制度有說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許多問題，不能自圓其說。於是，大家不斷進行討論：靈魂是滅還是不滅？精神是存在還是不存在？一個出家人既然已經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禮？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統治不屬於統治範圍的出家人？這種情形，就是當一個已經固定了的大系統，碰到外面的挑戰時，許多讀書人會投入其中，參加辯論，去做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貞觀、武則天時代到開元，政治清明，對外接觸也非常多，老百姓過得不錯，正如杜甫的詠嘆，說人民富足，遠遊不必帶糧食，也沒有安全問題。但是「漁陽顰鼓動地來」，霓裳羽衣就必須停下了，從此唐朝一落千丈。

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來，韓愈就開始討論人生還有沒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沒有更高的境界？這一波討論，一直延長到南宋。唐宋的學者，建構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即後來中國的理學。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陽明，又把韓愈的系統加以精密重組，其中王陽明將中國思想體系重組成為一個精密的唯心論。由董仲舒到王陽明，可看出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念的維度中不斷努力。

韓愈像

在文官系統中做事，有沒有好的人？歷史上確實是有不少人寧可丟官，也要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讀書人為官，成了「勞臣」，一輩子辛辛苦苦，只為完成任務。

遠的不說，就以我家遷到無錫去的祖先為例：他做了一輩子苦官，哪裡有水災、旱災，就被派到哪裡去。他以七十二歲高齡，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裡督導修堤，回到岸上還要放糧賑救災民。他從二十五歲到七十二歲，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個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輩子做了他該做的事，到死不過得到「國之勞臣」四個字。

此外，歷史上冒死諫諍的諫官也很多。勞臣、苦官、諫官，都是文官系統中「為生民立命」的人。至於教書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學究教出了無數的好學者，許多平凡的私塾老師教出第一等視野的人物。曾國藩的老師，沒什麼名氣，就屬這一類人物。

因此，我說前述的這四個方向或維度，是中國讀書人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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