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知識分子，他們趁著人們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獨一無二的「知識分子」。
——C.P.斯諾
一
知識分子的定義不計其數，筆者即見過數十種。無論是觀點的製造者、傳播者、消費者，還是某個俏皮說法的供應商——類似意見超市的龐大貨架上一隻只漆色鮮亮的罐頭——都可以自稱或被說成是知識分子。
美國艾森豪總統曾借他人之口提供了一個定義：「一個人用比必要的詞語更多的詞語，說出比他知道的東西更多的東西。」聽上去滿腔鄙夷，只有對知識分子同樣嫌惡的人，才聞之欣然。瓦爾特·本雅明的定義更是奇特，道是「眼鏡在鼻子上，秋天在心中」，那是著眼於情調了，具有詩人氣質的讀者會格外受用。當英國學者C.P.斯諾腦海裡縈繞著老年易卜生的形象時——他強調「沒有什麼是這位老人所不能理解的。」——他將知識分子概括成「天生的勒代特」。
勒代特（Luddite）係指19世紀初用搗毀機器等手段反對企業主的工人運動參加者，一種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家使命並決意與資本主義制度為敵的人。擴充該比喻以使斯諾的定義保持活性，還可將知識分子理解成決意與現存政治、經濟、社會秩序對抗的人，德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就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從來不對現狀滿意的人」，那也是愛德華·薩義德滿意的表述。
與之相反，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認定知識分子是社會上的「超脫之人」，等於排除了「勒代特」。法國學者朱利安·班達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人王，代表人類的良心，他同時強調，「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甘冒被燒死、放逐、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險」，聽上去一點也不「超脫」。讀者可能想到十字架上的耶穌，或西方學者概括成古代社會「殉道三重奏」的三位傑出知識分子，即蘇格拉底、西塞羅和塞涅卡，更貼切的聯想則是1600年因傳播哥白尼日心說而被羅馬教廷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上的科學家布魯諾。列寧的定義是知識分子「等於常識淵博者和民眾的導師」，從後一個條件裡又推導出史達林時期的「人類靈魂工程師」概念，一種關於「洗腦」的委婉表述。認定知識分子負有「改造國民性」的責任，可能是該概念在另一層面上的運用。
上述知識分子定義，約有如下特點：它們互不相屬，除史達林對列寧版知識分子定義有所繼承，其餘定義還具有內在衝突。「超脫之人」一般不會嘮嘮叨叨，「秋天在心中」的人，無論鼻梁上是否架著眼鏡，都懶得充當民眾導師，更缺乏領導工人搗毀機器、推翻舊政權的興致。發起美國獨立戰爭並創建美利堅合眾國的那個國父群體，除華盛頓外，都具有鮮明的知識分子特徵，他們與一個世紀後由列寧及其繼任者奠定的革命知識分子模式鮮有相通之處。無論傑斐遜、亞當斯還是漢密爾頓、麥迪遜，都不曾密謀過地下活動，他們無需擔心軍警監視，也不必乞靈於刺殺、起義、暴動等酷烈手段，在北美那塊相對質樸的大地上，他們的建國方略與一種純淨的知識分子生活方式，融合無間。他們不是「勒代特」。
有學者認為，應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稱為知識分子——他們縱使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其言說方式也堪稱知識分子表達的光輝典範——結合班達的激情定義，大法官又落選了。大法官的工作過於安穩，在終身職位的保障下，無懼權力和公共輿論，更無需承擔職業和生命風險。此外，大法官的司法寫作是一種職務行為，缺乏知識分子寫作的業餘性和獨立性。美國建國之初有一位大法官蔡斯，曾在酗酒狀態下胡亂判案，導致託馬斯·傑斐遜總統親自提出彈劾動議。饒是如此，彈劾仍歸失敗，蔡斯日後有所悔悟，在約翰·馬歇爾執掌的最高法院裡，成為一位至少說得過去的法官大人。
當代知識分子研究的最新突出成果、《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的作者理察·波斯納，恰是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的資深法官，還是一位著述極豐、影響廣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著述甚至快到這種程度，學者對他上一本書的討論還未結束，他另闢蹊徑、鋒芒畢露的新書又已上架。可見，認同上述定義中的任何一條，都會使我們對知識分子的認識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晰。
我國還有「大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之分，顯然是一種籠統的身份式歸類，如果陳寅恪、錢學森等人可以算「大知識分子」，隨便哪個中學老師、公司會計、博客寫手、微信公眾號的發布者都可以算成「小知識分子」，那將使針對知識分子的討論成為不可能。因為，一個兼容中學老師與陳寅恪的定義，已經無限趨近人類整體的定義了。
二
必須對知識分子的範圍加以約束。
可行辦法是，找出一種類型，我們除了稱他們「知識分子」，用別種名稱都有欠完整。以陳寅恪為例，當然可以稱他「大知識分子」，但叫他教授、學者、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或國學大師又有什麼不妥呢？同理，把錢學森說成科學家或「中國飛彈之父」，肯定比泛泛的「大知識分子」更能概括其成就。中學老師或公司會計亦然，兩者已然構成指向清晰的名稱，無需「小知識分子」一詞來畫蛇添足。雪萊當然不妨被叫成知識分子，但叫他「詩人」更好些，正如易卜生更合適的稱呼是戲劇家，哪怕他的戲劇創作曾引發整整一個時代的騷動，並帶出大量知識分子的激情表達（如魯迅關於「娜拉出走之後怎樣」的討論），仍無改易卜生的戲劇家立場。奇怪的是，保羅·詹森在專著《知識分子》裡，為雪萊和易卜生單闢一章，我們只能感嘆，即使在專業研究者裡，對知識分子的認知也是各說各話，歧義紛呈。
總之，絕大多數稱為「大知識分子」或「小知識分子」的個體，其工作特點和職業特性均未對「知識分子」稱謂構成依賴，放棄稱他們為「知識分子」，不會導致歧義和混亂。
對筆者來說，既然意在探討知識分子寫作，在材料選擇上就可作出如下限定：只有在其作品具有鮮明知識分子特徵時，方是適宜的討論對象。
何謂鮮明的知識分子寫作特徵？作者走出專業領域，著眼公共話題，面向人類社會的公共關切，表述方式上力求貼近公眾，思維方式上力求合乎公共理性，當他這麼做時，無論之前的身份是學者、科學家還是小說家，他都是一位符合最嚴格認定標準的知識分子。比如，寫出《盧貢-馬卡爾家族》長篇系列小說的愛彌爾·左拉原是一位出色小說家，當他激於一腔正義和公民良知，替蒙受冤屈的猶太人上尉德雷福斯打抱不平，並用朗朗上口的書信體檄文寫出震撼全法國、影響全歐洲的《我控訴》時，他的身份就轉變了，那一刻，除了說他是知識分子，沒有別的稱呼可以評價他的工作，除非，我們叫他「公共知識分子」。
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一個新名詞，出自上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拉塞爾·雅各比的名作《最後的知識分子》，但「公共知識分子」本身卻並非一種新人。實際上，正是感於名詞「知識分子」遭到濫用，雅各比才感到有必要加一個限定詞，以還原知識分子的本義。他筆下的「公共知識分子」，恰是此前稱為「知識分子」的那些人。在嚴格意義上，「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系同義反覆，所有關於知識分子的衍生含義（包括中國式「大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均屬誤用。
有趣的是，雖然後出的「公共知識分子」只是為了向原初的「知識分子」返航，但當學者普遍接受這個稱呼時，他們又發現了該詞的別種好處，可以借道整理「知識分子」家族中的亂象。
C·P·斯諾在《兩種文化》裡提到他的同事、當代最傑出的純粹數學家之一G.H.哈代，他寫道：
大約在30年代，哈代有一次頗感困惑地對我說：「你注意到今天怎樣用『知識分子』這個詞嗎？似乎已有一種新的定義，肯定要把盧瑟福、愛丁頓、狄拉克、阿德雷安或者我排除在外。你看這有多麼奇怪。」
很好玩不是？這位哈代先生已經是享譽世界的數學大師（他的學生裡包括中國數學家華羅庚），仍對自己排除在「知識分子」之外耿耿於懷。於是，為安撫那些曾被呼為知識分子、又與左拉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迥然不同的知識界人士，有人借著「公共知識分子」的便車，發明出「私人知識分子」的概念。大致上，但凡不屬於公共知識分子者，均可被「私人知識分子」所收容，包括中國式大小知識分子，儘管在實際使用上，公司會計或銀行經理以「私人知識分子」自稱，肯定有點古怪。
隨著「私人知識分子」概念的誕生，學者又再接再厲，向世人貢獻了另外一些分類學概念，如學院知識分子、獨立知識分子、體制外或體制內知識分子，稍早些的米歇爾·福柯還貢獻出「普遍的知識分子」與「特殊的知識分子」這對標籤。在別種論述題旨下，這些概念各有勝場，但就「知識分子寫作」而論，它們用處不大。當我們意欲關注知識分子寫作的內在品質，沒有證據表明，這類品質特別喜歡棲息在學院知識分子或獨立知識分子身上。
三
大致上，所有知識人都可被視為私人知識分子，只有在某位私人知識分子湊巧對公共事務發表含有公共關切且不以專業人士為目標的文章、演說時，他才臨時客串了公共知識分子角色。因此，每一位正在從事公共知識分子工作的「私人知識分子」，都含有程度不等的兼職性，這份兼職性還會濃淡不勻地帶來表達上的外行性及業餘性，他對此最好有所預警。
據說，國內有微博大V在自我介紹一欄裡寫著「公共知識分子」，那有點搞笑。公共知識分子很難成為職業。試想，公共事務林林總總，所涉學科有深有淺，它通常不專屬某種專業——也許法學是個例外，擁有更多法律知識的知識人，更容易成為優秀公共知識分子——而更多地依賴常識和經驗，尤其依賴知識人的思辯水準。再則，個體即使洋溢著源源不竭的正義激情，在一個還算良善的社會裡，他一般不容易找到那麼多的邪惡醜陋，供他日日筆耕，天天批判。
這裡還有個矛盾之處：偉大知識分子大多出現在那些雖有弊端但社會總體還算健康民主的制度環境裡，而一種過於黑暗的政治環境，會致力於剷除異端，它不打算讓具有批判意識和自由精神的知識人自如地存活，在那種地方，你的公共批評未及面向公眾，即被扼殺在萌芽之中，批評者本人是否倖免，還得看運氣。蘇聯上世紀30年代實施大清洗時，就極難產生真正的知識分子，白銀時代的天才詩人曼德施塔姆僅僅在詩句裡暗示性地挖苦了一下史達林的手指（「他粗胖的手指像蛆蟲一樣肥」），即被送往勞改營，不久悲慘地死在押運途中。所以，一個人強調自己的職業就是公共知識分子，聽上去就像說自己天天舉行婚禮一樣滑稽。
試以三位以批判現代極權制度聞名的知識分子為例，喬治·歐威爾是在無需擔心迫害的英國從事寫作，他的作品出版時雖受到不少挫折，但個人安危無虞。薩義德曾在《行走在狗群之間》一文中評論道：「奧威爾有關政治的持續不斷的創作不是發生在他顛沛流離的日子裡，也不是發生在他對具體的帝國主義經歷稍感興趣的時候，而是在他再次融入資產階級的生活圈子且後來以這種生活為主的時候。」切斯瓦夫·米沃什撰寫《被禁錮的頭腦》時，已經身在巴黎，且作為逃亡者，已可確認不會再回到蘇聯陰影下的波蘭。如果他必須回去，這本書不可能產生。據崔衛平介紹，他的書後來在波蘭出現，還是「有人運用氣球，將這本《被禁錮的頭腦》從美國降落在他母語的土地和山巒上」。索忍尼辛撰寫《古拉格群島》時，先已認定它無望在蘇聯出版，實際上，單單保護已經寫就的稿子和大量素材，就夠讓作者惶惶不可終日了。可見，在迫切需要知識分子振臂高呼的地方，往往一派死寂。而死寂的高級階段，則表現為群情亢奮的萬眾歡呼。
有美國知識界良心之譽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蘇珊·桑塔格，主要筆墨工作是寫小說和那些更具私人知識分子色彩的著述，如《論攝影》和大量文學評論；當今歐洲知名公共知識分子翁貝託·埃科，除了那些非常成功、非常別致的小說外，還從事大量具有博學、博趣屬性的私人著述，他還以「中世紀學者」聞名，相形之下，公共知識分子寫作只是他創作生涯的筆墨餘事。
的確，個別知識分子能力全面，下筆如飛，情緒飽滿，願意在人類的各項公共事務中發表指導性意見，如哲學家保羅·薩特和伯特蘭·羅素，他們都具有對任何話題日均發表三千言高論的滂沛能量。保羅·詹森在《知識分子》裡，曾對羅素的涉獵範圍作了一番不完全歸納，讓人驚嘆：
他的著書範圍涉及幾何學、哲學、數學、司法、社會重建、政治思想、神秘主義、邏輯學、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問題、人腦、工業、原子入門（此書出版於1923年，36年後他又出了一部關於核戰爭的書）、自然科學、相對論、教育、懷疑論、婚姻、幸福、道德、休閒、宗教、國際事務、歷史、權力、真理、知識、權威、公民、倫理、傳記、無神論、智慧、未來、裁軍、和平、戰爭犯罪以及其他論題。此外他還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幾乎包含了所有你能想得到的話題，例如唇膏用法、旅遊禮儀、雪茄選擇以及虐妻等等。
即使是羅素，他貪多務得的結果，事後盤點也可能入不敷出，對其持批評態度的，如保羅·詹森，記錄了他更多的笑料，而非更多的教誨；對其持讚美態度的，如薩義德，也僅僅認為「他們特殊的、個人的聲音和風範給我留下的印象遠超過他們的論點」，聽上去並不像是讚美。據說，熱衷於在人類一切事務上指指點點的羅素，生活上極端低能，「他不會操作最簡單的機械裝置或是從事任何日常事務……他愛喝茶，卻不會煮茶」。
那麼，對於不具有薩特、羅素式才能的知識人，放任自己對每一個湊巧經眼的不公正現象加以批判，他就非常可能把自己弄成那種寧可寫些廢話也不願停筆的人，一臺文字自動售貨機，只要投入相應分幣，他就吐出對應觀點。有編輯說過一個笑話：某個自命公共知識分子的傢伙，但凡遇到重大公共事件，就寫出分別代表正方反方意見的兩篇文章，供編輯採納。為了躋身公共知識分子隊伍，他天天自我打臉。
當然，倘若以「公共知識分子」自命者只是滿足於發表些姿態性言論，類似在遇到恐怖襲擊時表示一下憤慨，遇到空難事件時在Twitter、Face-book或微博、微信上向遇難者獻一束數字花束，那當然無可厚非。只是，這種表態與知識分子言論何幹呢？那不是一件誰都可以順手操作的小事嗎，類似把菸蒂丟進煙缸？知識分子的初始定義裡原本含有智性因素，埃科說過：「當一個人殺害了自己的母親，而公眾都認為這是一項罪惡的舉動時，我便沒有必要寫文章再譴責他了，因為那樣做無非是簡單地激發一下大眾的同情心。但如果大部分公眾都認為這個人的弒母行為是正確的，並且符合法律程序的話，那倒是值得寫上幾句自己的看法。」
四
值得人類永久銘記並深切感恩的偉大知識分子，不是正義狂人，他們表達觀點不同於籃球運動員在比賽垃圾時間裡刷數據，他們的知識分子事跡絕非倚多為勝。阿倫特雖對極權主義、猶太復國主義、種族隔離、五角大樓越戰報告書洩密案等重大事件發表過公共批評，但其知識分子聲譽主要建立在為艾希曼的辯護上，除此之外，她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哲學家，以其私人知識分子的煌煌著述嘉惠後人。使知識分子獲得現代聲譽的愛彌爾·左拉，除了替德雷福斯據理力爭外，我們不記得他有別種知識分子壯舉，然僅此一項，他獲得了知識分子的最高讚譽，成為法蘭西的良心。
愛德華·薩義德在他充滿高亢音調的小冊子《知識分子論》裡，反覆強調知識分子的「業餘者」身份，理察·波斯納在《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裡更是多次提醒並告誡道：「我並不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構成一種令人尊敬的概念，它只不過是一種職業（通常是兼職）的稱謂。」他對自己不慎進入公共知識分子行列，滿懷無奈。根據他提供的入圍標準，他無權將自己排除在公共知識分子之外，同時，他又明確地意識到：
公共知識分子的作品固然具有同一的結構、多種模式和寫作習慣……但此種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又體現了作品質量控制之缺位……由此導致公共知識分子作品的質量參差不齊，且平均質量低下——不僅質量低下，而且還可能在不斷下降，當然更準確地說，則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作品正在變得越來越缺乏特色、興趣索然以及無關緊要。
通常，人類更高的知識成就總是出現在私人知識分子著述裡，愛因斯坦曾對公共事務表達過關切，履行了一位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但其不朽成就仍由相對論所奠定。我們認可並感謝公共知識分子體現的道義力量，但鑑於其魚龍混雜性，我們不必貿然賦予它榮耀。
理想的知識分子除了「不對任何人負責的堅定獨立的靈魂」（雅各比語），還內含「三個公共」，表象層次是公共正義和公共表達，核心層次是公共理性，後者才對知識分子成色構成終極檢驗。公共理性是約翰·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揭櫫的概念，我們將在方便的時候討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