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年知識分子同時遭遇了兩個致命的轉型期：社會轉型和身體轉型。社會轉型使他們焦慮，身體轉型讓他們多病。如果不能及早克服轉型期所帶來的問題，他們就隨時可能累倒。
事實上，關於知識分子過勞死的問題，在上世紀80年代蔣築英、羅健夫等人英年早逝後，就曾讓人們議論紛紛。而不幸的是，時隔20年後，這類現象不但沒有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態勢，已經成為我們必須要嚴肅面對的社會問題了。
我國「英年早逝」悲劇大都發生在45歲－55歲年齡段的中年知識分子之中。
過勞死和亞健康已經成為他們這一代人的兩大共性問題。可以說，他們是累倒的一代。
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識分子健康調查」顯示，在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從10年前的五十八九歲降到調查時期的五十三四歲，比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1964年）時北京人平均壽命75.85歲低了20歲。
知識分子的中國式早逝
「過勞死」的共同特點是由於工作時間過長，勞動強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發身體潛藏的疾病急速惡化，救治不及而喪命。
中國知識分子的過勞死問題，是在蔣築英事件後真正為社會所注意到的。
蔣築英，一位出色的光學研究者。20世紀70年代，他與導師王大珩一起攻關，使人們得以看到圖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電視。而這只是蔣築英在光學領域內做出的諸多貢獻之一。
在去世前，人們看到的蔣築英，是一個有旺盛幹勁和飽滿激情的人。1982年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難忍被送進醫院，於次日下午去世，終年43歲。
當年，蔣築英的英年早逝引起社會和國家領導人對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重視。從一定意義上講，蔣築英的去世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待遇得到提高的一個分水嶺。然而，時隔20多年後，另一個科學家的早逝卻給我們帶來了更為複雜的思考：在物質生活很大改善後的今天，知識分子早逝問題為什麼還是沒有解決？
青年科學家胡可心。2001年38歲去世時，已是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重大基礎研究項目首席科學家助理。
熟悉胡可心的人，如此評價他平時的工作狀態：廢寢忘食，嘔心瀝血。比如，他所在的聲學所為照顧科研人員的身體，規定晚11點以後辦公室必須熄燈。但如果沒有人催，胡可心時常是一個通宵接一個通宵地工作。
他去世後，媒體援引醫生的話說：由於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最終沒能挽回他的生命。
胡可心去世時的遺言是：「如果再給我3年時間，我就能和同志們一起把項目做完，那將死而無憾。眼下正是需要人的時候，我還不該走，不能走。」
「如果再給我3年時間……」如此樸素的想法，成為中國許多知識分子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人們注意到，20年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都在50歲上下撒手人寰。有人曾憑記憶隨意羅列了一下這些中年早逝者：數學家張廣厚、羅健夫、洪崇威，氣象學家曾再順、電力專家陳安樂，船舶專家華怡，物理學家蔡詩東、崔長庚、陳楊，力學家卓克聰，世界宗教學家張躍，語言學家楊順安、廖秋思，作家路遙、周克芹、莫應非、邵志安、祝興義、餘樹森、王小波、梁左，藝術家施光南等。
最近國家體改委公布的一個專項調查結果表明，我國知識分子平均壽命僅為58歲，低於全國平均壽命10歲左右。而在上海地區，1994年調查的科技人員平均死亡年齡為67歲，較全市職業人群的平均壽命短3.26歲，其中15.6%是發生在35歲－54歲的早逝。
「過勞死」成了中年知識分子早逝的主要原因。而大量早逝的知識分子，都是由於工作積勞成疾時，我們必須有所警醒、反思和行動。
為什麼偏偏是中年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壽命問題，在眼下的中國頗為奇怪：許多早些年退休的六七十歲、甚至80多歲的老知識分子還健在，而在職的50歲左右的中年人卻有人已先走一步了。
為什麼偏偏是這一代人？有人企圖在他們的共同經歷上找原因：這一代知識分子大多在身體發育時期，遇到了「三年自然災害」，普遍身體素質不夠好，後來又經歷了上山下鄉的磨難。在以後的返城、求學、工作中，他們較其他城裡人付出過更多的努力——然而，這些似乎還不應該成為知識分子健康問題的主要原因。因為說到底，生活比他們更苦的農民，平均壽命卻比他們還要長，另外，老知識分子們的生活景況也很苦但卻大都長壽。
事實上，中年知識分子的早逝，與他們同時遭遇兩個「轉型期」有很大的關係：當中國社會處在轉軌過程中時，這一代知識分子也適逢人體的轉軌階段——一方面，隨著改革和就業壓力的增大，知識分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們這個年齡層，是具有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等背景疾病發生的危險時期。而從青年時期就開始積累的疾病在此時開始產生影響。
醫生指出，這一時期，有基礎疾病的人群只要遇到過度疲勞等誘因，就容易產生嚴重的後果。而造成猝死的前5位原因——冠狀動脈疾病、主動脈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腦出血，都是中年人常攜帶的隱蔽性很強的疾病。疾病的隱蔽性蒙蔽了過勞者，釀成惡果。
在這一代中受過高等教育者相對是少數人。所以，一定意義上講，知識分子比起同代人來說，更像是社會精英，而不是泛知識分子。人們注意到，這一代知識分子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往往是單位的領導和業務骨幹，承擔著最重的任務。而由於年輕時受社會環境的耽誤，他們都有強烈的「時不我待」感，養成了在事業上對自己過分苛求，拼命三郎般的生活方式。
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是，中年知識分子，即使在物質生活比較富足之後，仍然不能抽身於傳統的生活方式。在家庭裡，這些人不懂得或不捨得僱用保姆來減輕生活負擔，不會享受「小私生活」，往往事必躬親；他們很多人平時幾乎不上醫院，上醫院也只是例行公事；他們連軸轉地工作，體力透支從不當一回事，經常面露疲態，隨時都會從口袋裡摸一把藥扔進嘴裡，而藥多半是好幾年還吃著同一種。
結果是，他們走得很突然，連隻言片語都來不及留下。
立法防止過勞死
今年4月8日晚，54歲的愛立信（中國）有限公司總裁楊邁由於連日超負荷地工作讓心臟不能承受，猝死在健身房的跑步機上。當晚，剛剛從上海出差回北京的楊邁，在接連忙碌了幾個星期之後終於給自己安排了健身的時間，然而沒想到的是，連日來超負荷的工作壓力使他的心臟已經不能承受如此劇烈的運動。
楊邁是外籍在華工作者。他生前的同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楊在中國工作數年來早已經融入了中國的社會節奏中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他的身體不幸「中彈」。他的突然離世再次敲響了中年知識分子的健康警鐘。
年前，在中國城市化進程最快的廣州，有政協委員建議，要用立法的方式來抵制亞健康以防止「過勞死」的發生，而且防治亞健康的經費應列入市財政計劃，廣州地區各大醫院將開設亞健康門診，以防治亞健康及心理疾病。
國內一些單位也開始注意到了過勞死問題。最近，上海的復旦大學就為捨不得花七八天時間參加暑期休養活動的學科帶頭人和骨幹教師創建周末度假制度，復旦大學工會靠「跑斷腿、磨破嘴」來「強制」這些知識分子關注自身健康，減輕心理壓力。
■新知青 舊疾病
新一代知識青年，面對前所未有的社會壓力，幾乎成了被壓垮的一代。
和中年知識分子一樣，新一代知識青年也同樣面臨著社會的轉型期，所幸的是，他們幾乎從大學時代起就開始感受到了轉型之痛，因此適應社會比已經定型的上代人要容易一些，加之他們的身體正值旺盛期，所以，過勞死並沒有在他們身上出現。
然而，過去的一些中老年疾病以越來越「年輕化、知識（分子）化」的態勢告訴人們，很多新知青已經成為潛在的過勞死病人。
如果說，上一代知識分子是累倒的一代的話，新知青很可能成為被壓垮的一代。
重壓之下的新知青生活
他們正值青春，屬於那種「身體倍兒棒，吃嗎嗎香」的年齡。但很不幸的，他們病了，在不經意間。
新知青們，通常在早上8點鐘以後起床，不吃早飯，就趕去上班。他們成天對著電腦工作，吃飯不按點，飢一頓飽一頓。晚上要麼加班要麼應酬，是熬到很晚的都市夜歸人。
他們的雙休日，要麼充電，要麼加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由於沒時間，或感覺自己沒時間，許多人三過父母家門而不進；許多人簡化了生活程序，比如不談戀愛直接上床，迅速結婚飛快離婚等等。
新知青多半生活在城市的中上流社會，無論從年齡優勢還是經濟實力上講，他們是最有資格享受生活的人。
下班了，時尚的白領們三三兩兩邀約去過夜生活，歌舞昇平，縱酒狂歡，通宵達旦徜徉在誘人的夜色裡。不知不覺中，許多人的胃甚至整個身體都在慢慢受到疾病侵蝕。
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不健康，更重要的方面是——生活壓力的無法排遣。由於就業壓力的增大，新知青們首先需要過關斬將爭奪好的工作機遇。好不容易上崗後，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工作的不牢固讓他們從一開始就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唯有拼命工作，以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在沒日沒夜的苦戰中，稍微放幾天假他們就恍如隔世，無比失落。兩天不看新聞，一周不學習專業，就會痛心疾首地感覺到要被世界拋棄掉了。
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導致死亡的10個主要疾病中，一半可以追溯到與行為和生活方式相關的因素。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不良生活方式導致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取代傳染疾病，已成為「頭號殺手」。
所以，新知青病，首先要從他們的生活方式上去檢討。
新知青綜合症
今天，你要是當著100個新知青讀一遍「亞健康有哪些症狀」這樣的文章，就會有99個人立馬垂頭喪氣，剩下那一個多半已經被嚇跑。
中國保健科技學會國際傳統醫藥保健研究會從全國16個省、直轄市轄區的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調查發現，北京的亞健康率是75．31%，上海的亞健康率是73．49%，廣東的亞健康率是73．41%。
一位醫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亞健康問題，幾乎就是新一代知識青年的綜合症。「原來以老年患者為主的慢性疾病現在有『年輕化』的趨勢。」對於新知青們來說，如肥胖症、高脂血症、高血壓、冠心病等離自己已經近在咫尺了。
醫生介紹，經常過量攝食、進零食、吃夜宵等不規律的飲食方式，擾亂了正常的代謝，而體力消耗又相對較少，為新一代知識青年患脂肪肝和肥胖的發病提供了條件；長坐辦公方式，無暇鍛鍊，久而久之，頸椎病就會找上你，同時導致頸部僵直、兩肩酸麻、精神萎靡不振。此外，工作中用眼過度、長時間注視屏幕、睡眠不足、壓力太大等都會導致頭經常一跳一跳地痛，並伴有眩暈現象。
北京市人民醫院的一位主任醫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少最愛光顧夜宵店的白領人士是他們醫院的常客。由於腸胃裡堆得太多，不僅易誘發胃癌，還容易引起肥胖、糖尿病等多種疾病。
不久前，北京市衛生局的「健康睡眠」諮詢活動中，35歲以下的諮詢者竟佔了40%，醫學專家指出，年輕人的睡眠問題已日趨嚴重。
我們身邊大約有1/3的人會遭受失眠之苦，常常反反覆覆徹夜難眠，更多的時候，我們會聽到抱怨：功課太多，工作太累，沒有時間睡覺。
有研究表明，20年前的生活方式決定20年後的身體狀況。年輕時不注意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會陷入「前半輩子以命換錢，後半輩子拿錢換命」的境況。
今天新一代知青的如此青春活法，不累倒也得壓垮，顯性和隱性的疾病早晚會找上他們年輕的身體，而他們難免成為被壓垮的一代。
■拯救身體
如果你認為真有什麼事情比生命更寶貴的話，那就請你為它而疲於奔命吧。
當今天日本人的平均壽命已經成了世界第一的時候，我們卻要重複日本當年的悲劇。
「過勞死」是源自日本的一種現代病，產生於上世紀二戰結束後日本國內就業壓力極大的時期。當時，許多日本人因為工作時間過長、勞動強度加重、心理壓力過大導致精疲力竭，甚至引起身體潛藏的疾病急速惡化，繼而早逝。
其實，發生在今日中國的許多社會現象，與日本上世紀60年代都很相似，社會學家將它定性為轉型期問題。所謂轉型，是指社會在急劇向城市化和工業化過渡期間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混合形態。在轉型期間，競爭壓力的增加，使人們的精神和諧與健康面臨巨大衝擊，而首先受到影響的就是站在變革前沿的泛知識分子和精英知識分子們，近些年，在他們中間也相繼出現了無性婚姻、憔悴青年、過勞死等社會現象。
轉型期問題表現在社會層面，就是社會問題，而表現在人身上，說到底就是精神疾患和心理問題。
世界上前10種致殘或使人失去勞動能力的主要疾病中，有5種是精神疾病；全世界（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十大疾病中，精神抑鬱症列第5位，預計到2020年它將躍升到第2位。潛伏的精神病是過勞死的隱形殺手。
專家指出，人體就像「彈簧」，而勞累就是「外力」。當勞累超過極限或持續時間過長時，身體會老化、衰竭、死亡。所以，人們的生活方式要講究彈性，要學會一張一弛。適當的休息和減壓是保持「彈力」的良方。
由於社會轉型出現的時間相對晚一點，所以我國對「轉型病」過勞死的研究起步也較晚。西方國家類似的研究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一些國家很早就建立了治療亞健康的醫院，如日本有生活習慣醫院，美國有生活方式醫院。過勞死多半是由精神壓力導致的，所以，對付它用預防、保健的辦法比治療更有效。
英國科學家貝弗裡奇說得好：「疲勞過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如果你認為真有什麼事情比生命更寶貴的話，那就請你為它而疲於奔命吧。
■「過勞死」的10大預警信號
1．脫髮、斑禿、早禿。這是壓力大、精神緊張所致。
2．「將軍肚」早現。大腹便便，是高血脂、脂肪肝、高血壓、冠心病的伴侶。
3．注意力無法集中，經常前言不搭後語。
4．頻繁去洗手間。消化系統和泌尿系統開始衰退。
5．性能力下降。中年人過早地出現腰酸腿痛，性慾減退，是身體機能整體衰退的表現。
6．記憶力減退。經常不知道該做什麼。
7．心算能力越來越差，算的過程中總是開小差。
8．易發怒、煩躁、悲觀，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9．睡覺不解乏，渾身疲憊。
10．經常沒原由的頭痛、耳鳴、目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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