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知識分子應回歸「有方向感」的經驗主義

[摘要]人們相信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比一般人能講出道理來，知識分子也很自信，因為他們覺得讀了書就有知識，對自己往往有很高的估計。

作者：蕭功秦（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知識分子常常運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來進行思考與思想創造，而人的理性本身卻有著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它有一種邏輯上「自圓其說」的能力，它會編織出一種觀念的羅網，讓人脫離現實，變成作繭自縛的「觀念人」。新文化運動中的激進反傳統主義對集體經驗的否定，使之不能承擔起過濾外來經驗與信條的功能，從而進一步導致各種超越本土經驗的舶來的主義在中國長驅直入。人們是經由主義而行動，並改變著周圍的世界的。正因為如此，對21世紀知識分子來說，要避免成為「觀念人」，最重要的就是回歸經驗主義。

油畫《蔡元培與光復會》（作者：章仁緣、尹驊、童雁汝南、李根）

一、知識分子與觀念的陷阱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上的作用表現得更為明顯，與傳統時代相比，20世紀的人們是以主義來行動的，20世紀是思想主義盛行的世紀，是由知識分子創造的各種主義支配人們的歷史行動的世紀。知識分子在人類文明進步中的重要性就在於，他們通過自己的思想，在社會上形成一種話語的力量，正是這種輿論場上的話語力量，會進一步形成群體性的思潮與主義，認同這種思潮的人們，就會結合起來進行集體行動，並經由行動而形成人類生活中的歷史選擇。正因為如此，20世紀的知識分子正是通過他們的話語、思想而影響、改變甚至改造了世界。

人們相信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比一般人能講出道理來，知識分子也很自信，因為他們覺得讀了書就有知識，對自己往往有很高的估計。然而，人們對知識分子的期望不能太高，事實上，正如歷史上所表明的，知識分子也會造成時代的災難，這是因為，知識分子是運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來進行思考與思想創造的，而人的理性本身卻有著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它有一種邏輯上「自圓其說」的能力，它會編織出一種觀念的羅網，讓人脫離現實，變成作繭自縛的「觀念人」。一般說來，理性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個人的理性是通過抽象思維，把複雜事物予以簡化。抽象與簡化對於概括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簡化的結果往往忽略了客觀事物的複雜性、多元性、多面性以及多義性。運用簡化的理性思維來作出判斷與歷史選擇，其結果往往是消極的，甚至是災難性的。例如，觀念型知識分子對西式民主具有的普世性的認識，造成民國初年的「舊者已亡，新者未立，倀倀無歸」的社會失範狀態，建構理性簡單地把西方歷史上演變過來的體制搬用到落後的第三世界中來，這樣造成的結果是，舊的傳統體制被打破了，而新的西化的體制卻由於缺乏西方社會的各種條件，而無法有效運行，這種脫序，會形成全面的整合危機。辛亥革命後的議會失敗固然有多種原因，但這種體制缺乏本土資源的支持而造成的弱政府化、黨爭、軍閥混戰與國家碎片化，也是中國20世紀災難的起源。

國畫《武昌起義》（作者：馮遠、杜滋齡、房俊燾、鮑鳳林）

又例如，中國「窮過渡」的平均主義，當人們要用全面的計劃經濟這個「完美」的制度，來取代歷史上形成的有缺陷的市場經濟時，往往只想到這種由理性建構的「計劃」的好處，卻忽視了它的另一面，它同樣也可能產生計劃體制下的官僚主義化，壓抑了勞動者的積極性與創造力，以及「大躍進」這樣的由計劃制定者造成的人為的災難。

最為典型的是，波爾布特以廢除城市、貨幣、市場，以及大清洗的方式來製造「新人」的「紅色高棉革命」，這些都是左的建構理性的產物。

其次，個人理性的缺陷還表現在，一個社會主體所掌握的信息總是不全面的，當人們根據這種片面的信息來決定歷史性的行動選擇時，就會導致歷史選擇與判斷的失誤。

再次，主體自身的信仰、激情、人性中的幽暗的心理，以及浪漫心態，這些情感性的非理性因素，如同海面下面的冰山，會不自覺地在人們的潛意識中，支配著顯露在海面上面的理性，主體的理性受感情與其他非理性因素的支配，也就會發生判斷的扭曲與錯誤。

油畫《開創共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作者：楊松林）

更具體地說，人們總是以為自己是根據理性原則來進行判斷與推理的，但支配人的理性的，往往是混雜著潛意識中的非理性的東西。人們總是把自己內心所希望的東西視為當然的、可以實現的東西，然後用「理性」的、邏輯的語言，把內心浪漫主義的意願，論證為「社會規律」或「普世性」的第一原理，論證為「客觀」的實在法則。這些浪漫主義的、非理性的東西，經過華麗的理性外殼的包裝，被誤認為是真理。換言之，建構理性有許多「程序漏洞」，容易被浪漫主義乘虛而入，人的建構理性可能被人的信仰、感情、浪漫心態這些非理性因素無形中支配，建構理性很容易變成浪漫主義情懷的俘虜。脫離人類集體經驗的建構理性，往往最容易與人心中的浪漫主義結緣，將浪漫主義者追求的美，視為客觀實在的真。於是，浪漫主義就披上「理性」冠冕堂皇的外衣，登堂入室，大行其道。

當主體把浪漫主義的東西論證為真理來追求，把浪漫主義付諸社會實踐，就會造成烏託邦的災難。這種把浪漫主義的心靈投影，自圓其說地論證為「科學」，是建構理性陷阱，這種「建構理性」是被浪漫主義包裝起來的「類理性」，它與自然科學的理性並不是一回事，它只是看上去仿佛與科學理性是一樣的，但它其實是浪漫主義的衍生物。用一套看起來符合邏輯的語言，把自己心目中的實際上是烏託邦的東西，當作行動的目標來追求。其結果就可想而知了，無論左的還是右的激進主義與極端主義，都是左右烏託邦主義的實踐者。

社會上的左與右的激進主義者，他們所推崇的願景，無論是「窮過渡」的「一大二公」的平均主義烏託邦世界，還是在落後專制基礎上直接建構起來的符合西式普世價值的民主，實際上，都是在浪漫的「類理性」基礎上形成的觀念的陷阱。

國畫《陳獨秀創辦雜誌》（作者：胡偉）

二、回歸有方向感的經驗主義

早在百年以前，嚴復就對當時如日中天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思潮抱有深切的憂慮，他指出，當人們把舊價值完全拋棄，「方其洶洶，與之具去，則斯民之特性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他還認為，對傳統進行精擇，這樣的任務並非老朽國粹家所能完成，只有「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其為事之難如此」[15]。

激進反傳統主義對集體經驗的否定與掃蕩，使之不能承擔過濾外來經驗與信條的功能。導致烏託邦主義大行其道，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建構理性主義與「泛科學主義」進一步導致各種超越本土經驗的舶來的主義在中國的長驅直入，人們經由主義而行動，並改變著周圍的世界。

正因為如此，對21世紀知識分子來說，要避免成為「觀念人」，最重要的就是回歸經驗主義。所謂經驗主義，就是尊重歷史中形成的經驗的連續性，就是在嘗試過程當中，在錯誤中不斷的進行糾正，來找出有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這兩條理路中，經驗主義比較安全、比較穩妥，知識分子應該用經驗主義來避免「建構理性主義」的缺陷，因為生活太複雜，歷史制約因素太多，我們只有在經驗與試錯中，找出相對而言更適合我們的路徑與制度。

國畫《五四青年》（作者：劉國輝、袁進華、盛天曄）

知識分子對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應該有一種「同情的理解」態度，知識分子做一個批判者並不難，只要你執著於某種價值尺度，就可以評點萬事萬物，難的是，還要同情地理解包括文化傳統在內的各種事物的多面性，因為人類現實生活永遠是「神魔混雜」的，充滿兩難性與矛盾的。所謂同情的理解，就是不要根據自己的價值喜好，對所看到的事物隨便貼用一些標籤，不要僅僅用「好」「壞」褒貶來進行簡單判斷，而要有一種同情地理解事物的複雜性、多元性、多義性、兩難性。從它的歷史淵源中，從它們產生的背景與面對的疑難矛盾中，去理解傳統，並從中找到其內在的有意義的東西。只有具備了這種客觀態度，才能更客觀地對待傳統，並從傳統中獲得啟示，更務實地，更有效地提出解決矛盾的建議與辦法。

從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人物之一就是鄧小平。他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就在於，從20世紀初的唯理主義思維回歸經驗主義思維，他擺脫了唯理主義的教條信仰的幹擾，以經驗主義的實事求是為出發點，他的「摸著石頭過河」以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理論，就是回歸到經驗主義哲學，就是尊重事物的複雜性和多面性。通過經驗試錯，來尋找實現富強的合適路徑，漸進地走向強國、富民、法制與民主的目標，實現中國向現代文明轉型。

單純的經驗主義有其缺陷，我們在經驗摸索過程當中，還需要一種方向感，這種方向感就是追求更美好的價值，這個美好價值是與人類共同的價值是相通的。之所以稱之為「方向感」，這是因為，方向感意味著，當人們在堅持追求美好價值的方向時，仍然謙虛地保持著對事物複雜性的尊重，意味著存在著對未來可能性的更大的思考空間。

油畫《夏夜——恢復高考的日子》（作者：程叢林）

一個世紀後，當人們對新文化運動進行反思時，應該意識到，對社會進步真正有積極貢獻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尊重事物的複雜性與多面性、警惕意識形態化的啟蒙理性對我們判斷力形成幹擾、有方向感的經驗主義者。只有這樣，知識分子才能避免左與右的各種激進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潮對自己思想的幹擾與支配，避免陷入觀念的陷阱，而只有以有方向感的經驗主義為基礎的中道理性，才能客觀認識世界，這樣的知識分子才能擺脫主觀主義，為社會進步作出真正的貢獻。

參考文獻

[15]嚴復.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560.

（本文原刊於《探索與爭鳴》雜誌2015年第12期，原題名為《知識分子如何避免觀念的陷阱——從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理性到政治激進主義》，此為下篇，騰訊思享會受權轉發。編輯整理：李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