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社交媒體的封殺行動，讓世人看到了全球性社交媒體的統治力。令人感到擔憂的是，美國建制派幾乎掌控了所有的媒體勢力——傳統電視廣播、報刊出版商、社交媒體和科技巨頭，以及眾多高校知識分子。
思想市場為何變成集體行動的壟斷勢力？知識分子在這場鬥爭中為何喪失話語權？這是自由競爭的結果，還是知識分子不說真話？
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思想市場及知識分子的難題。
本文邏輯
一、思想市場的失靈
二、知識分子的背離
三、經濟學帝國主義
01 思想市場的失靈
在人類爭取新聞自由的路上，有一位傑出的思想家，他是英國的約翰·彌爾頓。他在1644年出版的《論出版自由》中寫道：
「雖然各種學說流派可以隨便在大地上傳播，然而真理卻已經親自上陣；我們如果懷疑她的力量而實行許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傷害了她。讓她（真理）與謬誤交鋒吧，誰看見在自由而公開的交戰中，真理會敗下陣來？【1】」
這句話成為了討伐言論管制的經典「檄文」。彌爾頓這本書裡創造了一個新概念——「觀點的自由市場」。後來羅納德·哈裡·科斯在《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一文中繼承了彌爾頓的「觀點的自由市場」，提出了思想市場【2】。
在信息被壟斷的古代社會，思考是高風險工作，說真話有性命之憂。到新聞自由時代，經濟學家將思想市場視為自由市場。優質的思想產品其實就是「求真」——思考的邏輯、科學的規律、人的行為規律、法律的正義等。知識分子講真話、求真理、傳真知，就像一個麵包師製作優質可口的麵包一樣參與市場競爭。
所以，知識分子講真話，與道德無關，是由自利之心驅動的，當然結果也是利他的。經濟學家認為，在思想市場中，自由競爭驅使知識分子爭相講真話、求真理、傳真知。真理如優質的商品定然淘汰劣質商品——謊言、謬誤及似是而非的真理。這就是「彌爾頓式自信」。
但是，新聞自由已逾三百多年歷史，思想市場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幾乎無時不有，謊言、謬誤與似是而非的真理無處不在。這是為什麼？
我曾在《何為大學？》中指出，思想市場是一個不完全市場。思想市場中的產權、價格、競爭、分配及聲譽機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靈。
我們要先從知識的產權講起。言論自由是人權，也是個人的財產權。但與有形資產、商品相比，知識的產權很難界定。這是由知識的屬性——外部性——邊際成本趨於零。每個人的知識創新——言論、專著、設計及專利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延伸的。很多時候我們不清楚這個「前人」具體指誰，甚至沒有為「前人」的信息付費。比如，我的設計靈感來自20年前一位老師的一句話。
我修建一棟房子，土地是自己購買的，土地產權毫無疑問是為我所有。但是，這棟樓的設計的智慧財產權（本人設計）不容易明確。即便我為此申請了設計專利，這個專利也是有年限的。這就是智慧財產權與有形產權的在權利界定上的差異。
知識外部性決定了智慧財產權的延續性、不易切割性和不完全排他性。這給智慧財產權的確權帶來了難題。通常，我們對自己的言論不伸張產權，也難以伸張個人產權。目前的全球智慧財產權法律只保護專著、商標、專利、設計及藝術等成果，同時限定了保護年限。根本原因是智慧財產權的不完全排他性。
知識的外部性和智慧財產權的非排他性，決定了思想市場的價格、獎懲、聲譽等機制局部失靈。大部分知識創作難以在思想市場中形成價格，只有專著、設計、專利等少部分智慧財產權可直接獲利。
價格機制失靈導致分配機制失靈。既然知識創造無利可圖，知識分子可能從其它市場及途徑獲得補償。如服務於公共機構，大型企業資助，等等。知識分子的收益不是直接取自思想市場，而來自其它部門。如此，思想市場存在被扭曲的風險，產生製造大量的劣質知識，包括歪理學說、諂媚言論、裝神弄鬼。這與陰謀論、道德論無關，只與市場失靈相關。
由於產權的不完全排他性和價格失靈，知識創作者不需要為這些言論付出對等的代價（違法除外）。一個麵包師出售劣質麵包，他很可能要付出應有的代價，如賠償消費者和關門大吉。但是，如果一個學者說「消滅私有制」，那麼他多半不會因此付出任何代價。這句話不構成產權，不完全是他的主張，古人今人及馬氏均說過這話。這話在思想市場中不形成價格機制和分配機制，經濟上不構成直接懲罰或獎勵。但是，他可能從其它地方獲得補貼。如此，錯誤的言論無代價卻能獲利。這就構成了非對稱風險【3】。
即便沒有價格機制，市場的聲譽機制不淘汰劣質知識與學者嗎？價格機制失靈也導致聲譽機制失靈。消費者可以用腳投票（錢）淘汰劣質的麵包店，但在思想市場上，不是用金錢投票，而是用鍵盤投票。鍵盤投票不能像金錢投票一樣直接淘汰劣質信息，相反一些劣質的信息反而可能搶佔了高流量。為什麼？
思想市場是直接在心智層面控制人的行為選擇。與商品市場不同，思想市場的競爭是競爭人的心智空間，本質上是通過控制人的價值觀進而影響人的選擇。比如，劣質的汽車不會干擾你的價值觀，正常的價值觀都會淘汰劣質的汽車。但是，一個錯誤的言論可能干擾了人的價值觀，接受者反而傳播並推崇它。這樣聲譽機制就失效了。
信息繭房又加劇了聲譽機制失靈。當我看到一條錯誤言論的信息，算法又會推送類似的信息。當這些信息及讀者大量集中，算法又會加大這類信息的流量，我很可能更加堅定自己的錯誤判斷。通常，自由競爭中的創新推動邊際遞減曲線右移，但思想市場的失靈可能導致邊際遞減曲線左移。
一個社會的道德是由真話、真知與真理支撐的。知識分子不需要為社會道德崩塌負責，但知識分子「失真」的結果是社會道德的天花板垮塌。
當然，絕對不是說思想市場失靈就必須由政府來管制，就連凱恩斯主義者也主張言論自由。為什麼？言論自由與生命權一樣，屬於人權。人權是一切權利的前提，只有言論自由才有麥迪遜所說的「才幹的多樣性」，而才幹的多樣性是財產權與人類文明的起源。在17世紀之前，政府的信息管制熄滅了人類的智慧之光，新聞自由才徹底打開人類的「天靈蓋」。
這三百多年的新聞自由時代，思想市場雖局部失靈，但自由競爭也淘汰了大部分反人類的謬誤，創造並保存了大量的真理與真知，如科學知識、正義、法治與人權。如今，在自由的思想市場中，宣揚反人類、種族滅絕、放血療法、君權神授、輪迴轉世、人身依附及奴役的言論幾無機會佔領思想的高地。所以，儘管思想市場局部失靈，但與人為管制相比，自由競爭依然是更好的選擇。
經過三百多年洗禮後，如今思想市場最大的威脅、也是流傳最為廣泛的是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劉瑜教授曾在《民主的細節》中有一段經典的表述：「我總覺得，煽動家和思想家之間的區別，就是煽動家總是特別熱衷於搶佔道德制高點，而思想家總是熱衷於指出道德制高點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動家總是在話語的盛宴中觥羮交錯，而思想家總是在惴惴不安地擔心誰來為這場盛宴買單【4】。」
在自由的思想市場中，煽動家的言論未必完全是荒謬的，但卻是「形式邏輯」的。比如「人人平等」、「環保主義」等，這些言論不是荒謬的，但也不是真理。這種鏗鏘有力、鼓動人心、簡單粗暴、遵循形式邏輯的言論佔據了思想市場的高地。
在近代歷史的變革時期，在爭取新聞自由的道路上，遵循形式邏輯的知識分子，他們包括思想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律師、記者、藝術家、民主鬥士，紛紛為正義、自由、民主、平等而發聲。簡單的形式邏輯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民眾的支持。他們猶如反抗獨裁勢力、不公平勢力的先鋒隊，在思想市場上對神權、等級、奴役、歧視等謬誤思想構成降維打擊。他們在18世紀反抗國王的獨裁暴政，19世紀又對抗大資本家與政客勢力勾結形成的腐敗專政，還推動了20世紀的平權運動，為婦女、黑人及弱勢群體爭取了大量平等的權利。在美國歷史上，很多傑出的大法官如道格拉斯都勇敢地捍衛了美國憲法。《華盛頓郵報》曾頭版頭條揭露尼克森總統的竊聽內幕，引爆「水門事件」。
但是，上個世紀平權運動後，這些深得民心且極為認真的知識分子，這些佔據歐美世界主流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卻走上了自我背叛的道路，亦或陷入無盡的矛盾。這是為什麼？
02知識分子的背離
道格拉斯大法官曾這樣解釋憲法第一修正案。他說：「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要另當別論；它們高於或超越了政策權力；它們不受諸如對工廠、貧民區、公寓、石油生產等此類管制的影響。【2】」
這是美國司法界一段著名的陳述。但是，從邏輯學來看，這段陳述等於什麼也沒說，遵循的是不可靠的形式邏輯。
凱恩斯主義者主張經濟幹預，卻唯獨主張言論自由，可參考斯蒂格利茨在1999年牛津大學發表的著名報告《自由、知情權和公共話語》。但斯蒂格利茨沒有給出支持言論自由的經濟學的邏輯。科斯指出其中的悖論：廣告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卻因其涉及商業而被管制。他對此略有嘲諷地說：「每個人都有誇大自己職業重要性而縮小鄰人重要性的傾向。【2】」
如果沒有抽象邏輯支撐，法官、法學家、律師、經濟學家及公眾，不管支持還是反對言論自由都會陷入莫名的困惑，亦或無端的偏執。
到這裡，我需要解釋一下形式邏輯與抽象邏輯的區別。形式邏輯是基於經驗概括的表象邏輯，抽象邏輯是基於數學論證與先驗的原理，如自然規律和人的行為規律。
基於形式邏輯的知識是簡單易懂的卻是不可靠的知識，基於抽象邏輯的是艱深而可靠的知識。比如，古代人覺得鳥有翅膀因此會飛，便給自己製作兩翼試圖飛翔。這就是形式邏輯，結果大部分都墜亡。就在一百年前，很多人依然相信飛艇比飛機更適合飛行。因為他們相信更輕的飛艇定然比更重的飛機更易飛行。這也是形式邏輯。如今翱翔在藍天的是飛機，飛機飛行使用的是流體力學中的伯努利以及動力學原理。這就是抽象邏輯。
遵循形式邏輯的知識分子容易陷入自我矛盾，亦或走向自己的反面。
在近代政治意識形態中，兩派都宣揚民主、自由、平等、正義，但是他們的底層邏輯是完全不同的。在反對君主暴政時，兩派的目標是一致的，他們一度並肩作戰，但是在建設一個新的國家及政體時，根本性分歧就會出現，甚至相互殘害。川普主義者與民主党進步派（非建制派）的政治宣言很接近，但底層邏輯是完全不同的。他們能夠一起反建制派，但無法共同入主白宮。
在1791年的法國制憲會議上，原本並肩作戰的兩派人在政治建設上爭鋒相對，按位置方向劃分為左派和右派。之後，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派製造了白色恐怖主義，大規模屠殺曾經的政治盟友、貴族以及無辜人士。結果羅伯斯庇爾自己也在這場混亂中被處死。革命黨人終結了君權獨裁，卻迎來了民主暴政。這就背叛了革命信仰，暴露了雅各賓派思想的形式邏輯的弊端與危害。
法國大革命前，美國開國者潘恩赴法國支持這場革命。但是當革命黨人把法王的頭顱砍下來時，開國者們驚掉了下巴。法國人因為反國王獨裁暴政而極度推崇民主。他們過去吃了權力來源的虧，希望通過直接民主（權力來源）實現政治自由，而不是分權與監督。這是不可靠的形式邏輯。
美國人沒有歷史包袱反而對民主更加理性與謹慎，重視分權與監督甚於權力來源。這促使美國開國者們求諸於抽象邏輯建立憲政民主。在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上，「幾乎全體一致的意見是：民主政治是危險的，應當通過憲法加以約束而不是加以鼓勵」【5】。費城制憲會議形成了約束政府的憲政民主制度。
公共權力，不管是君權神授的王權，還是民眾賦予的權力，都必須受約束。憲法只有約束政府權力才能保障個人權利。這就是政治學上的抽象邏輯。從結果來看，美國的政體強調分權，歐洲的政體依然注重權力的來源。歐洲的政治更容易被掌控，早期法國的拿破崙、後來德國的希特勒以及二戰後英國的工黨都通過民主操控了政治。最近幾十年，歐洲被社會民主黨拿捏得死死的，他們喜歡「投餵」民意，搭新興市場的便車，放棄對全球化公平秩序的維護。再看美國，最近30年兩黨建制派掌控「三權」加美聯儲，他們試圖破壞開國者建立的憲政民主，否定選舉人團制，推行直接選舉。這也是形式邏輯的思想盛行的必然，同時也是危險的。
我曾在《大選的真相》中討論過這兩種意識形態的邏輯差異。如「生而平等」，並不是錯的，但其邏輯是可靠的。生而平等說的是天賦人權，即生命權、自由權是生而平等的。但是，生而平等不能推廣到結果平等、社會均等。這就是簡單粗暴且極具迷惑性、煽動性的形式邏輯。可惜的是，大量的知識分子依據的是結果平等來批判財富不公、種族歧視、性別歧視。
比如民主黨極左大法官金斯伯格，她一生努力捍衛女性及少數裔的平等權利。但她最後成為「聲名狼藉的金斯伯格」【6】。金斯伯格經常以簡單的結果均等來判斷女性歧視問題，比如她經常以最高法院中女性法官人數比男性少來認定美國司法部門歧視女性。很多知識分子以科學家、經濟學家、政府系統中女性、黑人佔比少推導出歧視女性與黑人的結論。
這種簡單的形式邏輯，卻是最具煽動性的。美國建制派宣揚結果平等、社會均等贏得了廣泛的選票支持，他們招募大量的黑人與女性以彰顯政治正確。平權運動時民主黨詹森總統提出針對女性與黑人的補償性正義，很多美國高校給黑人及女性以特定的錄取名額。這引發了反歧視問題。
「所有動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它動物更平等」，這就是動物莊園式悖論。追求結果平等只會導致不公平、非正義、反自由，助長懶惰情緒與奴役思想，打擊創造者、貢獻者與積極者。這就是這類知識分子的背叛，但他們經常將不平等的鍋扣給自由市場。
相反，「為平等而生」支持天賦人權，追求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這背後政治學的抽象邏輯是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的「無知的帷幕」【7】。帷幕之下，抹去身份與立場，制定一視同仁的政策。這種政策才是正義的，支持機會平等的。機會公平是一種激勵性的正義制度，它是自由市場的前提，每個個體自由平等競爭，才能實現帕累託最優。儘管很難做到機會平等，但它是社會進步的閥門。
洛克說「人生而自由」，但經濟學家認為「人為自由而生」。有什麼區別？人生而自由，容易導致自由與民主的泛濫，進而催生無政府主義和多數人的暴政。面對自由，很多知識分子陷入矛盾與困惑：他們批判獨裁與集權扼殺自由，又忌憚於自由泛濫引發的民粹與群氓。
「人為自由而生」承認天賦人權的自由權的同時，強調自由是有代價的、有成本、有風險的，需要勇氣、能力並承擔後果才配得上自由。獲取財富擴大經濟自由的同時需要付出代價、承擔風險。這有助於避免「烏託邦主義」——將坐享其成的福利權視為人權。這是符合經濟學的抽象邏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美國經濟學家託馬斯·索維爾有一句經典的批判：「經濟學的第一課是稀缺性,即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完全滿足所有人的願望。而政治學的第一課，則是無視經濟學的第一課。」
以結果平等為目標往往默許、支持大政府主義，不惜破壞自由、犧牲民主為代價，結果麵包與自由盡毀。相反，以自由為目標是符合抽象邏輯的，自由是人類主觀創造的「閥門」。
米爾頓·弗裡德曼說：「一個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會，最終將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個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會，雖然得不到平等，但會比其它任何存在過的體制都更能接近於平等。」他在 《資本主義與自由》中反對英國工黨以政治手段實現部分人的經濟自由，主張以經濟自由促進政治自由。弗裡德曼說：「我找不到任何例證來表明：人類社會中曾經存在著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沒有使用類似自由市場的東西來組織它的大部分的經濟活動。【8】」
形式邏輯最後走向了烏託邦主義和集權主義。米塞斯與哈耶克曾眼看著一群歐洲學者（不少是他們的朋友）支持納粹主義、蘇聯計劃主義，而後又全面地倒向凱恩斯主義。這些人要不庇護於強人之下，渴望威權來保護個人自由；要不成為了剝奪他人的自由與財富的幫兇。
哈耶克說，這是知識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負。
03 經濟學帝國主義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弗裡德曼的學生加裡·貝克爾掀起了一場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應用革命。他將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引入其它學科，分析家庭、歧視、生育、犯罪等問題。社會學科的學者們對這個亂入學術聖殿的「野蠻人」有些不滿，諷刺其為「經濟學帝國主義」。
「經濟學帝國主義」展現了經濟學之抽象邏輯的生命力，給一些學科帶來了思想革命。貝克爾在其博士論文中分析了當時敏感的歧視問題【9】。在2020年黑命貴運動中，很多黑人一直在念叨不平等、受歧視，但是基本上說不出哪裡不平等。美國的法律已經消除了歧視，剩下的多數是人們內心深處的歧視，但政府或個人是不能干預的，總不能控告別人「腹誹」吧。事實上，如今的補貼政策已構成反歧視，種族、宗教與女性歧視上升到政治正確，已幹涉到了言論自由。平權運動不能走向反面，淪為反自由、反平等、反正義的暴政運動。這該怎麼辦？
關鍵要理解歧視，建立歧視的抽象邏輯——歧視經濟學。在當時，貝克爾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歧視行為，認為歧視是限制自由的行為，導致經濟效率下降。而消除歧視最佳的辦法是發展自由市場，歧視的代價迫使商家和僱主降低、消除歧視。同時期的心理學家奧爾波特教授在《偏見的本質》中的心理實驗支持了貝克爾的觀點——商業行為促進平等、降低歧視【10】。
有一次，貝克爾為了趕時間將車停在路邊（違停）。作為經濟學家，他在這次違停選擇上經過了簡單的成本計算。這讓他形成了一個關於犯罪行為的經濟學邏輯。當時的犯罪心理學家習慣於認為罪犯具有某些特殊性，比如暴躁、精神分裂。但是，貝克爾將犯罪視為一種市場，認為只要違法成本足夠低，每個人都可能違法或犯罪。
他確立了一個邊際犯罪成本的公式，指出合適的邊際犯罪成本可降低犯罪率。有人說，嚴刑峻法便可降低犯罪。這不完全準確。犯罪市場與自由市場一樣，存在替代品，有正向替代，比如因犯罪成本太高而主動從良；也有負向替代，如重罰的入室搶劫可能演變為殺人越貨。這就是刑法中罪刑相當原則的經濟學邏輯。
同時期，波斯納等法官及經濟學家將經濟學分析方法引入法學界及司法判決中，引發了一場法學革命，催生了法與經濟學。
我講一個案例。拉爾夫·納德是美國平權運動的領袖，被譽為「現代消費者運動之父」。1965年11月，納德寫了一篇調查報告《任何速度都不安全》。報告拿通用汽車的暢銷車科威爾開刀，直指汽車設計存在安全隱患。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車禍的主因是駕駛者超速或不慎駕駛，極少懷疑過廠商的責任。納德指出，科威爾的懸掛系統缺陷導致車子劇烈打滑進而翻車。問題是工程師早就知道這個問題，但公司領導拒絕改進，原因是每輛汽車改進需要花費15美元【11】。
最終納德的控訴獲得了成功，推動了世界第一部汽車召回制度出臺。納德是一位令人尊重的維權鬥士，他推動掀起了消費平權運動。但這場運動如果沒有抽象邏輯做支撐，最終又會引發一場場「消費霸權」。
「消費霸權」一度困擾美國司法界，比如1992年著名的麥當勞咖啡燙傷案，受害者獲得了六七十萬美元的賠償。其中的核心問題是消費引發的事故責任如何界定？法官該如何劃分責任？廠商永遠無法保持百分之百安全，如果納德控訴的科威爾每輛汽車改進需要花費500美元，情況又會怎樣？
這涉及到侵權法的問題。波斯納引入經濟學分析方法解決這個問題。他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中，使用了著名的漢德公式分析了亞當斯訴巴洛克案【12】。漢德公式認為，任何人做到萬無一失是不可能的，預防事故費用超過了合理範圍，是無效的。但也不能縱容商家忽視安全保障。怎麼辦？依據事故預防成本和事故發生概率來劃分責任。
在亞當斯訴巴洛克案中，一個12歲的男孩經過一座橋梁時，他揮動手臂去敲擊在橋上面的 8 英尺長的電線——電線與電車的架空線連著，結果造成了電擊傷害。男孩監護人將電車告上了法庭，但是法官最終支持了被告。為什麼？法官認為，電車公司已盡到安全義務，任何過橋的人故意去觸摸電線的概率是很低的，而預防成本卻很高。
漢德公式是一種理性的抽象邏輯，也是一種典型的法律的經濟效率原則。
再講一個案例。1962年，美國作家蕾切爾·卡遜發表了著名的《寂靜的春天》，闡述了農藥對生態的危害，掀起了環保主義運動。1970年納德接過了卡遜的接力棒，還發布了《化學大餐》、《消失的空氣》等報告，美國國會迫於壓力通過法案禁止使用DDT農藥。
但是，缺乏抽象邏輯支撐的環保主義運動定然引發災難性後果。DDT農藥被禁止後，瘧疾捲土重來，導致非洲每年約百萬人死亡，其中大多數是兒童。面對這一人道主義災難，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不得不重啟DDT農藥，以控制瘧疾肆虐。
環保主義者常常被大資本、大地產商及建制派利用或僱傭為輿論「打手」。香港政府計劃開發大嶼山島建設公屋，大量環保主義者以環保之名反對。他們背後的勢力是大地產商及大資本——控制土地供給，維持高房價。「拜登綠色新政」計劃在新能源的投入高達2萬億美元，遠超製造業的7000億美元。「拜登綠色新政」來自進步派的綠色新政，後者的目標是美國在2031年前實現100%綠色能源。綠色、環保固然是好，但脫離了抽象邏輯的綠色新政，可能是資本的饕餮盛宴和人道主義災難。
在經濟學帝國主義時代，經濟學家布坎南將經濟學分析方法引入了政治學領域【13】。政治學中有一種「賢人政治」情結，政治家及公職人員被認為是超越個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捍衛者。
布坎南將經濟學中的自利原則引入政治中，直接指出政府官員也是依據自利原則行事的。既然每個人的行為都是自利的，憑什麼相信政府官員是大公無私的。他主張使用公共選擇來約束私權力與公權力。他認為，公共決策的程序公平就是結果公平。這就從經濟學的邏輯支持上面的機會平等。布坎南引入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更加深刻解釋了政治、權力及制度，避免「明君」烏託邦主義。
當然，經濟學也不一定完全靠譜，很多經濟學理論其實錯得一塌糊塗。米塞斯指出：「當今大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比如，經濟學中貨幣理論的錯誤，支持了大央行主義。貨幣被公共權力部門壟斷，由人為配置貨幣資源，這違背了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哈耶克曾問弗裡德曼，既然相信價格機制，為何不將貨幣配置權交給市場。後者沒有給出答案。
在信用貨幣時代，央行手中的鑄幣權，對個人財富與自由的威脅遠遠大於徵稅權。然而，這些權力依然是「未經選舉的權力」，也是缺乏約束的權力。這違背布坎南公共選擇的全體一致同意原則。這一原則是布坎南從維克塞爾義大利財政政策中獲得的啟發。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利益集團遊說行動，可以很好地解釋鑄幣權淪為公地悲劇。所以，布坎南和奧爾森的邏輯均能解釋當今鑄幣權人為配置的問題，但貨幣經濟學家卻沒有建立一套符合自由交易的理論體系。
今天全球貨幣泛濫，凱恩斯主義者也有幾分「功勞」，甚至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也難辭其咎。如果支持凱恩斯主義，便會認為建制派與跨國公司利益捆綁是合理的。如此便很難理解這場反建制派鬥爭的真實問題，反而傾向於為建制派辯護。
所以，學習形式邏輯的知識危害性甚於不學習。在資訊時代，人人都是知識分子，信息泛濫惡化了人們對知識處理的嚴肅性。經濟學家斯蒂格勒曾講過一個笑話：如果你說自己是個物理學家，聽者會回應：「物理學我不懂。」於是不再說下去。但如果你說自己是個經濟學家，聽者會回應：「經濟學嗎？我不懂，但我認為……」，跟著滔滔不絕。
「據調查，美國人文院系81%教師是自由左翼，社會科學75%，而工程學院只有51%；商學院只有49%。【4】」知識不分左與右，只分偽與真。基於抽象邏輯的真知（自然科學、經濟學及社會科學）幫助人類掌握「免於被愚昧的權利」。
參考文獻
【1】論出版自由，約翰·彌爾頓，商務印書館；
【2】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羅納德·哈裡·科斯，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
【3】非對稱風險，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中信出版集團；
【4】民主的細節，劉瑜，上海三聯書店；
【5】美國文明的興起，查爾斯·A.比爾德，瑪麗·R.比爾德，商務印書館；
【6】異見時刻，伊琳·卡蒙，莎娜·卡尼茲尼克，湖南文藝出版社；
【7】正義論，約翰·羅爾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8】資本主義與自由，米爾頓·弗裡德曼，商務印書館；
【9】歧視經濟學，加裡·貝克爾，商務印書館；
【10】偏見的本質，戈登·奧爾波特，九州出版社；
【11】Ralph Nader，Shrugged，Academy of Achievement；
【12】法律的經濟分析，理察·波斯納，法律出版社；
【13】憲則經濟學，詹姆斯·M.布坎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