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馬克斯·韋伯因大流感去世。一百年後，在疫情在全球仍舊蔓延的此刻，一群學者相約雲端，於線上開展對馬克斯·韋伯的紀念。
馬克斯·韋伯
馬克斯·韋伯，不管是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學者、學生，還是廣大讀者，對這個名字都再熟悉不過。作為「歐洲文明之子」、現代社會科學主要奠基人、經典社會學三大家之一，從幾乎是人文社會科學必讀之書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被國際社會學協會評選為20世紀最重要社會學著作的《經濟與社會》，韋伯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響著我們對現代社會的理解與認識。
2020年6月14日，恰逢馬克斯·韋伯百年忌辰，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與浙江大學社會學系邀請國內外知名學人與新秀，包括李猛（北京大學）、閻克文（浙江大學）、渠敬東（北京大學）、田耕（北京大學）、馮仕政（中國人民大學）、酈菁（浙江大學）、徐曉宏（密西根大學）、董一格（普及海灣大學）、周雪光（史丹福大學）、張楊（美利堅大學）、周陸洋（布朗大學）和趙鼎新（芝加哥大學/浙江大學），在雲上共思韋伯。對於韋伯的研究，百年來從未停止。過去的一百年，韋伯一直是我們思考現代社會與反思現代性的思想來源之一，他對於現代社會獨到而富有見地的描述、解釋甚至是預言，都是我們理解自身處境的重要依據。
在這一場學術對話中，無論是從韋伯著作本身展開論述，還是將韋伯思想與自身經驗抑或是現實情境相結合，學者們都給出了極為精彩的展示。在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在這些種種的悖謬與張力之間，我們應當如何處理韋伯的思想遺產，如何將韋伯的著作給出更多「在地」的論述，中國知識分子又應該何去何從，這些仍舊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此文經由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授權刊發。
李猛：從《新教倫理》的修訂看韋伯對「政治」的理解
李猛
李猛教授列出《新教倫理》的兩個版本——1904-1905《文庫》版和1920修訂於《宗教社會學》第一卷的版本，來比較論述韋伯思想的演變。
他首先指出在韋伯著作史研究中，《新教倫理》的處境十分尷尬：它不是韋伯成熟作品，按照學者的劃分，韋伯著作與思想的成熟期是在1910年以後。一般讀者會讀到這本書的兩個版本，所以常會用後來的文本來理解韋伯早期思想的發展脈絡。在《宗教社會學》的結構中，《新教倫理》只是幫助理解主體內容的引子，而非成熟的作品。通過兩個版本的比較來理解韋伯思想，在於可以藉此看到韋伯成熟思想中最核心的要素——支配社會學，是如何從《新教倫理》的思想中發展出來的。
李猛認為，《新教倫理》與宗教社會學的核心主題——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相比，最大的差別在於是否關注政治和社會，相關修訂的文本的例子遍布全書，可見政治取向和社會倫理在初版認為屬於著作內容，在修訂版中認為著作不關心這些內容。
發生這樣的變化的原因在於，韋伯最初寫《新教倫理》認為要研究一系列問題，但是後來計劃發生了很大變化。以《新教倫理》論述結構來看，除了第一章談到社會階級，主要內容圍繞精神層面； 對比《儒教與道教》，韋伯分別論述了家產制國家、家產制國家的承載階層、新教倫理類似的主題，這是典型的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的研究方式。根據韋伯的方法論原則，修訂是想尋找韋伯所謂「問題的思想關聯」，需要解釋的是，韋伯修訂的不是文本，而是社會階層、政治意涵與新教倫理的關係。比如韋伯在修訂版中刪掉了「自由」命題，原因在於他後期認為這樣的命題不是他對於政治的理解，他強調宗教改革強化了宗教對於倫理生活的「支配」。
李猛最後總結道，這一變化的思路是從《新教倫理》到晚期支配社會學的核心線索，即意志對生活的統一。即韋伯對於政治和社會的理解從倫理理性化出發，重新建立對權力和支配的理解。
閻克文：《經濟與社會》的方法論意義
閻克文
閻克文從韋伯《經濟與社會》一書入手，探究韋伯在此書中的方法論的意義。他認為，這一方法論體現了韋伯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但更重要的是，它還反映了韋伯的方法論立場：從人的社會行動入手。這一方法論對於考察歷史特殊性、普遍性都是既實際又具體的起點。
韋伯在文本中提出了觀察角度：我們出於認識或者實踐的目的，將家族、國家等集團視為個體的存在，視為權利和義務的主體，但是從社科的角度來看，這些集合體不過是對每個個人的具體行為加以組織的模式和結果。因為「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能動的』集體人格這種事情」，這個論斷反映了他的個人主義的自由觀，反對以整體、有機的觀念看待個體。
《經濟與社會》此書的結構分成了法律社會學、宗教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支配社會學等若干要素，這反映出韋伯的基本歷史觀——即任何一個要素作為歷史決定性力量都是片面的，只有多元因果觀察視角才能建構起認識框架。
《經濟與社會》是韋伯理想類型分析手段的傑出範本，在此基礎上韋伯才能提出價值中立的原則。他自始至終抱著知識誠實的態度貫徹價值中立的原則，力求客觀完整地認知和判斷經驗事實。
閻克文在最後指出，價值中立不僅與知識誠實有關，也是對負責任的理性化行動提出的要求，這也是《經濟與社會》提出的複雜方法論挑戰，即如何克制主觀價值觀偏好？考慮到價值多元化的現代性過程已經不可逆轉，這個挑戰就不可迴避。
渠敬東：韋伯論學術與政治
渠敬東
在《科學作為職業》的演講中，韋伯從外部和內部條件上講學術面臨的處境。一百年前德國大學面對美國化的情況，這一發展趨勢在技術上的好處不容置疑，但是美國化所帶來支配發展的精神與德國大學在歷史傳統氛圍上不一致，如大型企業化的學術管理與老派間有極深的鴻溝。另一方面，學術體制的國家化使得學術的內在靈魂喪失。韋伯的預言在二戰後成為全球學術基本形態，這樣的形態對學術研究內在驅動會產生什麼效果？李凱爾特指出「科學並不意味著世界的除魔，反而讓人意識到世界的巫術」，但是我們看到，韋伯對自己有著清晰的控制，他時刻把握著激發他的理智之愛的激情。這使得我們要在韋伯對於時代和命運關聯中重新發現、考量並且沉思生活和行動生活的關係。
韋伯更為豐富的意涵在於，從學術轉向政治的討論，才能發現科學內在靈感來源。學者不僅是沉思生活的反映，當他站在講臺上公開發表觀點，已經成為行動生活的重要部分，在韋伯看來，行動生活恰恰是新教倫理和現代生活最重要的面向，這也是他從行動角度構建現代世界的核心點。對於學者來說，不是理性鑽研就能獲得靈感，行動生活才是靈感的源泉。這樣我們就回到韋伯對於政治的討論，《政治作為職業》當然講的是國家，講的是國家的支配、順從和人與人權威關係，但是這些仍然適合於現代的所有個體。
在傳統三種支配類型的討論中，在傳統的支配類型部分，韋伯講了家產制與中國士人的關係，這不是韋伯隨意為之。在克裡斯瑪的支配類型部分，也能看到對於中國的引用。《儒教與道教》的討論中，士人的影響缺乏「先知和英雄」的線索。克裡斯瑪是韋伯的關注焦點，這在現代世界有不同的意涵。因為現代世界是群眾政治，或者以群眾政治為基礎表現的政黨政治。簡言之，領袖民主制的危險在於精神上的無產階級化。核心問題變成了這種權力感從哪裡來？如何控制？如何保持人與事的距離？
正因為如此，信念和責任既是政治的要求，也是政治對於學術的要求，要防止自鳴得意的倫理形態，要把士與精神氣質結合起來。現代世界正因為是群眾政治，所以任何抽象觀念和價值都具有不可預知的危險，韋伯祈求的是以分析性的因果關係保持政治意義上合理的距離。學者同樣如此，而不是付諸浪漫的感動。真正讓韋伯感動的是成熟的人，是對後果負責任，按照倫理行事。韋伯沒有清楚告訴我們他的信念在哪裡，信守責任倫理使得他不能完全展現他的信念，當我們追問韋伯有關學術和政治的根本討論時，未曾言明的是他內在的信念或者世界觀。韋伯不能給我們答案，但是韋伯對於這些問題豐富思考給我們以啟發，我們要重新回到士人問題上，來看士人古今轉化中的信念是什麼。
馮仕政：韋伯政治社會學理論的精神與氣質
馮仕政
馮仕政將韋伯學說的氣質概括為悲劇、悲情和悲憫。所謂悲劇，是指韋伯歷史觀具有強烈的悲劇色彩；悲情，是指韋伯的學說浸染著一種歷史的悲情；悲憫，是指對於人類眾生的未來抱有一種悲憫的情懷。這樣一種精神氣質，淵源於韋伯對人類歷史進程中內在張力的清醒認識，由此導致其學說具有一種冷峻的基調。在此基礎上，韋伯學說給出的解決方案不是逃避，而是擔當。
馮仕政指出，所謂人類歷史的張力，在於韋伯看到了宏大歷史進程中的悖謬，即價值和工具、目標和手段、動機和效果的背反，由此導致人類行動大量地發生非期然後果。面對這一現實，韋伯的抉擇具有強烈的新教倫理色彩，即看到人類歷史進程中黑暗和無奈的一面，但並不因此消極避世，而是積極地入世修行。新教倫理那種在無常中尋找有常、在不定中尋找確定的情懷深深地感染了韋伯及其學說。
受此影響，韋伯的政治社會學理論傾向於從組織、執行，亦即行政的角度去觀察和討論政治。行政與政治的差別在於，前者關注貫徹執行，後者重在擘劃目標願景。從行政觀察政治，使韋伯看到很多從其他理論視角難以看到的東西。比如，他對英、美、德三國政治的觀察就很有特色。韋伯對當代政治的一個重要啟發在於，樹立政治情懷很容易，關鍵是怎樣落實；政治也是一門技術，許多通往地獄的路，原本是想通向天堂的。
同樣作為其理論氣質的反映，韋伯關於政治是什麼的判斷也很糾結，一頭是政治作為暴力，一頭是政治作為倫理，如何權衡取捨，頗費躊躇；而對從政者來說，是服從信念倫理，還是服從責任倫理，也是一個嚴峻的挑戰。正因為如此，韋伯指出，政治家要有一顆堅韌的心，以便隨時承受希望的破滅。
馮仕政還將韋伯與馬克思進行對比，發現兩人對於現代社會的診斷和論述邏輯都高度一致，但給出的前景和開出的「藥方」卻截然相反。馬克思是樂觀的，認為人類會全面解放；韋伯卻是悲觀的，認為人類會陷入理性的牢籠。
最後，馮仕政總結道，氣質也是知識社會學的一部分，因為學問不可避免是對學者自我的表達。面對有涯之生和無涯之世的張力，學者在日常生活對生命的感受會浸潤到研究當中去，對其理論的範式產生深刻的影響。
酈菁：韋伯遺產與波蘭尼時刻
酈菁
韋伯政治性思想中有很多悖論，如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與克裡斯瑪領袖論，以及學術與政治的悖論，其間存在著很大張力。酈菁從知識社會學角度來探討，為什麼德國知識分子會陷入這樣的兩難，或者說，他們是面臨怎樣的思想情景與歷史結構性的條件，使得他們容易陷入這樣的悖謬之中？
一方面，知識分子需要考慮誰是民族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承擔者。與英法俄相比，德國的政治和文化承擔者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此間，德國遭遇了兩重後發性——一是後發的上升的民族國家，二是民族主義的承擔者是一個上升的階級。在此條件下，德國知識分子無法逃脫民粹主義的影響。20世紀存在著兩個自由主義替代性的政治方案，一是法西斯主義，二是馬克思主義，兩個方案都與德國聯繫密切。韋伯與這兩種方案都保持距離，但他同時也在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長期的徘徊，他認為這兩者不矛盾，但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民族主義逐漸轉向了民粹主義。
另一方面，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歐洲經歷了「波蘭尼時刻」。波蘭尼所言的市場化運動和社會保護運動的衝突加劇，此前主導的政治經濟秩序發生更替。德國知識分子面臨著政治經濟制度的艱難選擇，知識分子同時面對思想上的悖論和言說、行動空間，如果韋伯能活到三十年代，面對此種境況可能會有其自己的政治選擇。
最後，酈菁提出了新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是何種政治與文化的承擔者，抑或『知識分子』日益成為一個場域，而不再由社會群體承擔？在2020年出現大的結構性變化，『波蘭尼時刻可能再現』，在此過程中該提出何種社會保護方案，面臨何種思想悖論？」
徐曉宏：軸心文明論與韋伯的大分流問題
徐曉宏通過比較韋伯與卡爾·雅斯貝爾斯，發現韋伯對於政治濃厚的興趣在跨文明比較中缺失了。韋伯筆下的政治一方面是權力政治和結構性資源的政治，另一方面則是對政治作為創造性的公共言說和行動的思考。徐曉宏的基本觀點是後一種的政治在韋伯跨文明比較中的缺失，有它在方法論上時代錯置的原因，但更根本的還是現代資本主義體系造成的政治與經濟的分離。這種分離無論是在韋伯的時代，還是現在，都掩蓋了公共政治在軸心文明革命中的關鍵意義。
卡爾·雅斯貝爾斯
徐曉宏指出，當我們以資本的邏輯來作為解釋框架時，本身也就是以經濟決定論的方式消解了政治，而複製了這種政經分離的陷阱。就像很多學者指出的那樣，當代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美國Chimerica的危機。而中美國之所以成為可能，也就是源於這種政經分離在東西方兩種變奏的合流——一方面是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將經濟作為一個自我調節的領域，剝離於民主政治之外，另一方面是中國在七十年代之後，大眾政治退潮，逐漸形成了去政治化和經濟主義的格局。
過去二三十年來，這兩種變奏表面上有所矛盾，特別是在民主政治的問題上，但實際上又長期以來是互相依賴的。一方面，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似乎印證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無可替代；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政經分離的轉型模式，在東歐和拉美等地的表現，好像又印證了中國的經濟主義對大眾政治的拋棄和所謂的「告別革命」。這兩者在政治精英主導，並把大眾公共政治排除在經濟之外，這一點上難道不是有根本的共識嗎？
當代的危機一定程度上是民主政治對於政經分離的社會後果的反彈，而這個反彈的政治特性以及政治經濟的隔離是否會被打破和怎樣被打破，還是一個未解的謎題。在中國，政經分離是否會被延續下去，還是說我們如何創造政治，來回應和抵抗政經分離破壞性的社會後果，才是我們有待考察的問題。
如果說韋伯認為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那麼我們的問題是這種可能性的藝術如何在大眾的實踐之中成為可能。這種政治不是施密特意義下的「區分敵我」的政治，而是創造新的社會聯結的行動。這些聯結必須是社會性而非是經濟性的，並且不同於家/國主義那樣原生性的聯結。這種政治創造的新，不代表歷史維度的缺失，而是個體對建構行動的自覺。
事實上，對政治作為一種公共行動可能性的歷史和對社會聯結的記憶不斷做新的論述，這本身是這種政治生命力的源泉。而文明革新的意義就是能否為打破政經分離，為創造新的政治和新的社會聯結，提供思想的資源，就如同雅斯貝爾斯筆下的軸心文明革命，為創造那個時代的新政治所做的那樣。
董一格：韋伯、馬克思與社會學的批判視角
董一格指出自己的討論原點在於一個「局外人」與韋伯理論之間的緊張關係。董一格第一次讀韋伯是在十二年前的「韋伯、範伯倫與全球資本主義的譜系」課上。這門課對董一格後續學術人生影響非常大，以至於在申請博士生時用的Writing Sample也是用的本節課的課程作業。
讀博期間，她的視角已經不知不覺從一個書本塑造的宏觀視角，轉化成了一個自身經驗塑造的底層視角——勞工、女性、少數族裔、全球南方乃至交叉性問題，這些經過民權運動、身份政治洗禮後的美國社會學的流行範疇，並不十分費力地召喚了她自身經歷中感到被壓抑、被邊緣化的東西。結合社會史諸多的成果，對邊緣群體的經驗研究，從而成就了一種她認為的自我賦權的過程。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世界格局的加速變化，她愈發強烈感覺到泛左翼內部的理論資源，雖然可以很好的做一些政治經濟學、文化認同乃至微觀權力的分析，但卻不能很好地把握宏觀權力、國家、政治制度的一些動向。於是，她又重新回到了韋伯與波蘭尼。
《學術與政治》[德]馬克斯·韋伯著，錢永祥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4月出版
韋伯所處的時代與現代有著某種意義上的相似性，它們都是一個「波蘭尼時刻」。我們可以在韋伯發表《學術為志業》演說發現些許端倪，如果我們去重構韋伯生命的最後十年，韋伯的政治選擇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事實，而是一個需要解答的問題。
韋伯十分同情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認同一種關注再分配的福利資本主義，他也歡迎制度化的勞工遊說團體，但是他對革命的不信任似乎是源於兩點，一是他已經先知性的看到了馬克思主義主張的革命，不能解決官僚機器本身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確在20世紀中期困擾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
隨著戰爭的爆發，韋伯似乎對德共革命導致的國族力量的分裂十分厭惡。對韋伯與左翼關係的剖析是否最終能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在什麼樣的結構性條件下，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與自由主義能夠結成一個更加緊密和進步的同盟，而激進左翼革命究竟有沒有與當時那種情況下不一樣的命運？因為這種結盟不單是韋伯曾經嘗試做的，也是解釋韋伯身後納粹崛起的重要線索。
通過梳理，董一格發現韋伯與左翼之間的重合、交叉、對峙可以生發出新的問題。在不斷變化的當代中國，我們是否應該完全接受韋伯視角，還是誠實承認這之間存在張力，是我們未來需要考慮的問題。
周雪光：「韋伯視角」與中國官僚制度研究
周雪光
周雪光研究的領域是組織社會學，而韋伯是這個領域的開創者，韋伯在中國官僚體制方面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與非常獨到的分析，對周雪光也非常有啟發。周雪光選擇了三個學者王亞南、孔飛力、黃仁宇的代表作，比較這些作品與韋伯視角的關係。
第一本書是王亞南發表於1948年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周雪光認為這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這本書中對中國官僚制度做了最為深刻的批判。王亞南用階級分析方法討論官僚階級與皇權、地主階級、農民階級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官僚體系與其他社會制度之間關係。但是王亞南也有「有所不為」的取捨：第一，他沒有討論官僚體制內部的具體內容，似乎只要了解官僚階級的屬性和利益所在就可以認識其行為了。第二，全書沒有建立比較制度的分析基礎和立體感，沒有提出關於官僚制度本身的分析概念與分析工具。而韋伯的中國官僚制度研究在這方面特具優勢。韋伯將中國官僚制度放在比較歷史分析的大背景下，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概念，諸如正當性、權威類型、支配形式等。在比較制度的視角下，韋伯的官僚制度成為了與特定支配形式相關聯的組織形式，使得官僚制度真正成為了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
第二本書是孔飛力的《叫魂》，這本書著眼於18世紀末乾隆盛世的政治運動。孔飛力發現在這個運動之中皇帝通過專斷權力打斷官僚的常規權力，形成了皇帝與官僚制度之間的獨特互動模式。在第九章，孔飛力通過韋伯視角透視皇權與官僚權力之間的交錯與相互作用。周雪光認為，如果沒有這一章的點睛之筆，前幾章只能說是描述了一個栩栩如生的「臥龍」，卻不能騰空而起。
第三本書是黃仁宇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財政與賦稅》，這本書對明代中國官僚體制有深入的論述，特別關於上層官僚「有權而無力」，下層官僚「有力而無權」，「數目字管理」等現象的討論入木三分。他的文字中很少出現對社會科學概念應用的嘗試，他的這些洞見與觀察主要來自他自己戎馬生涯的經歷與山河破碎的感慨而引發的反思。這點與孔飛力相比有很大的區別，這是黃仁宇筆下的大歷史缺失韋伯而留下的遺憾。但是我們也能看到黃仁宇的大歷史與韋伯比較歷史分析的相似性，特別是「數目字管理」有韋伯意義上理性化過程的影子，國家能力擴展的理性化過程體現在「數目字管理」之上的。在這一點上有線性化發展的隱含前提，更接近王亞南的思路。
張楊：韋伯、德國政治與自由帝國主義
《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德]沃爾夫岡·J·蒙森著，閻克文譯，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聯合出版2016年10月
張楊討論了三個張力：韋伯同時作為帝國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張力，德國作為後發國家在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張力，德國與當時世界霸權的自由主義帝國英國之間的張力。十九世紀，英國與法國先後形成了自由帝國主義觀念，德國則在1848年革命之後也產生了類似的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雙向運動。兩者之間的張力比英法更大，體現在國際環境、國內製度與個人意識形態三個層面，在韋伯的一系列政治論述中都可以看到證據。
國際環境層面主要為德國的後發國家現象，與自由主義霸權帝國英國的矛盾。這不僅僅是結構現象，也與德國領導有關係。在韋伯著作中，他表現出對俾斯麥造成德國政治建設滯後的不滿，而德皇威廉二世笨拙的政策風格將英德之間的關係徹底崩壞。國內製度層面，1848年到1880年代，德國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尚能融合，但之後俾斯麥的威權風格與威廉二世的對抗政策獲得了更多的國內支持，自由主義在德國的政治發展逐漸失去話語權。個人意識形態層面，韋伯思想發展折射出德國自由帝國主義者的命運。在韋伯思想的成熟期，他致力於調解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張力，但並沒有產生實際的影響。
最後，張楊比較了英法德三國的自由帝國主義，其中發展最成熟的是英國、其次法國、德國末之。以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張力作比較，英國最小、其次法國，德國在1880年之後達到最大。作為思想家，韋伯思想中的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張力，也遠遠大於英國的約翰密爾與法國的託克維爾。
周陸洋：韋伯與俄國革命
《論俄國革命》[德]馬克斯·韋伯著，潘建雷、何雯雯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7月出版
韋伯筆下的俄國革命有著非常複雜的歷史進程，包含了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三次革命之間沒有絕對的隔斷，韋伯將其視為一個整體。
俄國革命的第一個目標是自由主義，但這個目標並沒有因為革命成功而實現。韋伯認為這個結果是難以避免的，俄國自由派軟弱幼稚，沒有能力承擔自由主義的重任，沒有學會通過理性論辯組織行動的議會政治技能。韋伯還認為俄國自由派缺乏培養的土壤，他們大多都是鄉村理想主義者，並沒有與各個社會集團特別是企業和銀行做到緊密聯繫。
俄國革命的第二個目標是社會主義，但最終形成了一個官僚控制的社會主義，而非工人自治的社會主義。韋伯認為官僚化的進程相對於其他社會進程有著壓倒性的優勢，特別是沙皇末期官僚制度對君主權力、貴族權力、工人運動與自由派運動造成了巨大侵蝕，導致了官僚力量遠遠大於其他社會力量。奪取政權的社會主義者只有抓住官僚機構才能鞏固革命成果。
俄國革命的第三個目標是民族主義，雖然早期有著一定的進展，但在蘇聯成立時期又被取消與收回。韋伯雖然對俄國民族主義論述並不是很多，但他還是指出與官僚制密切相關。特別是1905年革命之後國家合法性開始從沙皇向官僚制度製造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轉換。
最後，周陸洋強調韋伯方法論中的個體主義傾向，特別是對不同個體之間的比較與定性研究。韋伯對俄國革命研究抓住了官僚制的核心，相對同時代的其它觀察，他看到了俄國革命長期穩定的特徵。
趙鼎新：韋伯與歷史社會學
趙鼎新
「韋伯伴隨我的學術成長」。在長期與韋伯的互動之中，趙鼎新從韋伯長處與短處逐漸理解韋伯、定位韋伯，最終發展與改造韋伯。
趙鼎新介紹了他開啟社會學研究事業之初的兩篇論文，這兩篇論文的核心都是：強大的國家能力以及國家權力的某種限制是一個後發展國家成功經濟發展的關鍵，但這個限制卻並不需要來之於「民主」。韋伯身處於當時身為後發國家的德意志帝國，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張力也非常明晰，這與當時讀韋伯的趙鼎新內心的張力有很大的相似性。繼而，趙鼎新強調韋伯研究之中經驗錯誤與大局正確之間的張力。韋伯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之中的經驗論述漏洞百出，但韋伯有強烈的問題意識與比較視角，使得他的研究相比其他漢學學者更具有穿透力。趙鼎新指出，這個發現不僅使他重新審視《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的價值，並且對自己後續的研究具有很大意義。
在韋伯的影響下趙鼎新寫作了一系列的論文與專著，其中包括：《Max Weber and Patterns of Chinese History》與《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另外，韋伯理論也啟發趙鼎新理解工業資本主義在歐洲形成的關鍵原因，其中包括工具理性的價值化、天主教世界的垮臺、世俗意識形態的逐漸上升等。
在對韋伯的批評與發展中，趙鼎新致力於對韋伯支配理論進行改造，提出了新的合法性理論——意識形態合法性、程序合法性與績效合法性。趙鼎新指出意識形態、程序和政府績效是國家合法性的三個最根本的來源。一個完美的理想型分類體系必須具有正交性和完備性兩個特徵：一是該體系中每一概念所構成的「維度」（或者「軸線」）必須是相互正交的，即相互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二是該體系中概念的集合必須是完備的，即這些概念放在一起必須窮盡此類現象的所有可能性。國家合法性的三個來源各有特性，本身很難說有什麼優劣之分，關鍵在於這三個基本面向在一個具體的國家中的組合，以及一個具體組合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改變的能力。時代變了，一個國家合法性來源的側重也得隨之改變。趙鼎新進一步說，通過社會機制將宏微觀的社會聯繫加以勾勒，得出了績效合法性等三個因果關係是聯繫國家合法性基礎和民眾政治認知模式最為重要的機制。
最後，趙鼎新還指出韋伯傳授了我們分析性的解讀工具與笛卡爾幾何在社會科學中的具體應用。趙鼎新強調，韋伯是對他影響最大的學者，在批判性的反思之中，他反覆重新理解韋伯、定位韋伯、走出韋伯。
供稿人 | 代一萌 李立
嘉賓 | 李猛、閻克文、渠敬東、田耕、馮仕政、酈菁、徐曉宏、董一格、周雪光、張楊、周陸洋、趙鼎新
文字整理 | 吳俊燊
編輯丨徐悅東 董牧孜 張進
校對丨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