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modernity）是一個複雜的概念，也是一個在人文社科各個研究領域引起了廣泛關注的概念。事實上，每一時代都有其自身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映現了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
「現代社會的複雜性」是《馬克思與韋伯社會理論比較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所提出的標識性概念，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乃成為馬克思與韋伯社會理論比較研究的基礎。我們知道，是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奠定了現代社會理論的基礎，他們的共同點之一，就是對現代社會持有一種「複雜性」的理解。這種複雜性表現在他們理解社會問題時，首先對社會本身的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進行綜合的考量，而非基於對社會的某一重要因素之考察。社會的發展問題，也絕不能簡單地以經濟決定論、抑或文化決定論一言以蔽之。由此出發來解讀與比較馬克思與韋伯的社會理論，顯然更具有理論的深度，也體現出作者敏銳的思想洞察力，並在諸多要點——尤其是在兩者之「比較」方面——上，向讀者提供了作者自己獨到的見解。
鄭飛先生撰寫的《馬克思與韋伯社會理論比較研究》一書，以「現代性」問題為主線，從社會哲學的高度對馬克思與韋伯社會理論進行系統的研究，有其理論與實踐方面的雙重意義。就理論意義而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對馬克思和韋伯的社會理論進行綜合考量的比較研究在國內學界尚不多見。從這一視角出發，不僅能清晰地勾畫出兩者的理論關聯與異同之處，還能對不同的社會理論本身進行深入的整合性反思，以推動它的進一步發展；就其實踐意義而言，兩者在現代性問題上的真知灼見仍不失其現實性，構成了我們理解與解決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社會困境之重要的思想資源，具有不容忽視的啟迪性意義，也對後來的社會理論、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之產生，與馬克思和韋伯的社會理論之相互滲透有著密切的關係。如該書中所指出的，盧卡奇通過馬克思的「物化」理論之闡發，實現了馬克思與韋伯思想的對接，從而將韋伯的思想因素納入了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傳統之中。聲名顯赫的法蘭克福學派，也通過不同的路徑來整合馬克思與韋伯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繼承了韋伯關於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的劃分，而在方法輪上，卻通過將辯證方法引入社會批判理論而回到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立場。哈貝馬斯進一步把現代社會分解為體系和生活世界兩大領域，卻放棄了對同一性的追求，轉而構建了「交往」理論來解析社會問題。
談到「交往」理論，有一點尚需說明。「交往」是馬克思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構成了哈貝馬斯意識形態批判理論所從出發的基點。不過他們使用的「交往」概念有著重要的區別。我們注意到，哈貝馬斯使用的「交往」概念為「Kommunikation」，而馬克思所使用的是「Verkehr」。在德語中，「Verkehr」的覆蓋面要比「Kommunikation」廣泛的多，可廣泛的意指存在於人類社會的一切交往形式，諸如人們在語言與思想上的交流，人與自然的交往之實踐關係，人與人的物質關係，甚至兩性關係等等，而「Kommunikation」則主要意指語言性的交往。哈貝馬斯的用詞，固然與20世紀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有關，但在更深的理論層面上，所反映出來正是馬克思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社會變革之道的觀念上的重要區別。
該書對馬克思與韋伯的社會理論在方法論上的哲學淵源之論證，頗有見地。作者指出，馬克思承繼了黑格爾觀念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以此作為馬克思現代性研究的方法論原則，這一貫穿於存在論基礎、意識形態批判、社會關係層面的「物化」、生產過程層面的「物化」四大問題的研究之中。基於這種辯證法的現代性研究，本質上也是一種對現代性的辯證法之研究與推動。而韋伯則具有濃厚新康德主義色彩，「理念型」集中代表了韋伯的方法論原則。他強調事實與價值的區分，表明他的思想實際上受到了康德哲學的影響。
綜觀全書，《馬克思與韋伯社會理論比較研究》無疑是一部有理論深度、有作者獨特見解的學術專著。對馬克思和韋伯這兩位對後世產生了深刻影響的大思想家在現代性主題上的比較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難度；而現代性問題又關乎我們當代急需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作者的研究能在整體上把握這兩個方面，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理論成果，確是難能可貴的。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
原標題：凝練馬克思與韋伯比較研究的標識性概念——評鄭飛著《馬克思與韋伯社會理論比較研究》
來源：《學術交流》2019年第1期 作者：潘德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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