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克文:中國思想界對韋伯思想有哪些誤讀?

2020-12-03 和訊

儘管馬克斯·韋伯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深遠,但目前市面上韋伯的中文譯本質量參差不齊,譯者對韋伯相對欠缺了解。這種跨文化交流的誤解是如何產生的?新京報記者就此採訪了浙江大學兼任教授、《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經濟與社會》的譯者閻克文。他認為,韋伯的中國研究透過二手資料進行,使用材料上存在問題,但一些中國學者對於韋伯的理解同樣存在牽強附會的情況。韋伯最偉大的先見之明,在於他確認了整個人類社會的現代性性質。價值多元化就意味著價值之間的不協調甚至不可調和的衝突,如今理性化在價值多元的背景下,反而越來越變成一種無理性的力量。

新京報:韋伯作品的翻譯,直接影響到中國讀者對韋伯思想的理解。你在多年之前就曾發文專門討論韋伯譯著翻譯水平參差不齊的問題。時至今日,國內出版業對韋伯作品的翻譯情況有沒有得到改善?

閻克文:可以說目前市面大部分的中譯本的譯者,對韋伯的了解還比較欠缺。韋伯的著作的特點是,每個句子裡包含的知識密度和思想密度都非常高,句子前後的邏輯關係也很緊密,翻譯稍有不慎,就會顛覆句子的前後語義。

有些譯本僅僅停留在於語言層面的翻譯,對韋伯思想和理論的理解還停留在比較淺的層次。這種現象在韋伯思想剛剛進入中國之時最為普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經濟與社會》中譯本就是比較典型的案例。最近我在授課時帶領學生閱讀《社會科學方法論》,在比對多個中譯本之後,仍然沒有找到比較滿意的版本。

韋伯翻譯質量的欠缺,也受到外在的客觀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如今市面上95%以上的中譯本都翻譯自英譯本。據我所知,能從德文直接翻譯韋伯的中國譯者屈指可數。韋伯的著述龐雜浩繁,德文版的韋伯作品集已經編有六十卷,還在不斷地更新。相較而言,翻譯自德文的英譯本現今只有二十卷左右,遠遠無法囊括韋伯全部的思想和研究。英譯本的選擇性翻譯,給中國讀者造成了閱讀上的障礙,無法一覽韋伯學說的全貌,所以對韋伯學說常常出現誤讀和曲解。

新京報:上世紀九十年代,《儒教與道教》的翻譯出版在中國思想界掀起了傳統與現代的大討論。不少研究人士也指出,韋伯對中國文化存在很多曲解和錯認。這種跨文化交流的誤解是如何產生的?

閻克文:關於中國文化的研究,韋伯對材料的使用的確存在很多問題,韋伯在研究中國文化時受到了很多道聽途說的影響。他不懂中文,也沒來過中國,他對中國的研究都是通過二手資料進行的。在基礎條件欠缺的情況下,他能做出如此高度專業化的研究,已經是今人所不可想像的了。

但是我也要指出,他在研究中國文化時採用的方法論路徑,到現在還沒有很多人能夠把握得住。有些學者根據韋伯的理論,很生硬地把儒家倫理和新教倫理相提並論,這類牽強附會的情況發生得很多。韋伯的用意不在於此,韋伯只是想解釋,為什麼中國儒教和道教環境,沒有產生類似新教倫理環境的行為系統。他只是從一個完整的理性化程度的倫理系統,分析不同因素對人的行為系統產生的槓桿作用。

韋伯把儒教與道教納入比較研究的範圍,用意並不在於強調儒教與道教是否屬於西方規範意義上的宗教,而只是當作一種可以跨文化比較的觀念系統。一些中國讀者沒有把握住韋伯的方法論,所以派生了不必要的焦慮情緒。中國沒有新教倫理,那麼資本主義如何才能自發地產生呢?這種焦慮的產生背後其實是對韋伯思想比較膚淺的理解。

新京報:韋伯一生都在關注現代性及其隨之而來的問題。閱讀韋伯,對中國讀者思考自身的現代化進程及處境會有什麼啟發意義?

閻克文:韋伯最偉大的先見之明就在於他確認了現代性的性質,這個命題不僅適用於中國人,也屬於整個人類。放眼望去,你可以得到無數的經驗證據來證實,現代性的核心表現就是價值的多元化,價值多元化就意味著價值之間的不協調甚至衝突,而價值衝突往往都是不可調和的,這就是現代性的基本性質之一。

理性化在價值多元的背景下,反而越來越變成一種無理性的力量。它不僅窒息或者約束人格,扼殺每個個體的自由,發展下去甚至會扼殺一個群體乃至共同體的自由意志。這幾十年西方那種層出不窮的政治正確,就扼殺了許多個人的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

在這種情況下,韋伯的另一個先見之明就在於他反覆強調了一種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的客觀性問題。這個客觀性就意味著,我們必須進行一種客觀性的思想訓練和知識訓練,能夠超越價值分裂和價值分歧,從更高的層次上去做出我們的選擇。這不是一時半會的事情,不是簡簡單單的事,而是需要長期的、靠譜的思考訓練,關鍵是操作,因為價值多元的背景會導致價值衝突帶來的成本無限放大。

這種客觀性不是和稀泥,也不是隨意的折中,而是儘可能對我們生活現實中的各種要素及其可能的因果關係,做客觀性的觀察和判斷。這樣在我們進行選擇的時候,才有可能採取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責任」這個詞,在韋伯的心目當中至關重要。因為我們面對的是當下價值多元的現代性困境,無論是政治家、學術研究者還是普通人,如果你的價值取向越來越僵硬,你對公共生活實際上是不負責任的。韋伯所強調的客觀性訓練,極大地有助於培養公眾的責任心。我覺得這是他迄今為止能夠給我們提供的一種不竭的思想資源。

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

(責任編輯:王治強 HF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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