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倫理》的誤讀史」分享會現場。
編者按：幾十年來，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部學術作品在中國被廣泛討論。至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已有13個翻譯版本。值新版《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出版之際，北京世紀文景邀請該書譯者和研究者閻克文以「《新教倫理》的誤讀史」為主題進行了分享。本文根據閻克文在會上發言整理。
今天想跟大家談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就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下簡稱《新教倫理》）的誤讀史，我覺得甚至可以寫一本很大的書了。從1904年到現在，114年了，這本書大概一直在世界各地被人誤讀著，在我們這兒尤甚。因為在中文讀者當中，除了當時的德國人和後來的歐洲人以及美國人的誤讀之外，又多了一層中國式的焦慮：我們什麼宗教倫理都沒有，哪來的資本主義精神呢？
我覺得這是對《新教倫理》的閱讀方法問題。從韋伯本人規劃來說，《新教倫理》是他整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個應用範本。說是應用範本，首先是因為它是一個開創性的話題；其次，韋伯是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潮衝擊的第一代德國知識分子的一員，這個話題帶有明確的針對性，所以當時一出來，就在德國首先引起了一些爭議。
《新教倫理》發表之後，很多人認為，他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就是從經濟決定論走向了文化決定論，這是最致命的一個誤讀。其實，文本本身已經很清楚地說了，這只是一個嘗試，或者說，只是一個預備性的研究，不是一個結論。
但是有些學者，特別是影響力比較大的學者，後來對「新教倫理」闡釋中，都有這樣容易讓人引起誤會的地方。很多人都認為，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乃至和資本主義形態有一種直接的因果關係。而韋伯在他的文本裡已經斷然否定了這麼一個因果關係。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100多年以來，還是有這麼多人一茬接著一茬這麼認為。我認為這還是一個閱讀質量的問題。我相信老師和同學們都很熟悉這個文本，我從個人角度，說點我自己的想法。
帕森斯有一個說法，他說，韋伯開了先河，把價值立場和價值取向對人的行為系統的決定性作用上升到了理論高度。這是在過去別人沒做過的。因為在當時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衝擊下，價值系統對人的行為系統的決定性作用被廣泛忽視了。韋伯試圖從經驗理論角度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閱讀點。
再一個就是韋伯把資本主義做了區分，這也是過去沒有人做過的事情。他做了類型學上的劃分，認為資本主義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現象；從結構和動力上說，它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類型，一個是傳統型的，一個是現代型的。傳統的資本主義，這個從法老時代就有了，在中國來說，夏商周那時候就有了。它和現代資本主義是兩回事，是兩種系統。
閻克文
第三個問題，韋伯認為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形態是多元因果力量作用下的產物，新教倫理具有決定性作用，但也只是多元化的決定性力量之一。他認為，除了新教倫理之外，還有其他的種種決定性因素，新教倫理只是其中之一。我們如果比較仔細地讀完這個文本，我相信一般讀者都會發現，或者清醒地意識到，韋伯說了一個什麼問題。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資本主義精神也好，資本主義形態也好，它和新教倫理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換句話說，現代資本主義是新教倫理的意外產物。這就是他通過歷史考察，最後得出來的邏輯結論。
按照他的論證，新教倫理和歷史上其他的觀念系統已經有了本質性的不同。首先是它對於勞動和財富的重新評價，顛覆了天主教1500年的觀念統治，使得勞動和財富不再是一個消極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他認為路德把《聖經》翻譯成精彩的德文之後，突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那個天職觀。
通過天職，就是投身於天職和恪盡你的天職，才能得到救贖。韋伯覺得這裡的因果關係很清楚，特別是路德的天職觀到了加爾文更激進的階段之後。加爾文又提出了一個得救預定論，我們純世俗文化系統當中成長起來的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這個，一個基督徒面對救贖焦慮的心情，無休無止的那種焦慮。加爾文的說法是，只有上帝命定的少數人才有資格獲得救贖，絕大多數一定要進地獄的。但少數人是誰？這是上帝開的一個秘密名單。對於教徒來說這個事就很嚴重了。所以你要想爭取進入上帝的名單，就得踏踏實實地遵循自己的天職或為以此為目的，拼盡一切努力去增加上帝的榮耀，來證明你值得上帝去救贖。雖然名單是不確定的，但每個人都還是有希望的。在這種情況下，我讀它的一個感覺，用現代心理學的說法，就是焦慮誘導的觀念系統。人在面對不確定的前景時，都會有焦慮，特別是新教徒，這種焦慮更是無休止的、終生的，他就是為了救贖。
這樣就意味著，他在遵循天職的時候，記住了只要是自己認真負責做出的正當職業選擇，就要一以貫之，要在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建立理性的因果關係。確定了因果關係去操作，而且是無休止地去認真操作，就有可能獲得這種救贖。所以韋伯通過考察認為，整個這一套新教倫理，對於塑造新教徒這個群體的人格類型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
這裡的理性化作用，並不是我們經常理解的那種頭腦冷靜，不是沉住氣、輕易不動情緒的意思。他這個「理性化」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間，建立一種井井有條的因果關係，讓手段和目標本身都有一定的可預期性。在這種情況下，你獲得的結果就是可以預期的。
這樣的話，新教徒就可以按照這種預期的理性化路線去安排自己畢生的生活。就算一個烤地瓜的，或者賣報紙的，他如果兢兢業業去做，就是在履行著他的天職。他履行天職的目的就是榮耀上帝，最後獲得上帝的恩準，給他救贖。對於新教徒來說，完成這個理性化的目標，要比生命還寶貴。
為了這個終極目標的實現，需要一步步去確定每一個階段的目標，這樣正當選擇的職業做到頭，就是完成天職了，就有可能獲得上帝的救贖。在這個情況下，塑造了新教徒群體的人格方式和人格類型。按照韋伯說法，大概200年以前，那時候信教徒做生意從來不討價還價，不隨行就市，不跟人玩什麼把戲，整個交易過程給人一個穩定的預期行，虧了也不悲，賺了也不喜，這樣一種理性化的觀念系統，慢慢就這麼把他的人格類型塑造出來了。
比如現在自由市場經濟下必不可缺的一種方法是為了完成理性化的目標，採取一切可以調動的手段，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把這個投入到完成目標的過程當中去。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在他這個行為系統看上去比較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整個經濟系統形成不是信教徒原來的初衷，他的初衷完全不是為了什麼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和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完全沒有這個考慮的。
他唯一的、終極性的考慮就是為了獲得救贖。這種無休止的焦慮，我們純世俗的文化人可能不太容易通過移情能夠體會到。但是他們就是這樣，在這種焦慮誘導下的觀念系統，塑造了他們的人格類型，最後慢慢擴張導致了所謂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系統。
按照韋伯的說法，這是它的一個意外結果。當然，如果我們說，單靠新教倫理的系統就能產生意外結果嗎？也未必。韋伯在文本本身已經簡要提到過，當然沒有詳論，他是放在其他地方去詳細論述了。他簡單提到什麼呢？新教倫理只決定了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多元因果要素的一元，其他的「元」還有若干。
比如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核心要素之一：自由的勞動力組織。如果這個組織系統想要穩定地、持續地存在下去，在市場經濟當中發揮它的功能性作用，沒有一個法律背景在後邊作為支持力量，自由勞動力市場是不可能存在的，起碼它的流動，它的交易契約，都是非常困難的，形成統一市場是非常困難的。韋伯已經簡單提到了這個問題，當然他在《經濟與社會》的第六章到了宗教社會學那部分，他更詳盡地論述了這個問題，那就更系統了。這是法律的背景。
除此之外，還有政治因果的力量在起作用。他在《新教倫理》文本裡面也是非常簡要地提示了一下，因為新教徒也參與政治，他有政治要求。這個群體產生了層出不窮的政治家，按照自身的政治要求和當時的德國甚至整個西歐的政治體制進行政治博弈，這也是多元因果的一個要素吧！他在這個文本裡面沒多談，只是非常簡單地提示了一下。如果我們細心讀的話可以看出他這個提示來，到了《支配社會學》裡面就談得比較多了。
文景2018年版本
整體說來，《新教倫理》誤讀史把我以上說的三個問題相當普遍地忽略掉了，尤其是現代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文明形態。韋伯一生都在關心現代性的來源，關心現代資本主義制度跟現代性的核心構成物，他的全部經驗理論都是在論證這個問題。
「新教倫理」只是他在考察或者發覺現代性的過程中，確定的因果要素之一。同時，在文本的末尾，他也明確地聲明《新教倫理》是一個預備性的工作，不是一個結論性的，我們還需要做很多事情論證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發展和它的未來前景。
但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沒有新教倫理，現代資本主義在歐洲西部地區的產生，那種自發的唯一性就不存在了。那意味著如果沒有新教倫理的話，大概西歐可能和世界其他許多地方一樣，也就這麼稀裡糊塗過來了。正是因為有了新教倫理這個觀念系統及其派生現象，才使歐洲西部地區的現代資本主義蓬勃興起，有了它的唯一性。這是在其他地方確實很難看到的一個現象，至少是在其他地方很難看到的一個自發現象，只有在西歐才能看到。這個系統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能夠更多地了解韋伯其他文本的話，可能對他論述的路徑會有更準確的把握，所以我這些年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能夠把韋伯的文本儘可能地介紹給我們中文讀者。現在好像還算令人比較滿意地開了個頭，但我們對韋伯的閱讀，文本的閱讀，信息的處理，我覺得還是相當漫長的過程。
據我了解，到現在為止，德文版考據本的《韋伯全集》，已經出到52冊了，出齊了大概為54冊。涉及到對於現代性的起源和因果關係的這方面論斷，除了《新教倫理》還有別的文本，都值得去花工夫去讀，去了解。不然對《新教倫理》經典文本完整的把握就會出現一些障礙。
我覺得這樣也可以解釋為什麼100多年了，我們還會有那麼多讀者會不知不覺地就誤讀，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提問，我們沒有新教倫理，沒有這種宗教背景，我們現代資本主義上哪兒去找啊？是不是就這麼著了？我說，這個是韋伯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決定性因素中的一元，我們還要了解其他的決定性因素。
這裡面可以看出韋伯一以貫之又非常穩定的方法論立場，就是他從讀完了博士就基本上很穩定地確立的一種方法論立場，就是他反對任何一種單一的或者一元化的歷史決定論，不管那是經濟決定論、技術決定論、政治決定論、文化決定論，還是什麼決定論，發展到最後，特別是從他的傳記資料來看，他對各種各樣的一元論都抱有很深刻的敵意。
我們還可以注意到一個現象，讀韋伯的文本，裡面幾乎沒有意識形態的激情，《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一個很突出的範本。因為韋伯從讀完博士以後，從他的博士論文《中世紀貿易公司史》，到後來堅持了一生的方法論立場，就是儘可能地克制意識形態的衝動，克制所謂價值取向上的無理性衝動。他要求先把事實判斷搞清楚，所謂價值中立，實際上就是指的事實判斷和事實陳述力求客觀性。可以說《新教倫理》是一個非常經典的範本。因為按照韋伯本人的經驗判斷，他說，一個恪守知識誠實態度的學者，只要他一進入這個價值判斷的領域，事實判斷的客觀性可能就不復存在了。
韋伯一直堅信他自己確立的原則，就是確定了一個穩定的基本價值立場之後，關鍵就是把握價值操作過程當中的因果關係了。他認為這才是一種負責任的學術與政治態度。《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所以有這麼大的思想學術魅力，可能就在於這裡，他並不是在那兒宣洩價值激情，或者說誘導甚至強迫讀者接受他的價值選擇，不是這樣的。他是提供了一個因果分析的範本，我個人感覺是這樣的，如果把握這樣一個文本解讀的話，可能那種誤讀就會比較輕易能克服掉，這也是《新教倫理》魅力所在吧！
當然，目前別說在我們這兒，就是在歐美地區，隨著宗教世俗化的過程逐漸普及和深入，新教倫理是不是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疑問了。韋伯在這個文本中就已經表達了這種疑問和憂慮。
但是這個文本之所以還有這麼大的閱讀吸引力，我相信關鍵還是他作為一個方法論版本的魅力在那兒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