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世界:資本主義與精神疾病

在我們的社會裡，精神疾病乃是導致個體悲痛與苦惱的首要因素。如今，每四個英國人中就有一個曾經被診斷出患有精神疾病，服用抗抑鬱藥的人數每年達到400萬。「就控訴體制不公而言，」英國作家喬治·蒙比奧（George Monbiot）質問道，「還有什麼理由能比精神疾病的泛濫成災更強有力呢？」

只要明白大部分精神疾病都可預防，此「流行病」的瘋狂蔓延無疑會更加令人不安。社會環境因素與精神疾病的流行之間，有著極高的相關度。利物浦大學臨床心理學教授理察·本託（Richard Bentall）與英國心理學會主席彼得·金德曼（Peter Kinderman）近年來合作進行了許多這方面的研究，令人們開始重視「心理健康的社會性因素」。金德曼表示：「社會性決定因素不僅存在，而且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

病痛纏身的社會

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不平等、異化與斷裂感等體驗，以及物質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自身的基本假設與意識形態如今是這一病症的關鍵推手——這體現在近來探討該主題的大量文章與談話的標題上，例如，在諮詢精神分析學家大衛·摩根（David Morgen）小有名氣的播客節目《精神分析前沿》（Prontier Psychoanalyst）裡，就有諸如「新自由主義是否對精神健康有危險」以及「新自由主義是否令我們病痛纏身？」等討論。

臨床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傑伊·沃茨（Jay Watts）在《衛報》上撰文稱：「貧困、相對不平等，以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流離失所的影響，乃至競爭性的文化，都提高了精神痛苦的發生機率。政府和藥企對這些研究結果並沒有多少興趣，它們不怎麼關心環境因素，更樂於把資金投入到研究那些引發痛苦的基因或生理指標（physical biomarker）上。與此類似，將日益嚴重的精神痛苦與結構性不平等相聯繫的政治意願十分微弱，儘管兩者的關聯是相當穩健的。」

顯然，異常強大且根深蒂固的利益和議程正在有意無意地掩蓋或試圖否認上述這層關係，這也解釋了為何近來有如此多的精神分析學家與臨床醫學家積極發聲，想要揭示出精神疾病背後的廣泛語境。

評論家沒少把社會語境、群體思維（group thinking，社會心理學術語，指同一群體內的人思考模式也易於趨同——譯註）以及環境決定因素與精神痛苦以及精神障礙聯繫起來討論，但我認為我們其實能夠更準確地去刻畫出究竟是社會的哪一具體方面應當為此擔負主要責任。我想這正是談論那個C字詞——也就是資本主義（Capitalism）的恰當時機。

在當代，我們所治療及遭逢的多種形式的疾病與個體痛苦，似乎都與資本主義的運作過程及其副產品有著緊密聯繫。事實上，從許多方面看，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個精神疾病生產系統——如果我們真打算嚴肅地探討精神痛苦與疾病的效果，同時也下決心要追溯其起因與源頭的話，那麼我們便需要對導致它們的政治與經濟之肇端的性質進行更切近、更精確且更富有分析性的觀察，深入地了解心理學如何在根本上與資本主義的方方面面發生交織。

無處不在的神經衰弱

體現資本主義與精神痛苦之緊密聯繫的最明顯例證之一，或許就是神經衰弱（Neurosis）的普遍存在。精神病學家、政治科學教授喬爾·科維爾（Joel Kovel）提出：「資本主義中的神經衰弱最令人震驚的一項特徵在於，它是無處不在的。」在其經典之作《晚期資本主義中的療法》（Therapy in latecapitalism，已重印於文章作者主編的《政治的自我》一書中）一文中，科維爾提到了「大眾蒙受神經痛苦的巨大壓力，這一不能承受之重持續地、清楚明白地背叛了資本主義所謂商業文明將會提高人類幸福的意識形態」：

「假如，給定了理智、舒適、樂趣以及選擇，人們仍然很苦惱、無力去愛、缺乏信任和尊嚴感，他們便會開始得出如下的結論，即這個社會秩序裡一定有某種特別嚴重的錯誤。」

近來，學者艾利·扎勒茨基（Eli Zaretsky，《政治的佛洛依德》作者）和布魯斯·柯恩（Bruce Cohen，《精神病學的霸權》作者）在這方面也有傑出之作問世，兩人都探討了」神經衰弱世代「（generation of neuroses）的家庭、性別與資本主義的緊密聯繫。

《政治的自我》

舉個例子，弗洛伊德19世紀末在維也納所涉獵到的心理學諸領域，尤其突出的一塊便是神經衰弱——依據科維爾的說法，弗洛伊德注意到，它與現代社會的「正常」發展如影隨形、完全不可分離——他還補充說，這一切深深地根植於現代人的異化體驗當中。「所謂神經衰弱，」科維爾說，「就是一個主體渴望自由，但又與自己的過往歷史發生衝突時所產生的自我異化感。」

說起分析異化的大學者，馬克思當然是首屈一指，他揭示出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異化乃是內生性的、結構性的——例如，異化「迷失」或「受困」於產品之中，並通過商品得以具象化——異化不僅表現在許多顯而易見的案例中（如血汗工廠中生產出來的耐克產品）——進而，從一種更加廣泛、更為普遍的意義上講，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與發明系統都在以某種方式產生異化。

如帕馮·庫埃拉（Pavon Cuellar）所言，「馬克思第一個認識到這種異化事實上被容納在了某些事物中，並且透過這些事物而得以道成肉身——亦即『商品』（commodities）」（語出《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他接著指出，當這些「成為了膜拜對象的」商品被消費時，它們似乎就得到了維繫，並許諾將會歸還於生產過程中遭受異化而流失的主體性-社會性環節：「異化了的人丟失了他們幻想（或期待）能夠在那些被崇拜的東西中尋回的部分。」

這種對於異化的理解切中了馬克思關注的核心問題。如今，人們或許熟知他的資本理論——關乎資本主義當中的剝削、利潤以及控制等問題如何持續地表現出來並翻新——但就我本人對馬克思的關注而言，則側重於一個經常被忽視或誤解的方面，也就是他對人類創造性與生產性的核心地位及其重要性的強調——他稱之為人類的「巨大生產力」——19世紀初的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事實上已經對此予以了高度的重視。

馬克思指出，這種無窮無盡的創造性能量以及變革潛能在現有的體制下，已經直接地從我們身上被奪走了，並被轉換為某種異在的（alien）、客體性的、具有奴役性並為我們所崇拜的東西。

重構欲望

他喚起的這幅圖景就好比是母親剛生下一個孩子——這或許是另一種形式的勞動——就馬上被奪走，接著就被轉換成了某種異類，成了某種類似於玩偶的東西——也就是商品。而他所在意的正是這位母親的精神將會遭受何種影響。這一點在馬克思看來乃是異化與不適的根源，是一種人類精神的極度錯位（dislocation），而這構成了工業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徵。此外，如帕馮·庫埃拉所表明的那般，我們沒法通過「買買買」來消除異化——也就是通過製造更多的玩具和娃娃——因為那本身就是異化發生的源頭所在，異化正是在此獲得具象化並不斷重生的。

眼下人們也都廣泛認同消費主義與物質主義乃是當今一攬子精神健康問題的關鍵因素，如成癮和抑鬱等。喬治·蒙比奧指出，「『買買買』與抑鬱、緊張以及關係的破壞有著緊密勾連。它不僅具有社會危害性，還會毀滅自己。」精神分析療法專家蘇·格哈特（Sue Gerhardt）對此一關聯有過相當精彩的分析，她認為現代社會裡的人們經常「混淆了物質福利與精神福利」。在《自私的社會》（The Selfish Society）一書中，格哈特揭示出消費資本主義極為成功且無情地對我們進行了洗腦，乃至我們的整個神經系統都受到其圖景的重塑。「假如忽視了資本主義對我們的欲望和衝動的重塑乃至於營銷，」她提到，「我們將會錯過它的一些要害之處。」

我們還可以談一談資本主義的另一個關鍵方面及其對精神疾病的影響，那就是不平等問題。除了精神疾病生產系統這一特徵之外，資本主義還是個不平等的生產系統。皇家精神分析學會（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不平等是精神疾病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不平等程度越大，對健康的影響也就越惡劣。最貧困家庭的孩子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是最富有家庭孩子的三倍。精神疾病與剝削、低收入、失業、低教育水準、身體健康狀況不佳以及高健康風險行為的增多有著密切關係。」

一些評論家甚至指出，資本主義自身作為一種存在方式或思考世界的方式，或許可以徑直視為一套「精神病學的」或病理性的系統。現代金融與企業體系與被診斷為臨床精神病患的個體之間有著某些令人驚訝的呼應關係，許多分析者都曾談到過這個問題。

《美國精神病人》劇照

譬如，在世界範圍內享有權威地位、發明了廣為接受的「黑爾精神病量表」（Hare Checklist）的精神病學家羅伯特·黑爾（Robert Hare）曾對記者瓊·榮森（Jon Ronson）說：「我不該只在監獄裡做研究。我原本應當花些時間去股票交易所裡看看才是。」「但交易所裡的精神病顯然沒有連環殺手的精神病那麼嚴重，不是嗎？」採訪者問道。「連環殺手會毀掉很多家庭，」黑爾聳聳肩，「但企業與政治性的……精神病會毀掉諸多經濟體。他們毀掉的乃是社會本身。」

病理性的機制

喬爾·貝肯（Joel Baken）在《企業組織》（The Corporation）一書中指出，上文提到的種種特徵被現代企業組織系統性地吸收和整合——成為了它的基本組成部分以及慣常操作模式（modus operandi）。「企業的法定使命，」他提到，「乃是無情以及無一例外地追逐自身利益，無論這將會對他人造成何種有害的後果。」就此而言，企業從其法律定義上看就是一種「病理性的機制」，貝肯還列出了他在企業的病理學機制中所診斷出來的一系列特徵（缺乏同理心、追逐自我利益、鋪張浪費、低情商、攻擊性、對社會漠不關心），以凸顯企業組織本身就好比是一個精神失常的病人。

為什麼這一系列當代社會與經濟實踐過程產生了如此多的精神疾病和精神障礙？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回到啟蒙運動的一整套計劃，尤其要關注誕生於那個時代的一整套人類心理學模型。現代資本主義源自一種十七世紀的人的觀念，它是一種脫離聯繫的、不連續的、非接觸性的自我——這樣的人只被競爭以及狹義的「理性」自利所推動——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概念不僅驅動著整個啟蒙計劃及其經濟模型，同時也為該計劃背書。艾因·麥基奇裡斯特（Iain McGilchrist）指出：「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這兩種思路認為，人類關係差不多只是以功利、貪慾和競爭為基礎的，它們取代了那些基於聯繫和文化連續性的思路。」

現在我們知道這一自我模型是多麼地錯誤以及如何具有毀滅性的了。新近的神經科學研究探討了「社會性大腦」（social brain），此外，現代的依系（attachment）理論、發展心理學以及人際神經生物學的重大進展，也已經決定性地改寫並修正了前面所提到的那個荒唐、過時且孤立的「理性」個體觀——並且還透過對「右腦」主體間性、無意識過程、群體行為、大腦發展過程中同理心以及心智化（mentalisation，心理學術語，指一種透過表面行為認識他人精神狀態的能力——譯註）的角色，以及對情感與認知發展中的語境與社會化之重要性的研究，揭示出一種對人類發展與認同的遠為豐富且更為精緻的認識。

神經科學家大衛·伊格爾曼（David Eagleman）發現，人類大腦本身就依賴於他人的大腦才能確認其存在並成長——他認為「我」（me）這個概念依賴於「我們」（we）的真實性：

「我們乃是一個單數意義上的大型超有機體（superorganism），單個人的神經網絡嵌入到了一個極為龐大的神經網絡之網中。我們的大腦從根本上就是彼此相連並且相互溝通著的，個人的界限從何處開始以及在何處結束甚至都是不太清楚的。你自己是誰與我們是誰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以下這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乃是深深地銘刻在我們的神經迴路當中的：我們需要彼此。」

因此，依賴性與「我們」這種兼具社會性與生物性的存在乃是不可分離、渾然一體的，它好比是我們這臺主機中的電路：按照心理學家路易斯·科佐利諾（Louis Cozolino）的說法：它「使愛變得鮮活起來」。「沒有單一的大腦這種東西，」科佐利諾的發現與另一位心理學家溫尼科特（Winnicott）形成了共鳴，「大腦只存在於其它許多大腦構成的網絡之中。」鑑於上述發現的諸多意義，某些人已經把這一新式的、對於相互依賴、雙邊合作以及社會性大腦等一系列深層結構的神經-科學認識統稱為「神經馬克思主義」（neuro-Marxism）。

Andrzej Krauze的插畫

看起來，資本主義根植於一套具有根本缺陷的、幼稚且過時的十七世紀人性觀當中——它試圖讓我們自認為是彼此孤立的、自力更生的、不與他人接觸的、競爭性的、去語境化的存在——一種無情無義的、非社會化的實體。這種自我觀對我們以及我們的後代所產生的危害已經不可勝數。

很多人相信並且被鼓勵去相信如下看法：以上這些問題以及失序——精神錯亂、精神分裂、焦慮症、抑鬱症、自殘——種種源自於一個「病態世界」（權且引用一下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心理學家，曾為榮格的學生——譯註）的恐怖描述）的綜合症乃是他們咎由自取的，而非這個世界本身的問題。「但如果你的情緒問題並不完全在於你自己呢？」，湯姆·西維爾森（Tom Syverson）問道。「如果它其實是我們的問題呢？如果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生活在一個錯誤的社會呢？阿多諾的這句話或許是對的：『人無法正確地去過一套錯誤的生活。』」

看起來，「錯誤地活著」的根源在於我們生活在一個完全與我們的心理與神經特質相牴觸的社會與經濟系統之內。我們有必要認識到自己的內在與外在世界其實是頻繁互動、相互塑造的，因此，與其將我們對社會與經濟實踐的理解同我們對心理學以及人類發展的理解割裂開來，不如將其合為一體，使其相得益彰。為實現這個目的，我們不僅需要在政治世界與個人世界之間發起一場新的對話，需要建立一種新型的、整合式的心理健康模型，更需要探索一種新的政治。

（翻譯：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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