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首語：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述中，獨闢蹊徑地從宗教的角度出發， 首次系統地論證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生成關係，具有重大的思想價值和啟發意義。 顯而易見，他思想的總趨勢就是致力於探究這樣一個問題，即「近代資本主義為什麼僅僅在西方出現，而同時期的東方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卻沒有發展？ 」經過反覆的論證，馬克斯·韋伯認為新教倫理滋生於西方民族的宗教改革，而新教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其獨樹一幟的理性思維。這種理性思維是近代資本主義飛速發展的根源所在。
資本主義最先在歐洲興起而不是在同樣有著資本主義萌芽的東方產生，這似乎又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絕大多數人拿到這個問題都會不自覺地開始對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儒教的批判，但是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主要舉出中國這個世界大國作為例證，雖然中國有很多有利於資本主義興起的因素，但卻終究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韋伯認為：儒教缺乏將世界加以理性化的轉化工作。換言之,儒學在政治經濟領域缺乏形式合理性而在科學認知領域缺乏理論合理性，最終導致中西文化的不同走向。作為全書的結論，韋伯認為以儒教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也屬於理性主義，但儒教的這種理性主義與以清教為主的西方文化的理性主義有重要的區別，即『清教的理性主義意在理性地支配世界，儒教的理性主義意在理性的適應世界」』韋伯對中國宗教的研究是基於他歐洲中心論的觀點的對於中國宗教「有容乃大」的氣魄的論點難免有一些不當。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直接起源是探討東西方差異問題，這也是一個人類歷史性的疑問：為什麼近代資本主義制度只產生於西歐，而同樣有著悠久歷史的東方卻沒有產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仍然處於萌芽甚至空白階段，韋伯試圖從人文層面上解決這個問題。他通過對各人文因素的分析發現，同時代在西方出現的幾乎所有有利於資本主義的因素，比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類藝術一直建築、印刷、教育制度、官僚制度、政治體制等都可以在東方世界找到相似的影子。並且有些內容還是從東方傳入西方的，同時亞歐大陸的兩邊，區別最大的可能就是西方正在進行的新教改革，於是韋伯從宗教上找到了他的突破口。
我們可以從書中看出了精神力量對社會生活的極大影響，儘管這種邏輯如前文所言有待斟酌。中國的傳統亦型塑著社會現實，或許它也如書中的新教一樣刻畫了商業精神。佛教自東土傳來，宣揚因果報應和轉世輪迴，在漢化過程中少了許多禁慾苦行的教義。而道教土生土長，作為對超自然神靈的崇拜，有很直接的功利目的。比如，治病安宅、驅鬼降魔時才「臨時報佛腳」。各種民間巫術和鬼神傳說都有強烈的神秘和非理性色彩，中國還重視和珍惜現世生活、及時行樂，我們會常說「今朝有酒今朝醉」、「白駒過隙，轉瞬即逝」。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講到的基督教，尤其是改革後的基督教，無論教派，都是十分理性的。信徒的一切活動都在上帝的注目下，對上帝的信仰不隨著世俗活動改變。他們注重靈魂的懺悔，對別人普遍的愛和寬恕。或許因為中國宗教裡不存在所謂的「原罪」，沒有「初罪」，只有不斷的「錯誤」。
馬克斯·韋伯從兩方面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究：
一、理性主義的重要性
如果將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定義為形式上的和平交易來獲取利益的行為，那麼資本主義和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早已存在於世界上的各種文明古國了。但是，韋伯認為西方發展出了資本主義，不僅僅是它在數量規模方面的龐大，而且還指（隨著數量規模的擴大） 出現了在其他地方絕無僅有的類型、形式和方向。資本主義利益沒有在中國和印度發揮作用，是因為中國和印度不具備西方文化獨特的理性主義。經濟的理性主義在這個問題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經濟理性主義受限於採取一些實用理性行為方式的人的能力和性格，宗教力量對人們如何行事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也就說明宗教和經濟理性這種經濟精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二、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與發展
在馬克斯·韋伯看來，「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得以擴張的動力首先不在於資本的來源，而是在於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與發展。不論在哪兒，只要資本主義精神紮下根來並反映出來，便會創造出經濟活動所必需的資本來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否則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便難以展開。」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這個繁雜錯綜、難以索解的課題，本來就允許和需要循著不同的思路和角度進行探究，匯集百家的智慧，而韋伯在這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著作中頗為明確地創建性地從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如下的論斷：在新教倫理這一特定的文化氣氛中培育出來的資本主義精神，具有著理性；正是這種理性，推動了西方經濟的強盛發展，促進了西方工業文明的形成。
韋伯在導論中便以「近代歐洲文化之子」的身份，對現代歐洲最顯著也是最普遍的現象———資本主義作出了發問：為什麼「在且僅在西方世界，曾出現朝著（至少我們認為）具有普遍性意義及價值的方向發展的某些文化現象，這到底該歸諸怎樣的因果關係呢？」韋伯通過對東西方科學、藝術、建築、政治以及經濟的比較得出結論，即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本質區別在於西方獨具而東方卻十分匱乏的理性，東方各國「皆未能走上西方獨具的理性化的軌道」
那麼，要研究理性，就必須追根溯源，來談談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
何謂資本主義精神？韋伯首先引用富蘭克林於1748 年在《給年輕商人的忠告》中的話作了一番形象的說明，將其概括為是貫穿在珍惜時間、講究信用、以錢生錢、勤勞、節儉、守時、公正、謹慎、誠實等品質之中，「並構成了這些人格氣質之最深層動因的，作為人生之天職的獲利慾。」而將獲利慾付諸實施的活動「是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按照合理的、合法的方式進行的，它同訴諸武力和戰爭，利用特權和機遇所實現的斂財行為，有著本質的區別。」
然而，資本主義精神在發展過程之初的表現卻不盡如人意。回想下，自私有制誕生以來，黃金和財富在給人們帶來富足的滿足感的同時，也帶來了無限的貪慾和誘惑———它們像無孔不入的病毒一樣，侵入人們的身體，滲入人們的靈魂。於是，道德底線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法律的尊嚴面臨著空前的危機，人們也在奮力奔向金山銀山的途中陷入深淵。
這種情況在 16 世紀，由於路德的「天職觀」以及卡爾文教的「預定論」而得到改變。「天職觀」是上帝召喚某個人去從事世俗上的工作，獲取一種安定的職業，並且堅守崗位，才會為上帝所喜。而加爾文教的「預定論」更進一步，主張並非上帝為人類存在，而是人類乃為是為上帝存在；上帝在宇宙萬物中挑選了一小部分做為選民，只有選民才能得救。「這一教說以如此悲壯的不近人情，對於信奉這堂皇邏輯的那一代人，必然造成重大的結果，尤其是：個人各自內在空前的孤獨感。」強調的是勞動做為天職，是為上帝增加榮耀的而不是只是一種逐利行為。這樣，人們就受到了約束，從而使得生活生產更加理性化。資本主義精神要求人們依靠自身的能力發家致富，而不是靠投機取巧、武力掠奪等等這些非理性的手段，並且按照嚴格的經濟核算以及採用科學方法來指導生產過程，這便是理性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的理性的生產組織模式，「從科學觀點來重組生產過程，用以解除生產過程中人類天生自然的生物的限制，從而使勞動生產力得到擴大。」
天職觀念是資本主義在西方得以巨大發展的精神動力, 而資本主義精神得以產生的基礎在於宗教改革後所產生的新教倫理, 即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禁欲主義之間有著明顯的「親和性」。韋伯闡述和分析了宗教改革後形成的四大具有禁欲主義傾向的新教派別，即加爾文教、虔信派、衛理公派、再洗禮運動諸派，他發現「所有的宗派共通的一個觀點，亦即將宗教的『恩寵狀態』視為一種身份，具此身份的信徒因而與被造物的墮落、與『現世』相分隔，而此一身份的擁有，儘管因應各宗派的教義而各有不同的獲取手段，但無法藉由任何的巫術———聖禮手段、懺悔赦罪或個別的虔敬善功而獲得保證，能夠加以保證的唯一辦法，是證明一己的行為舉止迥然有異於『自然』人的生活方式。」在這個過程中，韋伯提到了「祛魅」，這其實是理性的另一表現方式。他說道，過去的天主教徒相當重視教會的聖禮，因為這可以看作是一種救贖的的手段，而加爾文教徒卻貶斥這樣的做法，認為不能用任何巫術來改變上帝的意旨和獲取恩典。「一切外在的儀式遽然失掉了其原先的價值，宗教回歸到它最單純的起點，沒有繁文縟節，只有最真誠的信仰蓋過一切。」在禁慾的過程中，首先，「新教倫理以宗教的方式確認了正當追逐財富的合法性。」「其次，新教倫理在主張合理追逐財富的同時又強調合理限制消費的必要性，從而有力地推動了資本積累」「最後，新教倫理哺育了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人的崛起。」這也是資本主義精神理性化的表現。
韋伯力圖通過證實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之間的關係, 向世人強調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是一個理性化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祛魅」的過程。然而,韋伯也很敏銳地預見了理性的弔詭。他認為，當理性失控，世界似乎由此陷入了另一種深淵。他看到，資本主義精神的「宗教根基，即使在富蘭克林那兒，也業已枯萎衰亡。」信徒們「對於外在事物的顧慮，應該只是像件披在聖徒肩上的『隨時可以卸下的薄鬥篷』。然而，命運卻使得這鬥篷變成了鋼鐵般的牢籠。禁慾已著手改造世界，並在這世界踏實地發揮作用，結果是，這世間的物資財貨，如今已史無前例地贏得了君臨人類之巨大且終究無以從其中逃脫的力量。如今，禁慾的精神已溜出了這牢籠———是否永遠，只有天曉得？總之，獲勝的資本主義，既已盤根在機械文明的基礎上，便也不再需要這樣的支柱。」在資本主義時代，人們將理性嫻熟地運用於
科學、文學、藝術甚至道德，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理性也在被使用的過程中成了人們滿足自身欲望的工具。19 世紀 20 世紀初的資本主義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之景，理性解放了生產力，解放了被束縛的人類，於此同時，人類也在追求權力與欲望的同時，喪失了理想和信仰，被推向了不可預測的深淵。現在，環境問題、生化危機以及由先進的科學技術給人們帶來的生活上乃至心理上的衝擊，使得我們不得不直面理性的弔詭。因此，關於資本主義精神與理性方面的問題也更加值得我們思索，我想這對於當代中國的發展也是很有借鑑意義的。
參考文獻：
1.《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馬克斯·韋伯；
2.《中國古代科學》 李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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