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格蒙特·鮑曼的理性主義與反理性主義

陶力行/文

齊格蒙特·鮑曼於1925年出生在一個貧窮的波蘭猶太家庭，二戰爆發之後，全家逃往蘇聯。1943年，鮑曼加入了在蘇聯的波蘭軍隊，後來升任上校，在軍隊任職期間，學習了社會學。1953年，鮑曼在反猶清洗中遭到迫害，被撤銷了軍職，於是轉道學術，次年加入華沙大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系，從此走上社會學家之路。他的早期研究主要關注階級和社會分層、英國勞工運動等問題，繼承的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1968年，鮑曼再次遭受政治迫害，不僅被迫離職，還被驅逐出波蘭，但幸運的是，不久之後就在英國利茲大學獲得了教職，得以重啟新的職業生涯。初到英國時，西歐思想界正處在反思近代理性主義的浪潮之中，「入鄉隨俗」的他改變了研究方向。1980年代開始，他陸續出版了幾部有關理性主義的作品，最著名的就是《現代性與大屠殺》。

作為一名經歷過二戰和冷戰的思想家，鮑曼的主要學術經歷都在反思現代理性主義及其產物。雖然不同的人生階段有不同的關注重點，但是他自1980年代以來的大部分作品都試圖傳達這樣一個信號，即社會是一個複雜系統，任何一種現象的發生或問題的產生都牽涉到多重社會關係的組合，在理解這些現象和解決相關問題時，若採取現代理性主義者的機械論立場，那人類將面臨巨大的災難。如果說《現代性與大屠殺》是對「理性主義會導致巨大災難」這一命題的例證，那《社會學之思》就是在告訴我們，除了機械論立場以外，思考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即社會學的有機論立場。只要仔細閱讀，就會發現《社會學之思》一直在和《現代性與大屠殺》對話。

現代理性主義

一般認為，現代社會的形成起步於1517年，以宗教改革運動為標誌。1517年以前，歐洲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由羅馬教會所把持的基督教主義（Christian－ism）。在當時，《聖經》被教會確立為最高真理，所有知識（knowledge）的正確性都依賴於《聖經》的背書，因為羅馬教會對於《聖經》的解釋享有壟斷權，所以他們也就壟斷了人們的認知方式（epistemology）。1517年，馬丁·路德在維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門上張貼出《九十五條論綱》，向羅馬教會宣戰。從組織管理上而言，當時的教會積弊已久，人們對此早就積怨很深，但由於擔心教會的報復，所以一直敢怒不敢言。直到馬丁·路德把教會的腐敗問題擺上桌面後，人們才開始意識到，必須聯合起來倒逼教會改革。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馬丁·路德的陣營，既有普通百姓，也有各路精英貴族。「廣泛的民意基礎」削弱了羅馬教會對於意識形態的控制，尤其是在解釋《聖經》這件事上，羅馬教會不再享有壟斷權。帶來的結果是，不少新型教派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各地出現。

新型教派反對羅馬教會，但他們並不希望人們拋棄基督教信仰，畢竟其意識形態底色依然是基督教主義。為了有一天能夠團結信仰，新興教派需要引入新的理論彈藥。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笛卡爾（1596-1650）、斯賓諾莎（1632-1677）、牛頓（1643-1727）、萊布尼茨（1646-1716）就是那些輸送理論彈藥的人，他們生產了大量被後世歷史學家歸為科學範疇的知識。雖然他們生產的知識有很大差異，但他們普遍堅持兩點：第一，這個世界的運行是確定的以及服從特定規律的。所謂規律，即能引發重複性現象的原因；第二，人們可以通過發明與引入分析工具而非藉助《聖經》的表述來掌握這些規律。

因為分析工具的發明與引入依賴於人的推理能力，即理性，以及分析工具主要是指數學這樣的形式語言，所以這些人被稱為「形式理性主義者」。當代有不少思想史著作會從形態學角度將理性主義視為基督教主義的對立範疇，但這樣的處理方式是錯的，因為它忽視了歷史的因素。從歷史的角度看，弗朗西斯·培根、笛卡爾、斯賓諾莎、牛頓、萊布尼茨等都是信教者，他們相信世界是一臺精密有序的機械，如果不是上帝的創造，世界就不會這麼有序，更別提用形式語言表述這種有序了。

18世紀之後，歐洲諸國之間加劇的競爭促進了生產設備的迭代，大量機械被發明出來。因為機械的發展依賴於各種形式理論的轉化，這讓不少思想家意識到，基於形式理性主義發展出來的知識不僅有解釋性的功能，還有工具性的價值，於是他們在談論理性時，更願意從「產出」的角度展開，這點在英國人那裡尤其明顯。例如邊沁（1748-1832）就認為，說A行動比B行動更理性，是因為A行動能比B行動產生更多的幸福/好處。以計算為基礎、講究知識效用的觀念，就是「工具理性主義」。根據社會學家趙鼎新的解釋，軍事競爭和經濟競爭是能夠直接比出勝負的競爭方式，它們會導致工具理性主義的發展，因為勝負的確定依賴於計算和對比。

工具理性主義的發展讓人意識到「能夠創造事物的不僅有上帝，還有人本身」，但它只是稍稍撬動而非顛覆基督教主義的基本盤。對基督教主義產生實質性衝擊的是價值理性主義，其代表人物是盧梭（1712-1778）、百科全書派、歐文（1771-1858）、聖西門（1760-1825）、夏爾·傅立葉（1772-1837）以及最著名的是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在他們看來，工具理性主義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成就，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之所以不能解決，並不是因為人的能力不足，而在於傳統宗教意識形態束縛……

價值理性主義者對人性以及人類的未來充滿信心，認為人類歷史已經到了轉折點，主張用新價值代替舊的基督教主義價值來改造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以及我們每一個個體，從而實現一個「完美世界」……有意思的是，雖然價值理性主義是內生於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但到了20世紀，它的主張卻成為了大量後發國家尋求發展的實驗性綱領，而在西方世界內部，它在反理性主義的思潮下遭遇了「汙名化」。

反理性主義和鮑曼的反思

反理性主義其實一直伴隨在理性主義的左右，從19世紀末的尼採、卡夫卡到20世紀初的海德格爾以及各種文學流派，都有反理性主義的影子。二戰以前，反理性主義的趨勢並不是太顯現，但是二戰之後，它吸納了來自不同陣營的知識精英，既有反殖民主義者和反國家主義者，還有文化相對主義者和解構主義者，形成了思潮。這些來自不同陣營的人非常靈活地將自己的經驗與反理性主義話語相結合，分化出了三種形態的反理性主義，即反形式理性主義、反工具理性主義以及反價值理性主義。

雖然反理性主義的思潮起源於知識群體內部，但使得思潮得以形成的條件並非知識群體的自發意識，而是二戰結束時所奠定的左傾化政治生態。二戰結束之後，世界被劃分成由美蘇兩國分別主導的政治軍事集團。雖然兩大集團都視對方為死敵，但鑑於兩隻領頭羊都是核武器大國，所以各方都保持著行動上的克制，轉入以意識形態之爭為主的冷戰模式……從國家層面看，兩方保持著勢均力敵的狀態，直到冷戰結束都如此，然而在社會的公共輿論層面，由於知識分子左傾化，西方世界一邊倒地支持蘇聯集團。

以法國為例。二戰剛結束時，法國知識界的意識形態光譜分布比較均勻，但戰時參加法國地下抵抗運動的知識界主力是反納粹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他們在戰爭期間積累下了道德資本，在戰後，利用話語權借「反納粹思想餘孽」之勢把一些持民族主義態度的知識分子趕出了主流，導致左右失衡。這種左右失衡狀態在冷戰時期的每一次重大事件發生後都會加劇，比如1954年11月爆發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當時，法國政府無視戰前承諾，派軍隊鎮壓阿爾及利亞遊擊隊，結果給主張反殖民主義的左派知識分子「送了子彈」。知識分子是意識形態權力者，可以塑造公共輿論，當他們集體左傾時，社會也就左傾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即便是那些理應保持價值中立的學術界也不斷走上「自我否定」之路，為了批判自己所處的陣營，他們從西方傳統內部尋找精神的「劣根性」，將現代思想的出現——即現代理性主義——視為一切不良行為的原罪。鮑曼進入英國時，美國陣營正經歷聲勢浩大的左派運動，反理性主義思潮如日中天，耳濡目染之下，他順利地承接了反理性主義的話語，並將其應用在了大屠殺的分析之上。

在解釋「為什麼德國人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屠殺這麼多猶太人」，他提供的原因是：納粹的大屠殺過程是一個高度流程化的操作，它將殺人事件分解成若干連續性步驟，當每一個步驟都變得非常容易操作時，整體的殺人效率就提高了。在解釋「為什麼反猶主義能夠升級為大屠殺」，他的說法是：追求純粹性的德國人相信，猶太人是一種畸形、不純潔的化身，一種癌症，通過組織一個宏大的官僚機器、採取控制性的手段就可以將這種癌症根除掉。在解釋「為什麼德國人能夠免於良心的譴責去執行大屠殺」時，他認為：在高度流程化的操作過程中，官僚體系中的每一個執行者都只是在完成局部性的任務，雖然總流程是殺人，但對於深嵌在組織鏈條中的一員而言，這卻是一個盲點，以至於在參與殺人的時候免於責任感。

在鮑曼的筆下，大屠殺不是一個待解釋的對象，而是一個用來註解現代社會的案例。雖然這個案例是一個經驗性事件，但鮑曼只是在不遺餘力地將執行大屠殺的官僚機構描繪成一個超大的機械體，絲毫沒有通過比較的視野去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以至於得出了「大屠殺是一個現代社會內生性產物」這樣一個既沒辦法證實也沒辦法證偽的結論。如果有讀者願意，完全可以找出某個古代社會屠村的例子，通過將納粹大屠殺與之作類比，然後將納粹大屠殺說成是一種人類社會的「返祖現象」。但這樣的做法只是徒增了一個漂亮的隱喻而沒有給讀者增加任何信息含量，更別提知識含量了。

從《現代性與大屠殺》到《社會學之思》

當一系列諸如大屠殺這樣的惡性事件都被歸為理性主義的後果時，理性主義式微，反理性主義崛起並成為了主導知識生產的意識形態。理性主義和反理性主義在本體論層面和認識論層面存在根本性差異。在本體論層面，理性主義者認為，社會是一臺精確的機械，其運作符合規律，而反理性主義者則認為，社會是高度不確定且複雜的有機體；在認識論層面，理性主義者認為，知識是固定的因果關係，且這種因果關係必須通過一個穩定的形式系統來表徵，而反理性主義者則認為，知識是默會的、碎片式的，要獲得這些知識只能依賴於人的感受而非形式系統的構建。就這個意義上而言，《社會學之思》是《現代性與大屠殺》的延續，前者是一部基於反理性主義立場的批判性作品，後者則是從反理性主義立場出發的建構性作品。

從《社會學之思》一書的內容上來看，鮑曼有著廣闊的視野，他將當代社會的各個面向都納入了自己的考察範圍，主題涵蓋個人行為、物質交換、時空流動、技術嵌入、社會風險等多個領域。他在論述每一個主題時，都會從個體感受出發，然後回歸至個體所在的社會網絡，通過不斷呈現出各種關係的交錯與對抗，以提醒讀者，看似獨立與自由的個體總是受制於各種可見或不可見的條件，從來無法獨善其身地行動。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們的行動會被我們自己以及他人如何看待，都是在這些關係中構成的。行動、自我，以及社會認同和理解，都是密切關聯的。」因此，即便是健身這樣貌似純粹以健康為目的的私人行動，在鮑曼看來，也無法迴避滿足他人期望、在眾目睽睽之下展示表演的迎合式動機。鮑曼的核心論點是：社會關係決定人的感受，而人的感受決定他的行為。

不過，在鮑曼的文本中，「決定」是一個很曖昧的語詞，它並不被表徵為一種清晰的一一對應關係。因為社會關係類型多樣，以及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會同時背負多重社會關係，所以在鮑曼筆下，這些關係總是以混雜的方式「共同存在」，並以集體的方式「共同決定」每一個具體行動的發生。但這樣的認識是錯的，因為雖然任何一個行動者都同時背負多重社會關係，但不同的社會關系所表現出來的權重並不一樣。在具體語境中，只有權重大的社會關係才會起主導性作用（dominant）……

鮑曼沒有辦法理清不同關係間的層級性以及特定語境下的權重分布，這是因為他採取的方法論是「解讀」而非「解釋」，即一種「重意義、輕因果」的知識構建方式。至於解釋，則是對於因果關係的陳述構建這樣一種知識的方式是歸納和比較：先明確觀測範圍，然後對被納入觀測範圍的所有事件或行動進行考察和比較，接著明確其中的差異性，最後對這種差異性歸因。因為基於差異性的比較依賴於量的考察，所以在解釋特定事件時，在量上不顯著（insignificant）的說法都可以被拋棄，留下的說法，則可以按照量的分布確定權重。

通過比較兩種知識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出，解釋性生產總是具較強的決定論色彩，而解讀性知識總是語境依賴……

解讀性知識的生產高度依賴於私人感受、聯想和類比，所以解讀性知識的生產總是千差萬別……一千個讀者縱然可以生產一千個莎士比亞，但不是每一個莎士比亞都重要，讀者也沒必要窮盡地去了解那一千個莎士比亞，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一些不重要的莎士比亞給剔除出去。然而，無論是《現代性與大屠殺》，還是《社會學之思》，鮑曼生產的大部分知識都只是解讀而非解釋。

鮑曼之所以後來會提出「流動的現代性」這樣一個概念，就是因為他走馬觀花式的思考讓他把握不住社會的形態，看一切都不穩定，以至於膚淺地反對機械論。理性主義有缺陷，不代表反理性主義沒有缺陷。雖然理性主義將社會假定為一臺精確的機械是錯的，但這不代表在我們的複雜社會中不存在廣泛的非常固定的（fixed）機械式現象。社會學的目的縱然不是為了生產顯白的命題，但是將如此固定的因果關係從複雜的社會表現中剝離出來卻是社會學得以存在的理由。就這點而言，鮑曼並不是一個很有反思能力的學者，他對於反理性主義立場的全盤接受阻礙了他在智識上做出突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