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建國:新理性主義雕塑融入理性思辨與文化自覺

胥建國《眾志成城》 金屬 2001年

環視新時期中國大江南北風起雲湧的雕塑浪潮，一種創作思維越來越被更多的雕塑家採納應用，這一凸顯並具有多面性不均衡發展特性的創作思維，其核心理念就是中國哲學思想中的理性主義，概括起來可以稱之為「新理性主義雕塑」。

新理性主義並非是突然生成的一種創作理念，它與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優秀文化，特別是中西方歷史上的理性主義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繫，也因此聯繫使當代中國雕塑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呈現出中西交融的種種樣態。

新理性主義雕塑即不是民間社團也非專業團體的學術理論，它是一個時代多個群體中部分藝術家對本土文化反思後形成的近似思維，它沒有具體的共同綱領和探索途徑，但有著日益清晰的探尋目標和方向，驅使這些藝術家潛在聚合的動力就是對本土文化的自覺。

胥建國 《意氣風發》 鑄銅 2013年

百年來，中國雕塑家探索具有自身文化內涵和本土造型特點的步履從未停息過。從純粹民族民間的木雕、石雕、彩塑到引入西方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從沿襲傳統的民間工匠、藝人到留洋歸來的學者、藝術家，堪稱不乏其人，承前啟後。但從現代雕塑概念與研究範疇講，探索的主體是後者，探索的核心是西學東漸後如何洋為中用的本土化與民族化問題，研究的主要機構和平臺是以現代教育為主體的院校等。其中在20世紀後半葉的代表人物有「融通古今，以中化西」的王臨沂、「具有中國傳統雕塑神韻」的馬改戶、「深諳中西雕塑傳統」的錢紹武、「立足本土，博採西方」的邢永川等先生。而從中國雕塑整體發展以及群體意識的大扭轉看，出現重大變化的時間節點是在新世紀元年後的20個年頭。這20年裡不僅社會背景有了重大的變化，藝術的市場與發展空間也有了空前的變化，這一划時代的歷史性變化，不同以往的就是在國際視野下對本土雕塑在藝術上做出的理性慎思。

胥建國 《無為》 金屬 2017年

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創作離不了感性認識，也離不開理性認識。從遠古巖畫到現當代藝術中的塗鴉，從中國繪畫的潑墨寫意到西方繪畫的表現主義和抽象主義，從文學寫作的隨筆到音樂的即興哼唱、舞蹈的聞雞起舞，所有的隨心所欲和刻意行為中無不夾雜著感性的衝動與理性的思辨。

從感性到理性是人認識外界的過程。感性是基礎，但只能認識現象，有賴於理性把現象的認識提升到更高的層面，以解決本質問題。承認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即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和認識過程是不斷發展的過程，也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

從科學角度看，宇宙運動變化與人類繁衍發展都是大道運行的常態，相對大於絕對，運動多於靜止，本質大多都隱於表象之下。宇宙中物質的運動具有絕對性，而人之精神、情感、思想、觀念則具有相對性。

源於人類整體和每一個個體所處的空間位置和視覺角度的不同，以及對前人認知經驗積澱多寡的差異，人的認知觀也會出現差異與不同，這就需要採取求同存異的包容心態，在尊重真理和科學前提下，力求和而不同，共謀發展。

胥建國 《大方無隅》 金屬 2017年

理性主義（Rationalism）是建立在以知識來源為基礎，進行推理的一種哲學方法，是用科學來理解和解釋自然的哲學道路。西方的理性主義一般認為產生於笛卡爾理論，傳播於17-18世紀間，它體現著科學與民主思想，是啟蒙運動的哲學基礎。這一涵蓋自然科學、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教育學等知識領域的運動，不僅為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提供了框架，也促發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興起。

西方哲學自文藝復興後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中葉的近代哲學，核心表徵是理性主義；第二個階段是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近現代哲學，重要表徵是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第三個階段是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到後現代主義哲學，主要表徵是反理性主義(Anti-rationalism)。

胥建國 《玄門》 金屬 2018年

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是一位形上學的理性主義者和重視理性的科學主義者，也被稱為「近代哲學之父」。他在哲學上比較接近柏拉圖，將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融為一體，其理論對近現代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上溯西方哲學，提出「水是萬物的始基」的泰勒士（Thales，約公元前624-前547）卻是最早將哲學納入到理性的人，他講的哲學本質是理性的論斷，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表現了人類思維的統一性，彰顯了哲學和理性思維的基本特徵。

與泰勒士和他所屬的伊奧尼亞學派（Lonian school，也稱米利都學派）在理性思維中還夾雜著一些感性成分相比，義大利南部的畢達哥拉斯學派(Pythagoras)的態度更加明確清晰，這一學派提出的「數是萬物的始基」不僅成就了古希臘第一個真正的理性主義學派，也把數學推至為從古希臘到近代歐洲表現理性的最典型科學。

畢達哥拉斯學派之後，還有以追求知識的理性和確定性來反對感性事物不確定性為特徵的愛利亞學派(Eleatic school)，以及與愛利亞學派唱反調，打著「人是萬物的尺度」感覺主義大旗的智者學派(Sophists)等，但真正為古希臘建構起理性主義大廈的是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前347），他通過對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理性思想的縱深發展，系統闡述了理性主義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將西方哲學的理性之源確立為真、善、美，由此極大地影響了後世。

胥建國 《和而不同》花崗巖 2012年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功績是將「主動理性」臻於極至，並把古希臘理性主義推向了巔峰。他那包羅萬象的本體論哲學堪稱集古希臘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大成。

縱覽古希臘理性主義，從產生到形成兩個主要因素就是外部環境的相對平和與內部文化的相對民主。古希臘文化中雖環繞著眾神，但統治社會的並不是神權，精神世界與現實政治之間始終能夠相互包容並存，有著高度的同構性。這種由理性主義奠定的人文基礎不僅與中世紀以神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形成了鮮明對比，也為文藝復興高舉人文主義旗幟，反對封建和中世紀神學世界觀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武器，奠定了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基調。

中國理性主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西周前，殷商奴隸主因信奉宗教，認為神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大小事都會讓巫師求神問卜。西周后，統治者將殷商尊神的做法改成了「敬天保民」，開始轉向人文精神和理性主義。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人文精神和理性主義的進一步拓展，大多數思想家的立場開始轉向無神論，哲學探討的主題也逐漸轉向了人性的完美和對現世人生的意義等方面的研究。荀子的以「道」為「衡」，講的就是人對自然規律和法則的理解與衡量，這一主張奠定了人文精神和理性主義在中國文化中的基礎，為兩漢和南北朝時期抵制春秋公羊說、讖緯之學以及佛道兩教等影響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並為宋、明以後統治集團全面接受儒學思想，削弱宗教勢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縱觀中國歷史並橫向比較中西方哲學，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主義與歐洲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主義有著部分近似之處，理論的形態也比較相通，這或許正是中國古代哲學和傳統文化在17世紀傳到歐洲後，被啟蒙主義者廣泛接受並大力宣揚的主要原因。

胥建國 《大道至簡》鍛銅 2017年

從文化發展和歷史進程兩方面看，新理性主義雕塑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對延展體現於中國雕塑造型形態中蘊含的多種創作思維方式所作出的一次梳理，是經過分離剖析獲得的一種理論概念，它超越了雕塑內容題材和不同表現形式，跨越了不同地域、學派、風格，以及各種具有探索性的個人或群體對雕塑的多樣詮釋，它運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主義，結合當代藝術發展理念和動向，在深層次上探求了當下中國雕塑發展面臨的諸多問題。新理性主義雕塑既不是延續西方學院派寫實主義的變種，也不是對西方現當代藝術流派簡單的模仿或複製，它們具有的一個共同藝術特徵就是在作品中努力揭示或展現中華優秀文化和民族藝術精神，且在創作過程中融進了更多的理性思辨與文化自覺。

新理性主義雕塑產生於21世紀頭二十年中國，主要的催化劑就是經濟發展帶來的國力強盛和文化自信。在這二十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雕塑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引入的歐洲學院式雕塑，五六十年代借鑑的蘇聯雕塑，以及在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後湧入的西方現當代藝術，在時代背景、社會狀況和藝術家境遇等方面都有了極大的變化。這次藝術的繁榮顯示出了當代中國雕塑家寬闊的國際視野，博大的包容胸懷和自信的本土意識，雕塑的創作步伐不再像以往那樣顯得困惑、遲疑、匆忙，而是邁得更加從容堅定，彰顯了藝術的新氣象。

在這種新氣象中，儘管還存在著些許追風趕潮、譁眾取寵的成分，但已明顯減少或變得矜持了許多，那些依靠資訊封閉的「精明」炒作和瞞天過海的愚眾行為，其活動空間不僅越來越狹窄，運作的市場也日益蕭條。伴隨著越來越多雕塑家創作意識的理性回歸，視野也從前望、回眸的直線轉化成了三百六十五度，精神需求與世俗價值獲得了新的平衡，雕塑的探索路程上也已然多了冷靜審視和批判，更加獨立的理性思辨也顯然成為雕塑家在多種文化交叉中尋求自我的新坐標。雖說在回歸本土傳統意識的行為中，還不乏以傳統表象元素來趕場的膚淺作品，但由主流藝術形成的文化自覺而轉化出的創作主動，在很大成分上已助推了雕塑家在對比中的評判，知曉了在雲湧風潮中恰當的安頓自我，展現出了當代中國雕塑家的社會責任和時代擔當。

文/胥建國

2020年8月15日於荷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