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以後,西方的理性主義就「病了」

2020-12-03 文思匯談
科學成果—飛彈

近代以來,科學技術的力量親眼被世界見證,西方人依靠洋槍火炮肆意發展自己的野心,自詡為「霸主」的西方人甚至以為依靠科技就可以稱霸世界,其實他們沒有發現他們已經「病了」。

畢達哥斯拉,哲學就是愛智慧

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哲人便力求認識論上的真理、絕對真理,儘量排除「意見」。這種精神鑄造了歐式幾何等一大批學術理論成果,奠定了西方理性主義的傳統。超越事實和自然,自由地思考,認識自己,這被古代希臘人視為最崇高的事業,最理想的精神世界。也正如西方先哲所言「愛智慧」。

古希臘先哲對於知識的熱愛

指導近代科學的崛起,邏輯學和實驗科學的大踏步飛躍,看著是理性主義蓬勃發展的強盛時期,背後卻是西方理性精神片面發展,知識異化,科學從理想的生活方式淪落為技術,甚至成為殺人手段(兩次世界大戰)。人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扭曲,那種古老的哲學傳統一去不返,西方的理性病了,這也意味這西方的人性病了。

二戰沉落海底飛機

西方理性該如何自我治療呢?直接放棄科學技術的一切成就嗎?還是高呼「人間充滿愛」,兩種方法都不合理。西方人有理性主義的傳統,「解鈴還須繫鈴人」,他們相信事物的規律和邏輯的力量,只有對理性本身治療,才能回歸到原本正統的理性道路。近現代的科學已經遺忘了原本理性的「初心」,它自以為自己是自足的,是絕對的,甚至還要審視哲學,超越於哲學之上,它已經忽略了它自己被限制的條件,它也是哲學的一部分。

榮格,一個經驗主義者

這種病勢必要引發一系列症狀,它使人遠離人性和生活,正如榮格所說,科學的嚴密性一味要求人們摒除人們自身感性所帶來的錯誤,相信數據和實驗的力量,但這勢必是不合乎人性的,人怎麼能遠離感性呢?誰能保證原子內的電子運動不具有精神性呢?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看到了這一點,認為感性是要比理論的探討更重要的。但進入20世紀,感性活動對現代人來說,幾乎成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烏託邦,也正因為這一點,哲學開始思考「人」,這也是西方存在哲學的起源。

印象派大師,莫奈

十九世紀以後,西方人感到科學主義的蒼白和虛假,它遠離人性和真正的生活。在藝術領域,印象派反對科學的透視法,強調色彩、感覺,主張「用自己的眼睛看(莫奈)」;文學中的意識流小說和心理小說的興起也表明要還原人的真實性。這也恰好表明了一切科學的真理都要以人性本身的真理為基礎。但卻有人因此反而要全盤否定理性和科學,進而發展出非理性主義和神秘主義,其實這種主張也表明了西方理性的墮落。胡塞爾認為,西方的一切非理性都要回歸到理性主義(我本人曾寫過一篇短文,就是說明如果理性是個完備的概念,那麼對於神學,宗教學等一切認為是非理性的學科其實都是理性的追求,有機會發一下),只是未達到某種理性的自覺而已。

意識流文學先驅,普魯斯特

沒有理性就沒有整個西方文化,問題是打破科學的自我僵化的局面,重新認識自我,就需要對非理性和科學理性進行深刻的反思和追溯,返回古代思想的源頭,找到自己的「病因」。

相關焦點

  • 西方哲學史中的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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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鄧曉芒:西方哲學史中的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
    西方哲學中完全打破傳統、重估價值的人是尼採,他首次拋開以往那些對哲學史加以概括的陳舊框架,而創造性地從古希臘哲學中挖掘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這一對範疇來描述西方哲學的進展。自那以後,西方哲學中一直處於隱性的非理性主義開始浮到面上來,與傳統的理性主義的主流形成分庭抗禮甚至常常取而代之,直到後現代思潮使非理性主義成為時代的顯學,使這一兩分格局被確定為考察西方哲學史的常用框架。
  • 中國文化中的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
    (原標題:中國文化中的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 在人類的封建時代,非宗教的具有濃厚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佔據著統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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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文化史家們的努力,並非完全出自興趣,而是讀者群的需要大家好,很高興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為大家介紹的內容是關於19世紀西方社會思潮。根據彼得·伯克等當代西方文化史家的研究,自近代早期開始,西方社會的大眾文化生活日益發展,並且相當一部分上層社會參與其中,特別是當18世紀末,民族主義浪漫興起之時,各民族都忙於發掘自身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大眾文化,與政治不相關的生活領域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特別是19世紀,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文化的普及、教育水平與國民素質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為社會生產提供大量合格勞動力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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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希臘的高度理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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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主義把知識技術化和工具化   理性主義的知識論已滲透到17、18世紀歐洲文化的各個領域,如歐克肖特所說,在那時,即使是詩歌和戲劇,人們也明顯專注於技術,專注於寫作規則,沒有活動得以倖免,沒有社會不受觸動。  但是這樣一種相對穩定的知識劃分在啟蒙運動中被動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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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讀罷《大轉型》不禁感嘆:西方文明的靈魂依然留在19世紀!
    促使波蘭尼在美國佛蒙特州本寧頓學院潛心兩年寫作此書的,是一個在匈牙利、奧地利、英國、美國、加拿大之間遊走的顛沛流離者所見證的時代大轉型:包括1815年-1914年西方世界「百年和平」的終結;防止大國大戰的勢力均衡、組織世界經濟的金本位、造就空前物質繁榮的自律市場和自由主義國家所構成的19世紀西方文明的瓦解;
  • 《中庸》的理性主義精神
    長期以來,就儒學能否與西學比較和溝通的問題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一者,無論是從本土文化的立場還是從西方文化的立場來看,中西方文化植根於不同的歷史土壤,而具有迥異的內在邏輯結構和外在表達形式,故中西會通很難實現。一者,簡單地以西方哲學的邏輯框架來規範儒學必定會陷入內在理路和外在框架的雙重背反。
  • 科學精神的緣起: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
    古希臘人最眾不同的一點是,他們非常酷愛抽象思考,習慣對世界建模,擅長形上學的「理性主義」思辨。 是古希臘人獨創了理性主義的新路徑,此後直到20世紀,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之爭從未停息:笛卡爾與維柯信徒們的唇槍舌戰,14世紀直覺派畫家和恪守「科學」方法畫家的口水仗,科學醫師與江湖郎中的爭吵,不勝枚舉。這是思想歷史發展的永久特徵。古希臘詩人阿奇羅庫斯說:「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蝟知道一件大事情。」
  • 淺析李普曼著作中的理性主義思想
    (來源:西部學刊) 摘要:筆者通過通讀李普曼傳記及其著作,從理性主義這個切入點探究表現在李普曼生平及著作中多樣且豐富思想中的冰山一角,揭示理性主義思想在李普曼論述及著作中所起到的支撐作用及其的思想流變及其矛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