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以來,科學技術的力量親眼被世界見證,西方人依靠洋槍火炮肆意發展自己的野心,自詡為「霸主」的西方人甚至以為依靠科技就可以稱霸世界,其實他們沒有發現他們已經「病了」。

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哲人便力求認識論上的真理、絕對真理,儘量排除「意見」。這種精神鑄造了歐式幾何等一大批學術理論成果,奠定了西方理性主義的傳統。超越事實和自然,自由地思考,認識自己,這被古代希臘人視為最崇高的事業,最理想的精神世界。也正如西方先哲所言「愛智慧」。

指導近代科學的崛起,邏輯學和實驗科學的大踏步飛躍,看著是理性主義蓬勃發展的強盛時期,背後卻是西方理性精神片面發展,知識異化,科學從理想的生活方式淪落為技術,甚至成為殺人手段(兩次世界大戰)。人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扭曲,那種古老的哲學傳統一去不返,西方的理性病了,這也意味這西方的人性病了。

西方理性該如何自我治療呢?直接放棄科學技術的一切成就嗎?還是高呼「人間充滿愛」,兩種方法都不合理。西方人有理性主義的傳統,「解鈴還須繫鈴人」,他們相信事物的規律和邏輯的力量,只有對理性本身治療,才能回歸到原本正統的理性道路。近現代的科學已經遺忘了原本理性的「初心」,它自以為自己是自足的,是絕對的,甚至還要審視哲學,超越於哲學之上,它已經忽略了它自己被限制的條件,它也是哲學的一部分。

這種病勢必要引發一系列症狀,它使人遠離人性和生活,正如榮格所說,科學的嚴密性一味要求人們摒除人們自身感性所帶來的錯誤,相信數據和實驗的力量,但這勢必是不合乎人性的,人怎麼能遠離感性呢?誰能保證原子內的電子運動不具有精神性呢?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看到了這一點,認為感性是要比理論的探討更重要的。但進入20世紀,感性活動對現代人來說,幾乎成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烏託邦,也正因為這一點,哲學開始思考「人」,這也是西方存在哲學的起源。

十九世紀以後,西方人感到科學主義的蒼白和虛假,它遠離人性和真正的生活。在藝術領域,印象派反對科學的透視法,強調色彩、感覺,主張「用自己的眼睛看(莫奈)」;文學中的意識流小說和心理小說的興起也表明要還原人的真實性。這也恰好表明了一切科學的真理都要以人性本身的真理為基礎。但卻有人因此反而要全盤否定理性和科學,進而發展出非理性主義和神秘主義,其實這種主張也表明了西方理性的墮落。胡塞爾認為,西方的一切非理性都要回歸到理性主義(我本人曾寫過一篇短文,就是說明如果理性是個完備的概念,那麼對於神學,宗教學等一切認為是非理性的學科其實都是理性的追求,有機會發一下),只是未達到某種理性的自覺而已。

沒有理性就沒有整個西方文化,問題是打破科學的自我僵化的局面,重新認識自我,就需要對非理性和科學理性進行深刻的反思和追溯,返回古代思想的源頭,找到自己的「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