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兩種知識
——鍾祥財研究員在中國科學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的講演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發現知識、積累知識、運用知識的過程。亞里斯多德所說的知識大體有兩類：一類是技術性知識，另一類是非技術性知識。技術性知識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但人類畢竟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非技術性知識體現人的本質、尊嚴和價值。
今天，延續人類文明急迫地需要技術性知識和非技術性知識發揮協同作用，因為知識不僅造福人類，更重要的是能夠保護人類，給人類以安全感；知識不僅能使人類富裕，而且能使人類智慧和快樂。
鍾祥財 浙江寧波人，1954年生於上海。1982年獲上海師範學院文學學士學位。1986年獲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同年到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1997年9月至1998年12月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任訪問研究員。2000年獲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經濟史學學會理事、上海市錢幣學會理事。撰有《20世紀中國經濟思想述論》等專著，發表論文百餘篇。研究方向為經濟思想史。
古希臘人智慧地看待知識
如果把思辨知識降格為創製知識，無異於把人類所有的智慧都蛻變為工具，人也就失去了知識追求的終極目標。不輕易品嘗智慧之果，是希臘人最了不起的智慧。
根據生物學的研究，一切生命都是有感覺的，但動物能夠把感覺轉變成記憶，而在所有動物中，只有人類才具備從記憶中提取經驗的特殊能力。知識是最廣義的經驗。人類通過實踐經驗獲取知識，知識使人類增進智慧、提高技能、改善生存狀態。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發現知識、積累知識、運用知識的過程。
如果說廣義知識泛指各種個別、分散和不同程度帶有主觀成分的經驗，那麼科學技術可以說是狹義知識。科學技術是經過人的思考處理過的一部分經驗。所謂科學，一般具有客觀、普遍的意義，它不僅概括了空間上同類經驗的共性，而且揭示出時間上不同經驗的因果關係，更為重要的是，經驗要成為科學或技術，必須能通過語言、文字或程式得以傳授。既然不是所有的經驗都能歸入科學技術的麾下，人類文明的演進有賴於廣義知識和狹義知識的長期共存、合理匹配，就成為必然。
有鑑於此，亞里斯多德把人類的知識劃分為三種。一種是理論知識，又稱思辨知識，是指人類為著知識自身而追求的知識，包括物理學、數學和形上學等；另一種是實踐知識，它是人類為著行動而追求的知識，包括倫理學、政治學等；還有一種是創製知識，它是人類為著創作和製造而追求的知識，包括各種藝術、工藝等。基於特定的角度，亞里斯多德還對人類的知識作過多種區分。如他認為有的技術為人類的生活所需，而有的技術則只供一部分人消磨時間，並無實用價值，但正是這種沒有實際功利目的的技術才含有智慧，因為智慧是以本原為知識的對象。他還強調，雖然實踐知識和創製知識的本原都是實踐者和創製者自身，但實踐知識的獲得和運用依靠實踐者的意志或意圖，而創製知識的獲得和運用則依靠創製者的理智、技術和能力。另外，在他看來，最高的知識，即最高層面的理論知識，是不能通過定義或三段論等邏輯學工具獲得的，如對上帝的認識需要直覺，對哲學的認識需要好奇、閒暇和自由等。歸結起來，亞里斯多德所說的知識大體有兩類：一類是技術性知識，另一類是非技術性知識；前者是指工匠製造一件器物的確定知識，可教可學，後者是人們思考道德哲學等問題的更為複雜的知識，除了教育和交流，更需要通過體驗、積累、感悟逐步掌握。
受此觀念影響，古希臘人對知識懷有深深的敬畏。他們智力敏銳、生活從容，又如履如臨、懂得自律。比如，他們對數學有精到的理解，但不會大膽地把數學作為改變生活方式、滿足物質欲望的工具。在他們眼裡，數學本身就是理念，是本質，是認識的極致，其他的一切不過是它的外包裝。如果把思辨知識降格為創製知識，無異於把人類所有的智慧都變為工具，人也就失去了知識追求的終極目標——和世界本身生活在一起，從而使自己也變成工具。不輕易品嘗智慧之果，是希臘人最了不起的智慧。
理性主義把知識技術化和工具化
理性主義的知識論已滲透到17、18世紀歐洲文化的各個領域，如歐克肖特所說，在那時，即使是詩歌和戲劇，人們也明顯專注於技術，專注於寫作規則，沒有活動得以倖免，沒有社會不受觸動。
但是這樣一種相對穩定的知識劃分在啟蒙運動中被動搖了。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培根在《新工具》中說，當時歐洲的知識既不繁榮，也沒有很大進步，要恢復健全和健康的狀況，必須重新開始知性的全部工作，不放任心靈本身的自流，而要步步加以引導，為此需要一種可靠的計劃、一種新的理解方式、一種探索的藝術、一種工具。在他看來，真正的知識必須從淨化心靈開始，它始於確定性也終於確定性，本身是完全的，知識要與觀念分開，不存在從最初吸收的幼稚想法中獲取真知的問題。
笛卡爾也認為，不確定就是無知，知識必須是可靠的，其應用是機械的和普遍的。他斷言確定的知識產生於空洞的頭腦，研究技術必須先從清洗理智開始，所以，「凡是我沒有明確認識到的東西，我決不把它當作真的接受。也就是說，要小心避免輕率的判斷和先入之見」，「在完全屬於我自己的基地上建築」。由此可見，理性主義不信任過去的知識，也不承認未經確定的知識，它把亞里斯多德時代的技術性知識說成是人類知識的全部，否認思辨知識和實踐知識的存在。理性主義所推崇的知識只是一種理性的工具性運用，而不是理性本身。
理性主義在近代歐洲的發展史上產生過積極作用，它有助於人類生存狀態的改善、個性價值的張揚和科學技術的繁榮。另一方面，理性主義的知識論也給人類文明的演進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帕斯卡批評說，笛卡爾對確定知識的渴望建立在一個錯誤的確定性標準的基礎上，因為人類心智的成功運作並不完全靠一個有意識制定的技術，即使在牽涉到技術的地方，心靈也是「默默地、自然而非人為地」奉行技術。所以，理性主義的意義不是它承認技術知識，而是它沒有承認任何別的知識。它的哲學錯誤在於它給予技術的確定性和它技術霸權的教條；它的實踐錯誤在於它相信使行為變為自覺意識只會有好處而沒有壞處。
在現實中，笛卡爾沒有成為一個笛卡爾主義者，但理性主義的知識論已滲透到17、18世紀歐洲文化的各領域。如歐克肖特所說，在那時，即使是詩歌和戲劇，人們也明顯專注於技術、寫作規則，關於「生活的藝術」、「思維術」的書籍大量湧出，宗教、自然科學、教育、生活行為本身，都不能避免新的理性主義的影響，沒有活動得以倖免，沒有社會不受觸動。
技術知識強勢與近代社會的政治和經濟
主要依據技術知識而運行的社會經濟可以短期獲益，可以快速發展，可以有數據證明的增長，但其中掩蓋的問題、隱藏的風險，往往超出技術知識所能解決的範圍。
歐克肖特研究政治哲學，他敏銳地意識到近代以來人類文明出現的問題都與這種技術知識的理性主義有關。他指出，近代歐洲歷史雜陳著種種理性主義政治的計劃，其中最崇高的可能是羅伯特·歐文那個「將人類從愚昧、貧困、分裂、罪惡和痛苦中解放出來的世界公約」了。而現在，各種行為傳統讓位給各種意識形態，毀滅與創造的政治取代了修補的政治，有意識的計劃和精心執行的東西被認為比經過一段時期生長起來、已不自覺地確立自己的東西更好，這些都說明精神的理性主義氣質多麼深地侵入了人們的政治思想和實踐。「所有當代政治都深深感染了理性主義」。
在歐克肖特看來，理性主義政治首先是一種功利政治，它把理性作為純粹的工具加以使用，其唯一的目的是成功，因此，德國納粹運動不是對理性主義政治的反動，而是一種實踐。其次，理性主義政治是一種完美的、「一式」的政治，它相信自己制定的計劃是最好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它預言人類可以用理性來控制、設計、監視社會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進而保證人類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達到完美的境地，於是，它也就給予了種種政治和社會的烏託邦以巨大支持，使人類固有的追求完美的理想得以付諸實驗。第三，理性主義政治是意識形態和「書本」的政治，由於拋棄傳統、忽視經驗、否定教育，政治變成了可以按圖索驥、如法炮製的技術過程，「工程」、「建設」、「操作」等成為最常見的政治詞彙。它斷言好的政治制度可以被複製，如果複製失敗，就只能由一個更為意識形態的、技術化的計劃來替代。這是歐洲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對於理性主義政治的這些特徵，人們並不陌生。
在政治學以外的領域，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歐克肖特所憂慮的現象。例如，經濟學原先是一門倫理學和工程學相結合的學科，亞當·斯密在創立古典經濟學的時候，先是出版了《道德情操論》，然後再有《國富論》的問世，他把「看不見的手」引入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分析，實際上顯示出對思辨知識和實踐知識的尊重和敬畏。但是後來經濟學的發展越來越走上技術性計算的道路。數理經濟學派的創始人傑文斯認為，人們的經濟活動說到底是利害之間的比較，而快樂、痛苦、勞動、效用、價值、財富、貨幣、資本等作為量的概念，也是沒有疑問的，雖然無法斷言人類將來是否有辦法直接測量人心的感情，但我們必須從感情之量的效果來計算它們的比較量。他還說，缺乏完全統計固然使經濟學相較而言更不精確，從而減弱其作用，但經濟學依然是數學的。
經濟學的工具化傾向對20世紀不同國家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方面，在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建立以後，歐美工業化國家的市場經濟加快轉向所謂的混合經濟，政府調節的作用日益明顯，照凱恩斯的說法，這種行政幹預的理由是為了「保持持久的繁榮」。另一方面，傳統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也帶有明顯的科學建構色彩。當年參與設計蘇聯經濟制度的布哈林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合理化與18世紀歐洲的唯理主義無關，但他在具體論證時卻寫道：「計劃就是科學工作的結果」，「作為計劃作用的對象的『經濟整體』的規模本身說明，使得社會主義建設過程得以運行的科學領域是如此豐富多採，而這些科學領域反過來又使社會主義建設富有成效」，它們「包括一切的知識領域，從地質學、力學到醫學、心理學和病原學等的科學機構和研究所網」。
主要依據技術知識而運行的社會經濟可以短期獲益，可以快速發展，可以有數據證明的增長，但其中掩蓋的問題、隱藏的風險，往往超出技術知識所能解決的範圍。所以博爾丁警告說：「在社會科學方面，尤其是經濟學方面，使用數學的結果，一樣需要我們力求簡單。這是它的力量，也是它的危險。抽象的概念並非實在，世界很複雜，如果我們非常欣賞數學模型的簡單，認為世界的確像這些模型，真正的危險就會發生。」金融危機是經濟學數理崇拜的代價，體制轉型是對科學計劃的矯正，而所有這些彎路正是由於人們追求所謂「通天塔」的確定知識所造成的。因為，如阿馬蒂亞·森所說，「隨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倫理學方法的重要性已經被嚴重淡化了。被稱為『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不僅在理論分析中迴避了規範分析，而且還忽視了人類複雜多樣的倫理考慮」，「這些複雜的倫理考慮本身就是基本的事實存在，而不是什麼規範判斷問題」，「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
延續人類文明有賴於兩種知識的協同作用
如果說技術性知識是對人類求利本性的承認和滿足，那麼非技術性知識則是對人類本性的精神引導和制約。技術知識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但人類畢竟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
當今世界，技術知識的強勢已無所不在，從政治、經濟蔓延到文化、生活，較之於300年前的理性主義時代，許多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王汎森在談到大學的情況時說，與18、19世紀現代大學興起的時候相比，現代大學的功能增加了很多，但全世界大學的整個氣氛越來越緊，以前那種自然而然、悠閒自在研究學問的氣氛沒有了。因為要競爭，就要化為可評比和量化的數據，這樣人們就無法顧及精神及價值層面的東西，因為它們是無法計量的；大家都拼命做那些可計算的東西，使自己在競爭中高一點，結果就是大家一起往下降。過度競爭會使得思想、精神層面都世俗化、往下降低。這種情況本來以美國為主，現在已經傳向全世界，全世界都在追逐這個東西，是一種極大的危險。
在環境方面，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已經給人類生存敲響了警鐘，如果保持現有的碳排放量，到2100年全球氣溫將上升約1.4～5.8℃，進而引發嚴重的自然災害和生態危機。但在怎樣減少碳排放的問題上，各國的思路還是集中於替代能源和開徵新稅等，試圖依靠技術進步解決人類需求和環境約束之間的矛盾；通過改變人類自身的生活方式以減輕地球負擔顯得不合時宜。在生活方面，轉基因技術等正不可阻擋地走上百姓的餐桌，生物學界一再聲稱轉基因食品是安全、必要的，但生態學家、倫理學者和普通民眾仍心存疑慮，因為經驗和理智告誡人們，當一種技術知識滿足了人類一部分看得見的需求時，它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是看不見的，人類很可能得不償失。
100年前，有人詢問是什麼原因促進了資本主義的興起，馬克思·韋伯回答了兩條：其一，「形式獨特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顯然受到了技術能力發展的強烈影響。今天，這種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基本上取決於最重要的技術因素的可計算性」；其二，「我們承認經濟因素的基本意義」，「但同時，相反的相互關係也絕不能置之不顧。因為，儘管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部分地依賴合理的技術和法律，但它同時也取決於人類適應某些實際合理行為的能力和氣質。如果這類合理行為受到精神上的阻礙，則合理經濟行為的發展也會遇到嚴重的內部阻力。神秘的、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倫理上的責任觀念，過去始終是影響行為的最重要的構成因素」。他進而提出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概念。
在一定程度上，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這兩個概念可以與亞里斯多德劃分的兩種知識相對應。工具理性的表現形式是技術性知識，它服務於人類追求最大化目的的本能和意識。而體現價值理性的非技術性知識則不同，它以人類文明中與功利目的相關性不緊密的觀念習慣和普適價值為內涵，崇尚智慧、道德和正義，難以用技術性知識加以推理或證明。如果說技術性知識是對人類求利本性的承認和滿足，那麼非技術性知識則是對人類本性的精神引導和制約。技術知識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但人類畢竟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非技術知識體現人的本質、尊嚴和價值。今天，延續人類文明急迫地需要技術知識和非技術知識發揮協同作用，因為知識不僅造福人類，更重要的是能夠保護人類，給人類以安全感。知識不僅能使人類富裕，而且能使人類智慧和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