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創作者：晨西講歷史
西方的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誕生了許許多多的觀點，有些觀點頗為偏激，小編對這些觀點有點好奇。就調查了下當時著名的學者的個人見解。理性主義史學有論者認為:「西方歷史學由傳統步入近代的開闔的大關鍵，第一幕是文藝復興運動，第二幕是啟蒙運動。」此說很有見地。啟蒙運動不僅迅速地促進著西方社會的變革，而且有力地推動著西方歷史學的進步。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西方史學在18世紀獲得了很大的發展。
18世紀的西方史學，總的來說是以理性主義為主導思想的。在當時，理性主義是一股瀰漫整個歐洲的社會思潮，在歷史學領域中也不例外，理性主義史學在該世紀西方史學中也佔據著支配地位。因此，啟蒙時代的歷史學家，大多服膺理性主義（只有少數人例外），持理性主義觀點。在理性主義史家看來，理性的力量被認為是改造社會、拯救黎民百姓的靈丹妙藥和唯一力量，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動力。然而，人類歷史不可能以理性為主線貫穿始終，理性的力量也不是萬能的，這種對思想意識的力量的過分誇大，正是理性主義史家的共同歷史局限性之所在，他們的歷史觀總的說來還是唯心的。此外，18世紀的一些理性主義史家，在形上學和機械唯物論的影響下，從先驗的原則出發，進行抽象的推理，強調歷史發展進程的必然性和共性，輕視偶然性和個性，這就有可能導致種種非歷史主義的弊端。不過，毋庸置疑，18世紀的西方理性主義史學，在反對宗教神學，推翻專制政權的鬥爭中，曾起過巨大的歷史進步作用。
8世紀的理性主義史學，繼承與發揚了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史學的傳統，並把它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他們摒棄虛妄的神學史觀，反對把《聖經》中那些荒誕無稽的東西視為信史，並公開鼓吹「自由平等、博愛」，進而以歷史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這要比人文主義史家在那時還打著復興古典史學的旗號，顯然要堅決得多了。
他們從共同的人性出發，來探求社會歷史變化的規律性，普遍相信歷史運動的前進性和可預見性，認識到人類會有一個光輝燦爛的未來，可見這種歷史觀點比起人文主義史學家僅滿足於探討所謂人的價值又深化了；他們努力開拓歷史編纂學的新天地，開始打破西方史學中的政治史傳統，重視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力圖把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面都列入歷史研究的領域，並出現了近代意義上的世界通史這與人文主義史家多局限於編撰一城一地的地區史形成鮮明的對照。
但是，歷史上不同階段，尤其是前後相銜接的思想文化運動，常常有著某種合乎邏輯的和歷史的聯繫。如果說1世紀歐洲的理性主義思潮是昔時人文主義思潮在新條件下的繼續，那麼，這時的理性主義史學也是彼時人文主義史學遺產的繼承與發展。其實，在以史學為新興資產階級作鬥爭的武器方面，在努力使史學世俗化並開展對神學史觀的批判方面，在致力於探討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試圖寫出可信的歷史著作等諸多方面，理性主義史學都繼承了人文主義史學的遺產。只不過與前人相比，由於時代的前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主要是自然科學的進步，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史家把西方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近代史學的體系日見成熟，這就標誌著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的最終確立。
孟德斯鳩通常認為，從1715年法皇路易十四去世至1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是法國啟蒙運動時期。17世紀以降，歐洲文化的中心逐漸轉移到法國，在18世紀，它領導了啟蒙運動。法國啟蒙時代的史學，在理性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史家以歷史論證為法國的政治革命服務，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因此，本階段的法國史學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具有更強烈的反封建的革命色彩。
查理·路易·德·塞孔達·孟德斯鳩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傑出思想家，他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三權分立」說，曾對後世發生過巨大的影響。但他也畢生致力於社會歷史問題的研究，他所寫的《波斯人信札》、《羅馬盛衰原因論》和《論法的精神》三部主要作品，也非常鮮明地體現了他的歷史觀。孟氏的理性決定論，顯示了這一時代理性主義歷史觀的共同特徵，而他提出的「地理史觀」又是特具影響的個人特色的學說；當然，他歷史觀中的精髓則是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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