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最早由荷蘭商人在進口到歐洲，但到了17世紀晚期，由國家壟斷支持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主導後人所說的「廣東貿易（Canton Trade）」。在18世紀的黃金時代，茶葉是中華文明在世界上的卓越地位的象徵。歐洲貴族和資產階級將它推崇為一種獨特的亞洲商品，是所謂「中國風」這一類更廣的東方異域藝術、瓷器、絲綢的潮流的最新時尚。茶葉象徵著古老的天朝帝國的物質輝煌，年輕的歐洲列強羨慕它，並試圖效仿。
在整個18世紀，普通英國家庭對混合了糖和牛奶的茶葉消費量增加了五倍，利潤飆升。對茶葉的需求如此強烈，以至於催生出一個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市場，其稅收佔英國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一，為英國向南亞擴張提供了擔保。正如東印度公司的審計長在1830年宣稱的：「印度確實完全依賴於中國貿易的利潤。」
英國人提供不了什麼中國商人想購買的商品。因此，到了18世紀晚期，英國殖民官員開始把印度鴉片走私到港口城市廣東（現稱廣州）。當道光帝（從1820至1850年統治中國）試圖強制執行存在已久的禁毒令，英國官員和商人便打著捍衛貿易自由的旗號宣戰。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中壓倒性的勝利，標誌著如今在中國被稱為「屈辱的世紀」的開始。簡而言之，茶幫助建立了大英帝國，也觸發了中國和清朝的長期衰落。按照民族主義者的說法，直到共產黨崛起並在1949年取得勝利，當初的軍事失敗和殖民主義恥辱才得以被洗清。
鴉片戰爭中國種植茶樹有1000多年的歷史——這是一種在茶農的精心照料下產出的神奇作物。而英國裝備著鐵船、強大的火炮，以第一次工業革命為後盾，加入了這場競賽。對於歐洲帝國和現代亞洲的學者來說，恰恰是當西方的崛起已經牢固地確立時，中國的茶葉貿易開始從人們的視野中褪去。
但事實上，鴉片戰爭後的茶葉貿易能幫助我們理解資本主義歷史的一些重要部分。放眼北大西洋以外的世界，尤其是19世紀中國的茶葉產區，現代資本主義持續發展，其特點是靈活且面向全球。即使在中國內地，我們也發現資本積累既不依賴於引人注目的技術創新，也不依賴於特定的階級關係，而是體現在全球競爭這一新的社會邏輯中。畢竟，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施行的中國通商口岸制度並不意味著茶產業的消亡，而是它的擴張。
在鴉片戰爭後的19世紀，隨著歐洲大陸和美國的買家也加入英國的行列，茶葉出口量增長得甚至更迅速了。到了20世紀初（第一次系統調查時），茶葉貿易僱傭的人數——從農村到通商口岸的農民家庭、婦女、兒童、季節性工人和搬運工——比中國早期的任何城市產業都多。同時，印度殖民地、錫蘭、日本、臺灣和荷屬東印度群島出現了競爭產業。當大多數歷史學說把注意力轉向了別處，中國的茶葉貿易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增長，海外糾葛也越來越深。
中國的茶葉貿易實際上代表了中國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切入點。茶葉被直接或間接地用來交換鴉片、秘魯銀、加勒比糖、英國紡織品和緬甸大米。這種活動構成了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分工，由殖民世界經濟作物的區域專業化推動——或者，正如杜波依斯（W.E.B.Du Bois）在他的書《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1935）中所說：一個「跨越中國、印度、南海和整個非洲的黑暗而廣闊的人類勞動之海；在西印度群島、中美洲和美國……孕育出全世界的原材料和奢侈品——棉花、羊毛、咖啡、茶葉……」這種全球分工也以動態和新穎的方式重塑了中國農村。
2.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西方專家將中國視為一個前資本主義社會。他們通常把「資本主義」等同於工業化和發明，等同於燃煤發動機、鋼鐵廠和化學機械工程的進步等引人注目的標誌。這些技術突破區分了「西方」和「其他國家」，正是它們在中國——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的缺席，使其成為「前資本主義的」。
粗略地看，19世紀中國茶葉貿易的確證實了這一觀點，因為商人和農民沿用了傳統的工具和技術。唐朝（618-907）的僧侶是最早定期出售茶葉的人。早期的辦法是勞動力密集型的，比如把茶葉壓縮成茶餅，或者把它磨成細粉（這些方法在今天仍然存在，如雲南普洱茶和日本抹茶）。人們熟悉的烘焙散茶的方式，首次有記載是1539年，距離茶葉傳向西方只隔了數十年。綠茶品種產自安徽省東南部的徽州，記錄顯示綠茶烘焙的發明可以追溯到隆慶年間（1567-72年），該方法南傳至福建西北部的武夷山，那裡的僧人烘製出了一種新的半氧化黑色茶葉，被稱為「紅茶」。
根據20世紀的考察，散茶生產的第一階段是在農民家裡進行的，主要是婦女，她們種植、採摘茶葉，輕度烘烤以防止過度氧化。這些家庭會在他們燒飯的廚房裡加工茶葉，之後把茶葉裝在大袋子運到當地市場，按照槓桿作用，討價還價的商人知道他們只需等待農民找上門，因為裝袋的茶葉會慢慢腐爛。商人會在他們自己的臨時作坊裡——通常是自己家裡的空房間，或是租來的小房子——完成精煉的工序。他們從本地和鄰近的郡縣僱傭的季節性臨時工，完成篩選、碾壓、烘烤和包裝的工作。他們的工具並不比竹籃和柴爐更複雜。
清代福建附近茶葉種植園工具和技術的發展向來是現代工業的標誌，但我們不應一味關注它們，而忽略對人類活動和社會生活的分析。戴維·蘭德斯（David Landes）這位備受尊敬的的歐洲工業革命歷史學家，對技術革新十分看重，他聲稱在中華帝國，提高生產率的動因是「未知的」。相反，「忙碌，對自己的工作的不懈努力，是最大的美德」。作為證明，他在《時間革命》（Revolution in Time，1983）一書中指出，和歐洲相比，中國缺少能精確測量和調節生產力的機械鐘和計時設備。
中國的歷史卻告訴我們，我們不需要找出特定的尖端技術，也能發現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的盛行——或者如韋伯所說（引用班傑明·富蘭克林的話），「時間就是金錢」的信念的盛行。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已經是這樣：一個商業化的農業社會迅速被推入一個新規模的全球工業市場，為它生產、與它競爭。我們可以把中國茶產區實際採用的特殊計時方法看做一個清晰的例證，這種計時方法遠非最先進，但它無疑是在19世紀發展起來的。
3.1810年代，撒米爾·鮑爾（Samuel Ball）在廣東南部港口任東印度公司的檢察官。儘管從未親眼目睹茶葉生產，但他從線人那裡了解到，在安徽農村，管理人員會用一種奇特的、看似有異國情調的計時設備來管理茶葉生產：一種按固定速度緩慢燃燒的香。這些香粗細各異，但一般設計為能持續燃燒40分鐘。用燃香或燒繩頭計時的辦法可以追溯至5世紀的中國和日本，這與古代世界其他地方用沙漏和水鍾計時的原理相同。零碎的證據表明，在現代中國，薰香也被用來調控採煤和農田灌溉的時間。
鮑爾在《論中國茶葉的種植和製作》（1848）中寫道，中國的茶商用燃香來記數茶葉烘焙的各個階段的時間。他寫道，「烘焙的時間是通過一種叫「香燭」的工具來調控的。為什麼制茶過程必須記錄時間？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工業與加勒比地區新生的大規模工業蔗糖種植園有許多共同點，後者也在大致同一時期發展成熟。根據美國人類學家文思理（Sidney Mintz）在《甜與權力》（1985）一書中的說法，有兩個因素可以解釋這些大型莊園的工業時間規劃。首先，甘蔗通常在一天內就會變質，因此存在著要及時處理它的自然壓力；其次，種植者感到在市場競爭的社會壓力下，需要將生產成本降至最低。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國中部的山谷中，也能觀察到類似的動力。
由於茶葉是產自土地的易腐自然物，它的質量取決於及時的烘烤、篩選和揉捻。在鮑爾和商人談話時，為了保證最終產品的自然物理品質，商人對制茶的工作進行了監控。以時間單位為指導原則，個別工人可以根據需要調整各個步驟的時長。鮑爾寫道：「儘管烤制的時長是以『一炷香』為單位控制的，但這種計時工具主要是作為指導，而不是規則。」他們給工人們提供茶葉樣品，工人可以自行決定延長或縮短烘焙時間，直到茶葉呈現出恰當的色澤和外觀，就像按食譜烹飪那樣。
我們也知道，在鮑爾的敘述之後的幾十年間，安徽南部地區用來計時的薰香也開始被用來管理勞動活動。徽州歙縣商人蔣耀華（Jiang Yaohua，音譯）在屯溪集鎮經營一家生意興隆的茶葉加工廠，每年春天他都把數千磅茶葉運往上海。在他的茶葉製作手冊中，他提到炒茶工人要先在涼爽的地方攪拌茶葉，直到「燒完一炷香的八成」，然後將茶葉壓入爐中加熱「半炷香」的時間。最後，工人把鍋直接放在火上加熱二又四分之三炷香的時間。
蔣氏的手冊中簡述的茶葉製作流程，和鮑爾之前的說法一致，它關注如何保持產品的高質量標準。然而，手冊還設計了一套長達18炷香，也就是12小時的完整的工作日安排。蔣氏安排了一個時間表，為了在他僱傭的勞動力的體力允許的條件下，將生產活動量最大化。幾十年後，一位名叫範和鈞的社會調查者來到徽州茶產區，對這種18炷香的工作日安排的影響做出評論。他寫道，「那時，一整天的烘焙工作會耗盡肌肉的全部力量。範和鈞還注意到，燒香也被用來調整僱工的工資：
以四籃茶葉為一個班次，熟練工人可以賺到四個單位的工資，每個單位約15分錢。每班次只能烤兩籃茶的非熟練工人，在18炷香的時間內只能掙兩個單位的工資。按照這個排得滿噹噹時間表，香被用來讓工人們不停地工作，鮑爾那時觀察到的靈活調整時間的態度已經幾乎不存在。
因此，雖然徽商延續了燒香這種古老的計時法，這種操作的性質卻已經改變。起初，制茶者關心的是生產質量最好的產品，也就是說，他們關注的茶消費。而最後，商人以讓生產最大化為目的，用燒香管理勞動活動。計時不再只在茶葉加工的自然過程中，發揮被動作用；相反，抽象的時間單位開始積極地調節勞動者的身體活動。這不像蘭德斯所說的那樣，是一種以自身為目的的前工業化的「忙碌」，而是以提高人類勞動的生產率為目的的有指向性的衝動。
為了儘可能地延長勞動時間、提高效率，徽州的工頭把工人的身體逼到了極限，甚至超出了極限。範和鈞寫道，炒茶的人「被要求靠在火爐邊」，「太陽和爐子一起對付著工人」。1930年代屯溪的茶葉廠被稱為「蒸籠」， 範和鈞指出：「由於勞動太過繁重，工人們有時會中暑倒下，甚至倒地而死。」
倫敦東印度公司4.商人為什麼如此拼命地使喚工人？簡而言之，是因為競爭。茶葉出口額在19世紀末飆升，1886年達到了2.95億英鎊的峰值。然而早在19世紀60年代末，茶葉價格就開始回落了，這反映了中國茶葉生產商的供應過剩。在通商口岸開放後的最初幾十年裡，蔣耀華的父親蔣文鑽（JiangWenzuan，音譯）把茶葉生意從廣東轉移到上海，在那裡苦苦掙扎。他寫信給他的妾說：「家族企業正處於危機中；它正在消失得一點不剩。」到了19世紀末，東印度和錫蘭的新競爭摧毀了中國的貿易。
起初，商人不知道是什麼打擊了他們。正如一位清朝官員在1887年所寫的：「貿易繁忙的時候，人們似乎迷失了方向，好像身在雲霧中」。到了1903年，上海的報告可能會說，「現在錫蘭生產了這麼多茶葉……中國經銷商就更難賣出他們的產品了」。面對這些競爭對手，耀華和其他茶商都想方設法地降低成本。
武夷山的紅茶產區也實行類似的勞動紀律。和徽州一樣，工具和技術幾個世紀以來都沒有變化，但一味關注技術連續性，使人誤解了對生產者而言的生產和經濟生活的性質。來自鄰省江西的勞工承包商，被稱作「包頭」，他們甚至沒有用古老的燃香計時法。相反，他們通過一系列習俗和神話來約束這些工人，其中許多工人都是來自經濟蕭條的上饒縣的兼職農民。1930年代的研究員林馥泉注意到了這些傳統神話，譴責它們是迷信的神秘主義。
例如，林馥泉指出，武夷山的包頭每天都會毫無預兆地宣布停工抽菸休息。休息時，工賊會把茶籃交給包頭，包頭當場稱重並記錄重量。這種意想不到的「秘密稱重」（ 暗稱）在技術上很簡單，但其功能和徽州的香類似。通過在同一個時間點上暫停採茶，包頭確立起一個「投入」的基準量，用于衡量每個工人的「產出」，從而了解他們的相對勞動效率。包頭沒有用機械裝置計時，但他們仍然有簡單有效的方法來獎勵採茶最多的工人，懲罰採得最少的工人。林馥泉清楚地看到：「採茶勞動的報酬是按效率原則確定的，獎懲的規則十分明確。」即使不採用機械鐘，也能把這種新的生產制度強加給工人。
茶葉採下後，下午要放在戶外氧化，使它們呈現出特別的黑色。晚上，工人從小睡中被叫醒，被指派到室內的工場，在嚴密的監視下炒茶、揉搓和篩選茶葉。包頭依然會根據操作速度獎勵或懲罰分揀工。速度快的工人一班能揀完七籃子的茶葉，速度慢的工人只能揀完四籃。事實上，動作最慢的工人要在油燈下分揀茶葉，從黃昏幹到黎明，黎明時新一輪的戶外採摘又要開始。一首流行於工人間的工作歌，唱出了這種秩序的嚴苛無情：
清明過了穀雨邊，按照新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觀點，只有當土地、勞動力和原材料徹底異化並商品化的情況，現代資本主義才能騰飛，也就是說，它需要共有財產的私有化，以及原先社會秩序（如農民耕種、奴隸制和農奴制）的解體。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和自由人才發現自己完全受制於市場壓力，或者更樂觀地說，只有到這時，企業才能最有效地配置資源。這些步驟被認為是培養現代工業時間觀念（充分體現在機械鐘上），以形塑工業生產和工作條件的必要步驟。
然而，在中國的茶葉貿易中，農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茶樹，在私人住宅裡運營作坊。工人要麼是不拿報酬的家庭成員，要麼是季節性僱傭的流動勞工。中國茶葉生產的現狀與傳統新古典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共識不一致——那種共識是根據歐美的歷史經驗得出的。那些學者把無產階級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體，與農奴、奴隸和農民這些傳統人物形象（殖民地形象）對立起來。但在中國農村的茶產區，商人和管理者為了應對國際價格的下跌，也開始用一種在精神上和實質上都是工業性的方式，衡量和調控僱員的工作時間。
茶葉貿易中的這些場景告訴我們，19世紀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已經被市場邏輯激活，其市場化程度甚至比當代人覺察到的更多。清帝國晚期的中國作家，傾向於把農村描繪為獨立小農農場的集合，但經濟的現狀比這更複雜。蔣耀華的農村茶葉作坊，要依賴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的金融家的貸款。對於種茶的家庭來說，茶葉平均佔他們總收入的60%，即使這樣，也不足以維持他們的溫飽。為了熬過冬天，徽州的家庭經常會借貸糧食，作為交換，他們會提前以來年春天的茶葉作為抵押。粗略地看，他們出售的茶葉似乎是他們自己的土地的產物，因此是他們的財產。但事實上，在茶被採下之前，茶葉就已經被賣給了茶販了。因此，儘管福建總督扁寶坻（1824-1893）等清朝官員極力勸說這些家庭放棄經濟作物，回歸自給自足的農業生活，這些家庭還是無法僅為自己的需要而種植。為了生存，他們需要為市場生產，進而與整個亞洲的許多其他人競爭。
這種原始的社會形式與現代經濟動力的結合，也是在現代早期的全盛時期，除茶葉以外的許多其他商品的生產特徵。糖和棉花是由受奴役的非洲人種植的，紡織品是由英國受脅迫的年輕婦女織成的，鴉片則由擔負重稅的巴特那（譯註：東北印度）農民提供。
至於印度阿薩姆邦的殖民茶產業——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那裡的英國種植園主依賴於一種勞動契約制，按照官方的說法，這種制度是幾個世紀以來「主僕」法律的延伸。這些安排不是自由的。儘管如此，監工還是對法律禁止的「苦力」進行壓榨，從事開墾土地、採摘和烘焙的工作，這些苦力是從印度東部招來的，主要是婦女。英國種植園主大衛·克羅爾（David Crole）在《茶》（Tea，1897）一書中評論道：
苦力現在的勞動量比二、三十年前多得多。比如，與過去的需求量相比，鋤地等工作的日常任務（nirrik）的工作量增加了25%至30%。種植園主和監工贏得了生產率的提高，一部分是由於巧妙的組織策略，一部分是通過對不自由勞動力的毆打、鞭打和監視。亞洲各地的這些巨大的努力和轉變，使茶成為世界上僅次於水的消費最廣泛的飲料——這一地位延續至今。
在中國，和在印度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區一樣，資本主義經常通過改變「傳統」技術的用途佔據上風。比如在中國的茶葉貿易中，燃香計時的辦法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但是設計一種獨特的方式使它們融入現代積累機制這一點，是新穎的。
最近幾十年的全球化已經清楚表明，資本主義擴張的程度始終是不均衡的，它依賴於阻力最小的道路，吸納一切現成的技術、材料和人員。如今，全球分工不僅有資本密集型、縱向一體化的企業，也包括（尤其是在後殖民世界）勞動密集型工廠的橫向網絡——有些甚至就設立在客廳中——它們在形式上類似於中國早期的茶葉作坊。正是因為勞動密集性，這些汽車、紡織品和電子產品工廠實際上比它們在本世紀中葉的前身更便宜、更靈活、更能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條件。這種戰略推動了東亞在20世紀後期的「崛起」，從那時起它就已經傳入擴張中的中國，中國政府正試圖恢復國家從「中國風」時代起的早期世界地位。
自20世紀後期以來，亞洲故事一直是全球政治經濟轉型的基礎，但在重點關注少數歐美知識分子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敘述中，它經常被邊緣化。相應地，這些敘述試圖解釋中國的崛起，卻沒有更深入地理解資本主義的歷史是如何與該地區長期交織的。如果我們希望講述一個更整體化的故事，那麼一個重要的起點便是認識到中國——以及更廣泛的亞洲——不僅僅是18世紀資本主義在歐洲誕生的旁觀者。這裡的人民從一開始就協助推動了遍布全球的資本積累循環，尤其是通過茶葉貿易，這產生了導致擴張和加速的客觀壓力。這些與工業世界的其他地區共有的社會動態，往往被忽視了，因為它們的表現方式是本地化和獨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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