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勢力在華發展極快，1881—1900年「差會總堂增加了將近三倍，平均每年增加十八處」。教會勢力的這種發展引起了中國人的強烈反彈，義和團運動發生的原因雖然複雜多樣，教會勢力的擴充是一重要原因當是不爭事實。義和團運動被鎮壓後，基督教界認為教會力量之所以不夠強大是因為差會間合作不夠，各自為戰的結果只能削弱基督教傳教力量。於是，教會之間的聯合運動開始發展起來，這種聯合進一步促進推動了基督教力量的擴張。義和團運動後20年間，「傳教事業在地理方面擴大甚快。把天主教徒和耶穌教徒合在一起計算，平均每二百人中有基督徒一人。全國面積中有3/4被基督教會認為責任地，七省全部為責任地……全國五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除十八個城市外，均有基督教宣教事業」。中國信徒人數也大為增加，1920年與1907年相比，信徒人數增加了105%，醫院裡中國副手增加了492%，約為外國醫生人數增長的9倍。
截至20世紀20年代，來華新教差會已達到100多個，分屬英、美、法、德、加拿大、瑞典、挪威、丹麥等十多個國家，「這些新教差會在我國建立了一系列傳教機構，吸收了數十萬中國教徒，推動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廣泛傳播」。民國初年，傳教士還「深入到中國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到1919年，中國本土和滿洲的1704個縣，除106個外，都報導了新教徒的某種傳教活動」。
有數據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裡面，農民基督徒的絕對數字是很大的。 最初來華的傳教士被限制在五口通商口岸，但到第二次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結束後，在不平等條約保護下，傳教士從各開放口岸迅速走到了內陸主要城市，隨後向鄉村滲透。 1877—1879年山西大饑荒給了傳教士深入農村的機會。李提摩太在賑災的過程中，獲得了山西人民的敬重。由於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因此中國基督教會的數量，鄉村遠多於城市。截至20世紀30年代，全國有15000家教會、堂會及聚會所，其中約有三分之二或更多是在農村。
但是，雖然農民在基督徒中佔了較大比例，但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傳教士並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村傳教的重要意義。當時傳教士建立教會的基本辦法是，「大多差會選擇一重要的城市，以此為中心點，購買城畝，建造房屋，設立講道所，教堂，以及學校或醫院等」。然後再以城市為中心點，「推廣及各鄉村，有傳道者旅行至四周附近的鄉村，為人民講道，有信從者就為他們結合了一個團體」。
也就是說，傳教士傳教的中心點是城市，然後由城市向鄉村輻射。之所以此時沒有認識到鄉村的重要作用，劉家峰先生認為有兩點：一是城市交通便利、人口密集，比偏僻鄉村利於傳教，而且城市可以輻射農村；二是傳教方法有局限，傳教士多不願意改善鄉村貧困生活而迷戀於強調直接布道的重要意義。
張憲文、張玉法：《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八冊）》
編輯：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所研究生 蕭宸軒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