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五四後三十年間中國思想史的學者大都有一種深切的感受，那就是他們在閱讀文獻時常常會遇到許多棲身於學院的專業學者所寫的各種思想性的雜論。這些論著既有深厚的專業研究根底，卻又不是發表於專業期刊的精深研究成果。它們針對現實社會存在的實際問題發言，面向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一般讀者，往往發表在像《新青年》、《每周評論》、《現代評論》、《新月》、《獨立評論》、《華年》、《新經濟》、《世紀評論》、《觀察》、《新路》、《周論》這樣的知識分子同人刊物上。
要深入理解中國近代思想史，就不能不對這些這種思想性的雜論做一番深入、細緻的分析；要將這些文獻的內涵和意義分析清楚，就不能不對相關學科的學術淵源有所梳理。只有把思想史的寬闊視野和具體學科的學術史分析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獲得比較全面的理解。
之所以要採取這樣一種思想史和學術史相結合的研究路徑，是與民國時期中國現代學術體制的建立以及相對較為開放的輿論環境密不可分的。五四前後，中國現代學術的體制化進程獲得長足發展，大學、研究所、專業性的學會組織、學術期刊等知識分子賴以安身立命的制度化組織紛紛成立，它們將過去以「學而優而仕」作為進身之階的知識分子吸納過來，使其成為第一代現代意義的專業知識分子。五四前後至1949年大約三十年間，中國沒有一個中央政府能夠對全國各地實行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和思想鉗制，內憂外患接連不斷，時時刺激著新生的專業知識分子的神經。這些情況促使一大批知識分子同人刊物應運而生，富於愛國情懷的知識分子藉助於這些思想平臺發表他們對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等諸多問題的見解。這些知識分子所從事的專業門類，幾乎涵蓋中國現代學術建制中的所有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學科。文史學者胡適、傅斯年、蔣廷黻、雷海宗、林同濟、陶希聖等的言論與活動久已為人所熟知，社會科學學者如陶孟和、馬寅初、錢端升、潘光旦、黃文山、陳序經、費孝通等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問題上的思想見解在當時也是頗為引人注目的，甚至於像丁文江、翁文灝等地質學界的領袖學者也都發表了不少思想言論。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如果缺少了這些人物的身影，那勾畫出來的思想史圖景必然是單調的、乾癟的。
以社會學家群體而言，「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所選擇的四個人物，潘光旦、黃文山、陳序經、費孝通，他們都是在專業研究領域取得過突出成就，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學者。潘光旦的優生學、性心理學、儒家社會思想研究、社會史研究都在當時的學術界獨步一時，至今仍為人稱道不衰。費孝通的農村經濟調查與研究、中國社會結構研究以及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色彩的時論都在當時佔據重要位置，而且至今舊著不斷重刊，影響遍及雅俗兩界。黃文山和陳序經兩位社會學家在西方文化人類學和文化社會學等新學科的基礎上努力建構「文化學」的思想體系，堪稱民國時期文化學學科建構的兩座高峰。陳序經的文化學論著近年來頗為學術界重視，不僅舊著《中國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學概觀》得以重刊，也有多部（篇）相關的研究成果問世。黃文山的文化學論著，在民國時期頗具影響，但由於其思想體系具有濃厚的國民黨意識形態色彩，加上他在新中國成立後長期客居美國，漸漸淡出了中國大陸學術界的視野。近年來除了中山大學歷史系趙立彬教授在《西學驅動與本土需求：民國時期「文化學」學科建構研究》一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對黃文山的文化學思想體系做初步梳理以外，只有寥寥數篇研究論文而已。
大凡具有思想家氣質的學者，所追求的往往不是某單一學科的專家之學，他們看重的是當時社會存在的真正問題，以問題為中心努力吸納多種學科的知識養分。而且他們的學術研究和思考，並不是僅僅追求在某一學科知識範圍內有所推進，而是希望能夠以自己的學術研究和思考回應當時社會存在的問題，能夠為解決這些問題貢獻一份力量。
在優生學研究中，潘光旦始終將中華民族的強種優生作為思考的中心。他的性心理學譯介與研究，則是以西方現代性科學研究來揚棄中國傳統性文化，使之發生改變與再生。他在社會學立場上所提出的「兩綱六目論」，則是兼顧個人、社會與種族三個方面，使社會能夠獲得全面健康發展的思想論綱。他綜合中西古人文思想、現代生物學和人類學成果所建構的「新人文思想」，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評判一切社會制度、社會觀念的標準，使人不為任何外在勢力所支配，雖然其思想體系建構只是綱舉目張，略見雛形，但在解釋當時中國的社會文化問題時已經初步顯示了它的力量。作為思想家的潘光旦，過去長期以來不為人重視，近年來雖然已經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現，但可開拓的空間還是很廣闊的。
費孝通自青年時期即抱有明確的經世致用思想，他不同意「為興趣而研究」「為研究而研究」的學院派態度，立志以社會學、人類學的原理了解中國社會，在深切了解的基礎上提出改造中國社會的具體方案。他在農村社會經濟調查與研究中所提出的發展鄉村工業思想，既有別於當時風起雲湧的鄉村建設運動派，也有別於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的工業化派，具有鮮明的特色。這一思想，當時雖然缺乏實施的條件，但在費孝通的晚年卻發生了很大的社會效果。費孝通在社會調查和歷史考察的基礎上，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結構，寫出了《鄉土重建》《鄉土中國》《皇權與紳權》等重要論著，對中國鄉土社會的理論提煉以及中國政治民主化道路的探索，都具有開拓性的貢獻，至今仍難見同一水準和影響的著作出現。他在訪美過程中有感於中西文化的比較，基於人類學的視角提出了晚年「文化自覺」學說的雛形。他在訪英過程中實地觀察英國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措施，表達了在中國借鑑這條社會發展途徑的強烈願望。所有這些思想見解，儘管成熟程度不一，但無不散發著學理的光芒和思想的活力。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費孝通久已譽滿天下，但從思想家的角度來梳理其在社會思想方面的貢獻，至今還只能說處於初始階段，有待於更多思想史學者的努力。
陳序經在民國時期的思想界，曾經以「全盤西化論」和對鄉村建設運動的批評而聞名。近年來，學術界對他的關注，已經從過分集中在「全盤西化論」上稍稍移開了一點，開始注意到全面了解陳序經學術成就與思想貢獻的重要性。近年來重刊的舊著和研究成果，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加全面的陳序經形象。陳序經對鄉村建設運動的批評與討論是全方位的，從具體工作到理論根據，從組織到方法，都一一加以分析。他對山東鄒平的「孔家店式」、河北定縣的「青年會式」都抱極悲觀的態度，而比較欣賞山東青島政府主導的、以城市發展帶動鄉村建設的路徑。他關於鄉村建設運動的文章，當時曾產生過極大的爭論，在農村普遍衰敗及城市過分膨脹並導致「大城市病」的今天，也能夠刺激人們思考中國城鄉如何協調發展的問題。此外，陳序經關於大學教育的論述，關於華僑問題的論述，關於疍民的論述都是值得思想史家關注的。可以說，過去我們了解比較多的是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及其引起的反響，現在已經到了從思想史的角度全面考察陳序經社會思想貢獻的時候了。
黃文山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幾乎被遺忘的人物，他的舊著過去幾十年在中國大陸沒有被重刊過。過去史學界對他的了解，基本上是兩件事情：在五四時期思想徘徊於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凌霜」或「黃凌霜」就是他；他還是1935年1月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列名的「十教授」之一。至於他如何從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演變為國民黨關於文化問題的意識形態背書者，很少有人深究。研究中國社會學史的學者大都知道，黃文山曾經翻譯過一本厚達千頁的社會學名著，俄裔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所寫的《當代社會學說》，但對其在社會學領域的其他貢獻，認真梳理的人很少。「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這次將黃文山列入選目，為我們全面深入了解這位思想跨度極大的學者型思想家，提供了探討的基本素材，功莫大焉。
以上四位社會學家，都曾在思想界發表過不少言論，產生過很大影響。他們的思想論說和同時代的其他人比起來，因其學術研究的根底，往往具有獨到之處。如黃文山承認，他對文化問題的興趣，源於五四前後在北大求學時期受到羅素、胡適、梁漱溟、李大釗等人的影響，梁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曾使他「尤感興味」；但在美國留學時接觸到人類學家博厄斯（Franz Boas）的治學精神和方法後，「實使我對於文化的研究，由玄學的臆測，轉到科學的探究，以後對梁先生根本觀點及結論，就深致懷疑」。費孝通對他的前輩學者所熱衷的，抽象地討論中西文化優劣不感興趣。他希望對表現於社會生活層面的中西文化進行系統地梳理和分析。他關注的重心是文化「灑掃應對」的一面，而將文化「高文典冊」的一面置於一旁。在他看來，沒有根據事實來了解「全盤西方文化」，就貿然提出「全盤西化」的說法是欠妥當的。社會學、人類學的學科訓練，以及不同的學術流派都深刻地影響了這些社會學家思考問題的方式。如果歷史學者想對他們的思想論說獲得基本的了解，那就不能不經由社會學、人類學學科史的通道。
「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將社會學家潘光旦、黃文山、陳序經、費孝通列入選目，有助於我們從思想家的角度重新理解這些學者在社會思想領域的貢獻，也豐富了我們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認識。資料編纂並不僅僅是將分散的、軼失的文獻匯為一冊，它也可以是通過新視角的引入提出新的研究課題。從思想家的角度選編這四位社會學家的論著，彰顯他們在社會思想領域的主要貢獻，庶幾近之。惟成敗利鈍，應由高明的讀者指正。
從思想家的角度而言，在民國時期的社會學界，既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同時又積極參加當時社會問題討論，從而形成比較系統的社會思想的學者，並不是很多。不過，我覺得吳景超應該是可以入選的。至於吳景超為什麼應該入選，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主題了，在此暫且打住。
《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陳序經卷》，田彤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版；《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潘光旦卷》，呂文浩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版；《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黃文山卷》，趙立彬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版；《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費孝通卷》，呂文浩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4月版。
本文刊登於《團結報》「史學版」2016年1月21日，刊出本略有改動、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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