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20世紀初的中國嬰兒和產婦死亡率高的問題，國民黨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鞏固自己的統治後，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是在遠離城市中心的城鄉地區建立有效而節約成本的產前、分娩和產後護理系統。一直到20世紀中葉，中國婦女在懷孕和分娩時，依然主要從自己的親屬或當地產婆那裡獲取幫助，向男醫生諮詢懷孕事宜被認為是不合適的。傳統產婆在照顧母親和兒童方面可能有一些經驗，但她們沒有掌握必要的預防感染知識，也沒有研究過可以有效降低疾病或死亡風險的解剖或藥物治療方法。
因此，由國民政府領導的培訓傳統助產士和年輕產科醫護人員的改革活動在南京十年（1928~1937）勢頭上漲。1929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助產教育委員會和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在北京成立。事實上，諸如洛克菲勒基金會這樣的美國組織、基督教青年會以及醫療傳教士與中國政府合力推進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
鑑於男醫生在清代社會已經享有很高的地位，助產士有必要獲得民國時期公眾的認可。20世紀以前，所謂的「產婆」（接生婆）是上了年紀的已婚或者喪偶的婦女，通常是已有生育經驗的產婦（曾生育過一個以上孩子的婦女）。相反，畢業於新建立的醫學院的助產士是年輕的單身女子，或至少是無子女的女性。她們的專業權威是基於科學知識而不是對自己生育經驗或生產期間和產後行為責任上的表現。
實際上，中國助產士成功重塑了自己的形象，她們成了「新女性」的一個原型。有魅力又活躍的助產士照片反覆地出現在各種雜誌上，如《圖畫時報》，其中有幾個是中德、同德和大德助產學校的學生。同時，在很多情況下，助產士與衛生、優生甚至對現代性的理解聯繫在了一起。
總之，從公共健康的角度來看，助產士行業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專業及其社會地位上重新定義了職業女性的角色。接下來將探討助產學校創始人和教師、德語以及在德國接受助產教育經驗的作用，這些留德醫學教育經驗在他們的課程和教科書中留下了印記。
在上海，大多數受過德式教育的醫生是從同濟醫學院畢業的。1907年，同濟醫學院由德國醫生創立。由於德語是同濟課程的一部分，大多數教師是德國醫生，很多畢業生選擇繼續在德國進行研究，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許多中國醫生從同濟醫學院畢業或留德回國後，仍與他們以前的老師和同學保持聯繫。1916年，他們成立了中華德醫學會。在其中一位成員沈雲扉的倡議下，1918年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建立了同德醫學專門學校。一年後，學校開設了自己的教學醫院，為貧困患者提供醫療服務，並為學生提供醫學實習，作為醫學生訓練的一部分。在學校的課程中，特別強調德語，聘用德語老師。總體來看，在19名醫務人員中，14名醫生在德國學習過。
作為綜合醫院的一部分，同德婦孺產科醫院在1924年初創時有22張床位，可以為60名患者提供醫療照顧，20世紀20年代末平均每月出生30名嬰兒。醫院成功地把每月病人死亡量降低到一到兩個（母親或孩子），與中國同期的婦幼死亡率相比是相當低的。醫院附屬有同德助產學校，在1930年的一次學校檢查中，四年級有149名女學生。
同德助產學校的校長是李元善，1915年進入同濟大學德語預科班，1918年開始進行醫學研究。1921年李元善去德國繼續研究，1926年從弗賴堡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在該校醫院婦科工作，直到1927年返回中國。在上海，李元善首先在母校同濟醫學院任教，然後成為同德婦產醫院主任和同德助產學校校長。他還在三個方面確立了教學主體的範例。第一，醫科的老師並不是全職在助產學校，他們的主要職責是在同德醫院進行醫學實踐。第二，儘管他們的學生都是女性，但是只有男老師在助產學校任教，具有大學文憑的女性在中國醫生中仍然很少。第三，與李元善一樣，在學校任教的男性中，大多數都接受過德式醫學教育。在檔案資料中，只記載了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一些老師的言論，但沒有列出他們是在哪所大學就讀的。
同德醫院建立一年後（1925），俞松筠創立了私立中德醫院。「中德」可譯為「中國和德國」，俞松筠選擇這個名字，是他在同濟大學接受的德語教育和獲得漢堡大學博士學位的參照。他甚至在醫院大門入口上張貼了一個德語名字「Chung Dae Privat Hospital。」與同德醫院一樣，中德醫院也建立了一所助產學校。
1928年，另一批同濟大學的畢業生建立了大德助產學校，附屬於大德醫院。唐慶嶽任校長，他的副手以及首批老師中大部分也都是前同濟醫學院的學生。剛才已經提到過的兩位醫生在同德助產學校任教，後來又在大德助產學校工作，其中朱仰高是院長。楊元吉在20世紀30年代還成了校長。與同德助產學校相比，大德助產學校在創辦的第一年只聘用男性教師，1940年重印的《大德助產年刊》裡的教師列表表明，在民國中晚期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新女性正進入醫療行業，如奚瓊英是大德婦產學校的學生，她在一篇研究產科的文章中指出，助產訓練使婦女過著獨立的生活，把男女平等理論付諸實踐。
私立助產學校的國際化教育20世紀中國的助產培訓、醫療設施和婦產科研究都落後於歐美取得的進展。通過學習一門外語獲得這種知識是至關重要的。通過他們自身經驗的反映，這三所學校的創始人特別強調德語作為外語教學語言。當然，英語對緊跟國際研究和查閱外國教科書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是學校的創始人可能只喜歡他們自己講得最流利的語言。
申請中德助產學校的女性必須通過英語或德語水平測試，以證明她們掌握了基本的外語技能。德語課程是四個學期課程的一部分。在同德助產學校，一二年級每周有六小時的德語課程，三四年級每周兩小時。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際化城市的私立助產學校中，重視外語似乎是共同特徵。根據上海市政府收集的資料，惠生助產學校還要求學生講英語、日語或德語，後兩種語言還是學校的必修課程語言。然而，1933年中國助產教育委員會推薦的課程不包含任何外語教學。
同德助產學校的第一學期，學生使用學校職員如楊元吉編著的醫學手冊，接下來的學期只使用受歡迎的德語教材，如魯道夫·馮·雅希克（Rudolf von Jaschke）的婦產科教材，而奧古斯特·勞波爾（August Rauber）的解剖學手冊也是參考書之一。除了這些直接用作教材的德語書，學校圖書館還藏有各種德國婦科論著和其他醫書。在圖書館為市政府檢查提交的書單中，沒有一本英文書在列。學校和醫院的工作人員要麼不欣賞德國醫學以外的研究，要麼他們根本沒有掌握流利的英語。但是，從語言的障礙角度很難解釋同德的醫療設備只用德國品牌，這一點是否表明他們對德國事物抱有普遍偏愛的態度。
即使高年級的課程老師也用德語課本教授。大德助產學校年鑑名單中顯示，老師在向不懂德語的醫學從業者和感興趣的中國人傳播現代醫學知識時，表現得很活躍。據統計，到1949年大德助產學校的老師出版了19本書。
很難衡量助產學校學生的德語達到了何種水平，以及教師是否成功傳授了他們的親德態度。但學校年刊中出版的學生文章表明，許多年輕女性分享了她們的老師對德國醫學研究的讚賞。在學生寫的文章中，德國醫學術語和中文翻譯放在一起，說明她們畢業後還查閱德國醫學教科書和期刊。年鑑和月刊的出版顯然是由製藥公司資助，其中有幾家德國公司如拜耳、貝林和西門子。
這三所學校的顯著之處在於它們對實踐經驗的重視。在一些公立醫學院校，由於缺乏教學醫院，不能提供實際的訓練。而對於那些受過德國教育的學校創始人來說，學生在學校學習並花費時間與醫院裡的醫生、病人直接接觸，顯得非常重要。從一開始，同德、中德和大德醫院的目的就是教學醫院。助產學校並不是事後的想法，而是探索提高中國醫療服務的一部分，或者說在自我服務方面，積極應對上海私立醫院人才短缺的問題。
對年輕女性來講，結合實踐和理論培訓的要求很高。同德助產學校四學期每周都有29~37小時的理論課，還有額外的26~40個小時的醫院實習。在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助產士學校也留給學生很少自己的時間。維克·裡斯納（Wiebke Lisner）描述道：在帕德博恩（Paderborn）的一所助產學校裡，學生的日常從上午5:30起床，然後開始在醫院幫忙；學生工作或做研究直到下午7點才開始晚餐，這之間只有短暫的吃飯和休息時間。可惜還不知道中國助產學生的作息時間，但他們每周也工作和研究60~70小時，所以兩者非常相似。
新女性的「德國性」在前六年，有150名助產士從同德助產學校畢業，另外的173名學生退學了。高退學率或許和課程要求太嚴格或昂貴的學費和住宿費（每學期95元）有關。20世紀30年代，律師、醫生或記者這樣的城市專業人士在上海的月收入只有70~300元，使得只有有錢的孩子才能負擔得起在同德學校學習的費用。儘管一手資料沒有透露收取高額費用的原因，但教師質量、外國設備和教材顯然表明收費還是合理的。沒有公開信息顯示建立一所這樣的醫學校是否盈利。
和同德助產學校一樣，中德助產學校的學生要學習兩年，但學費和食宿費用較低。中德助產學校每學期只收取40元，還為優秀學生以及在醫院取得工作的最有前途的畢業生提供獎金。
總體而言，似乎學生接受了助產課程提供的實用主義和自由理念。在德國「製造」的口號下，大德助產學校收集的圖片展示了他們如何醫治患者，如何在顯微鏡下觀察檢測的樣本，他們如何開展體育、去外面野餐。大德助產學校編《大德辛巳級紀念刊》。這些活動中的學生，除了穿護理服，在一些照片中還戴護士帽（和當時的歐洲和美國一樣）。大德助產學校編《大德辛巳級紀念刊》。他們也穿著結合中西風格元素的特殊校服：以旗袍風格剪裁的帶有布扣的白色高領亞麻長衫，上面有學校徽章。在助產師的服裝中，西方和中國元素融合在一起，既體現他們對西方醫學實踐的欽佩，又增強了他們的民族自信心。
這些圖片表明助產學校為女性帶來工作，使她們有機會過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還改善了這些婦女的社會地位，因為她們成為中國醫療改革運動的組成部分。民國時期，在醫療技術較高的行列，儘管外科醫生和婦科醫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男性主導，但現代、獨立並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助產士是中國新女性的先驅。由原同濟醫學院學生建立的組織機構大大促進了中國女性醫療從業者數量的增長，這不僅僅發生在婦產科。在1930年代的同德醫學專門學校，近一半的學生是女性。
此外，接觸德國產科最新的科學進展為年輕的學生打開了一個窗口，她們在中國醫療界和社會上被視為受尊重的女性。如果醫療界的「德國性」是一種有價值的東西，而獲得「德國性」的人是有限的。那麼便正如基姆所說，「德國性」的助產學校將賦予學生更多的權力。
學校和學校網絡留德中國醫生及其學生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緊密的網絡，但是對於他們與同行的聯繫，我們有怎樣的了解？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便需要分析同德助產學校董事會的部分成員。
在統計資料中，作為顧問和校董事會的一些有影響力的中國人赫然在列，如褚民誼，作為顧問的他在1940年代擔任外交部長；學校董事會的方椒伯是一位銀行家；軍事領袖熊式輝是蔣介石的密友，後任江西省省長；蔣介石的另一個朋友、銀行家周佩箴；著名改革家財務主管徐永祚。同德助產學校還聘請德國教授歐特曼（Walter Othmer）為顧問，歐特曼自1920年代起在同濟大學教授德語。歐特曼還把1930年《同德年刊》的序言翻譯為德語。
除了有影響力的上海政治和經濟界精英成員，董事會中的兩名成員還與民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教育機構之一——中華職業教育社有聯繫。方椒伯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經濟顧問，還是中華職業教育社在上海開辦的職業學校的校董。黃伯樵是同濟大學工程系畢業生，不僅是同德助產學校的校董，同時也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成員，還在該社開辦的職業學校任教。
顯然，方椒伯參與助產學校和黃伯樵對助產學校的監理，表明私立助產學校的創始人和那些致力於推動醫療、其他行業和技藝並建立公共職業學校的中國教育工作者密切合作。然而，方椒伯和黃伯樵對職業學校的教育方法和教學做出了多少貢獻，以及助產學校是否啟發了中華職業教育社成員對現代中國助產教育的願景，仍然不確定。
總的來說，同德助產學校的教師、顧問和董事會成員構成了上海進步精英緊密的網絡體系。儘管留德醫生沈雲飛、李元善和他們以前的同學保持著緊密的聯繫，試圖從德國醫療實踐的積極形象中獲益，然而他們的網絡並沒有在此結束，而是會聚了中國本土傑出的主角，包括醫學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和銀行家。因此，同濟畢業生接受的「德國性」沒有關閉與其他圈子的聯繫，反而提高了他們在上海精英中的地位。
上海醫學界的中德交流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德之間的醫藥交流不是單向度的，而是某種程度的「給予與接受」。中國顯然得益於與德國醫生的交換，而且他們可以以德醫為標籤吸引中國患者，助產學校和學生也是如此。但是，上海的德國社區、德國公司和德國外交部門如何開發德國醫學在中國醫生和病人中贏得的讚賞呢？毫無疑問，中國對德國醫療設備和藥品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市場，德國公司和中國醫生保持密切聯繫有直接的利益。他們是否對開展德國醫學研究的中國組織或是否資助這三所助產學校我們無法核實，但通過他們的廣告和收購德國設備和教學材料，毫無疑問，德國醫藥行業從同濟畢業生對德國產品的偏愛中直接受益。
除了這些利用有利趨勢促進德國商業利益的舉措，隨著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熱情支持者羅伯特·諾伊曼（Robert Neumann）來到上海，其思想運動也到達上海的德語醫療界。1941年，諾伊曼把《同濟醫學月刊》改名為《醫學及文化》，然後以中文和德語雙語出版有關德國醫學史、醫學研究和德國文化方面的內容。
因此產生的種族主義思想形態，是否進入同德、中德和大德這三所助產學校課程還是個問題。然而，目前收集的資料並沒有透露教學內容、教師的政治觀點或學生態度的內容。在反映學生求職意向的《大德助產年刊》中提到，那麼多勇敢的同胞已經在戰爭中失去了生命，助產士的主要目標是提高中國人口的健康狀態，「因為國民健康和國家的強弱有著直接的關係」。在另一個學生的作文中，生病的人被比作削弱整個身體的衰竭器官；同樣，中華民族中的病人也會削弱整個國家。
在得出結論之前，在這些文本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德國納粹思想的痕跡。然而應該指出的是，中國提倡優生的話語可追溯到1890年，主要是受日本著作的影響。以上學生的陳述只是這些思想在民國時期中國醫學倫理問題轉變的見證。正如馮克（Frank Dik·tter）所指出的，到20世紀30年代末，「遺傳、血統、性衛生和種族已成為中國醫學和優生話語的核心主題」。因此，即使他們的老師接受的是德國教育，這裡發現的增強中國人身體的辯論也必須在更廣泛的中國語境中加以討論。不能簡單地採用德國或其他外國的論據，而是要仔細審查、移用。至於講德語的中國醫生可能比其他中國醫生更同情納粹的非人類種族計劃這一點，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結論：「德國性」在助產學校的踐行和實際功效本研究的範圍局限於上海的三所助產學校，但它表明，國際交流可以打開致力於培養女性從醫人員的中國精英的視野。實際上，對短缺的助產士的培養被認為和專業的（男性）婦科醫生一樣緊迫，見證了德國婦女很自然地勝任護士和助產士工作的同濟畢業生，則努力在中國推動更多的年輕女性從事醫學教育。這當然不是局限於同濟大學畢業生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講，附屬於現代婦產醫院的助產士學校是完全必要的，它們踐行的不是單純的慈善使命。
助產學教育在民國時期中國各大城市的興起和國民政府新生活運動在衛生、健康和運動方面的議程一致。在美國，到1940年代醫生大多已經代替了助產士，但中國和德國一樣，助產士的作用依然相當重要。中國和德國衛生保健系統中對應的助產士角色不一定是由於中國對德國產科護理模式的效仿，而是民國時期中國缺乏衛生人員的問題不能僅由受過大學教育的醫生單獨解決的一種反映。
在同濟醫學院和德國學習過的中國醫生接受了德國的醫學知識和德國醫療保健系統，這成為以後他們在上海活動的基礎或模板。那麼，助產學校保持的「德國性」對助產學生意味著什麼呢？有機會學習德語使她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查閱德語醫學期刊和教科書，因此，曾經被認為僅限於男性的正面屬性——醫學上的「德國性」，不僅被這些年輕女性用來提高自己的職業機會，而且還可以提高自己在醫學界和其他領域的社會地位。
可惜我們不知道同德、中德和大德這三所助產學校學生畢業後怎麼樣了，或者，我們也不知道輟學後的學生會變成什麼樣子。她們可能繼續在私立婦產醫院工作，或者繼續自己的實習。儘管她們堅信自己的工作為降低孕產婦和嬰兒死亡率的國家目標做出了貢獻，這些接受現代教育的助產士小圈子的影響主要局限於上海，她們的服務還觸及不到廣大的貧困人群。為貧困母親提供免費生育服務，但我們不知道它分發的數量有多少。儘管有這些努力，上海的嬰兒死亡率仍然很高。1936年，每1000個出生幼兒中就有199.4個死去。因此儘管私立助產學校為引進專業的助產培訓做出了貢獻，甚至可能是其他學校的模範，但只有到1928年政府致力於在全國系統地實施助產課程後，農村和城市的貧民孕婦和新生兒護理才逐步得到改善。
至於「德國性」這一標籤，需要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國醫生可能過度運用了「德國性」的廣告潛力。「德國性」被如此廣泛利用，以致一個醫學雜誌在1935呼籲禁止「德醫」這一說法，批評它只是為了吸引患者，更別提醫療服務質量了。儘管如此，上海受過德式教育的醫生繼續在《竟樂畫報》使用「德醫」一詞來宣傳他們的醫療服務。
總的來說，這項研究表明「德國性」的確是一個吸引患者的標籤，但也有更廣泛的含義。它塑造了同德、中德、大德三所助產學校的組織和課程中對醫務人員的培訓和醫療實踐。然而，德國思想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了醫療部門，又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了說德語的上海社區以外的中國女性的角色，目前仍然存疑。不過，無論是在獲取知識或借用管理結構，還是在為醫療專業人士甚至是現代女性構建新的自我認同方面，民國時期的「外國性」（無論是「德國性」還是「美國性」），都值得我們重新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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