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作為一種著述體裁，起源於魏晉時期，經過唐宋時期的充實發展，至明清兩代達到風靡興盛之境。其內容包括鬼神仙怪、歷史瑣聞、山川風物、世風人情、考據辨證等諸多方面；其形式則靈活多樣，不拘一格，篇幅可長可短。筆記是古代文人學士頗為青睞的一種著述體裁，產生了諸如《博物志》《搜神記》《酉陽雜俎》《涑水記聞》《夢溪筆談》《夷堅志》《日知錄》《閱微草堂筆記》《癸巳類稿》和《癸巳存稿》等一大批久為文史界稱道的名著。20世紀20年代中國現代學科體系在大學和研究機構獲得穩固的地位以後，筆記體著作數量急劇減少，在學術界出版界的地位基本上為西方傳入的章節體著作所取代。其少數涉足者或為學院體制的邊緣人物，或為學院體制之外的文史掌故愛好者。這一時期的筆記體著作較為人知的如姚靈犀編《採菲錄》、張國淦編《北洋述聞》、瞿兌之著《杶廬所聞錄》和《養和室隨筆》等。錢鍾書寫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管錐編》可說是文史學者筆記體著述最後的榮光。
筆記體著作的優點是內容豐富，包羅萬象，可以提取若干有價值的史料信息，也可以保存許多零星的社會見聞、感想體會以及學術心得，為進一步的系統深入研究提供線索。如果沒有筆記體著作，許多比較零碎的材料、感受和心得不能被吸納到結構完整、論證嚴密的著述中去，很可能就會遭遇到被散失被浪費的命運。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現行的學術評價體系需要增加一點彈性，在肯定章節體著作主導地位的同時，似乎也應該為筆記體著作留下一些必要的生存空間。
傳世的筆記體著作多為文史著作，鮮為人知的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有一位社會學家陳達，居然也出版了一本筆記體的著作，那就是194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浪跡十年》。陳達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創始人，人口、勞工和華僑問題研究的權威學者，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陳達從小就養成了做筆記的習慣，在社會學研究生涯中一直堅持這麼做，他說：「我在閱書或旅行的時候，大致帶筆與紙，預備隨心所欲，抄記任何項目。俗語云『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我在少年時，記性固然不壞，且筆是甚勤的。這部書的材料，大部分系依賴勤於筆而集成的，事無巨細，興到即記。我認為筆記是最隨便的文體，利於記述事物，表達思想。」陳達早年在清華學校接受教育爾後又留學美國，他的學術訓練基本上是現代的、西式的，但早年清華學校的國文教師中也頗有一些飽學之士，在那個時期他對包括筆記在內的中國傳統文獻應該也有一定的認識和體會。不過，也許是傳統的筆記著作缺乏一番現代社會科學的洗禮，其觀察、記述、解釋往往不能很好地呈現現代學術的風格，所以陳達在追溯其做法的來由時，對中國傳統的筆記隻字不提。在將筆記整合成《浪跡十年》一書時，他自述借鑑、綜合的是西方著述的四種形式：自傳、回憶錄、把生活和工作在一本書裡夾敘（如美國社會學前輩柯立的《學生及其生活》）、德國人的「研究旅行」（以旅行部分為主，研究的成分可多可少）。對這四種形式的著述，他都有一定程度的借用，所謂「上述數種，我也有局部採用的，但沒有純粹地採用哪一種。」《浪跡十年》各條之間長短不一，主題各異，只是按照類型加以大致的歸攏，分為9章38節。不過，此處的章節與現代學術著作注重系統論述的章節有著本質的區別。從這本書的格局和寫作風格來看，陳達的《浪跡十年》可以說是一位現代社會學家以社會學眼光來觀察、記述和解釋其所見所聞、所讀所思的新式筆記。「用隨便的文筆，鬆懈的組織，說些我要講的話，記些我認為有趣或值得注意的事物。」陳達關於這本書的定位和傳統的筆記寫作形式並無二致，不過是寫作主體是一位現代的社會學家，所以在內容和旨趣上隨著時代的發展有所更新罷了。
《浪跡十年》一書約28萬言，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抗戰前陳達在粵東、閩南和廣西、東印度群島、暹羅（今泰國）、蘇聯等地從事調查及旅行考察的筆記，二是盧溝橋事變後他告別清華園、自北平而長沙而昆明的經歷，對戰時雲南尤其是呈貢縣的觀察，參加雲南人口調查工作以及人口政策研究委員會、社會行政會議、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社會部社會政策會議期間的見聞。有鑑於此，2013年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曾把這本書一分為二，分為《浪跡十年之行旅記聞》和《浪跡十年之聯大瑣記》兩本小冊子出版，每冊篇幅不大，內容豐富、細碎而有趣，配上小開本的精美設計，竟受到了今日讀者的熱捧。
陳達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他的筆記記述了一位社會學家在抗戰前和抗戰時期的經歷、見聞和感受，對於研究中國現代社會學的學術史具有寶貴的價值。他的名著《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現代中國人口》的寫作背景和經過，以及他所主持的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人口調查工作開展的具體情況，在這本書裡都有詳細而真切的敘述。戰時生活起居的艱苦，陳達主持工作時不辭勞苦，翻山越嶺，櫛風沐雨的細節都隨著他質樸的敘述一一展露筆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浪跡十年》還記錄了當時的許多社會實況和風土人情，是我們研究這一段時期社會史的寶貴材料。它比傳統筆記高明的地方在於，它是以社會學眼光觀察、記述和解釋的，科學性和可信度遠非前者可比。在「自序」中陳達說：「凡是我所注意的人與事、人與人的關係，人與事的關係，事與事的關係，往往含有社會學的意味。我的觀察與思想，有時候不知不覺地入於社會學的領域。本書所記的在許多方面，可以灌輸社會學的知識。不過這些知識，亦是無系統的，無組織的，不像是教科書那樣的機械與莊重。」如1943年3月12的「松花坡機場對於呈貢人民生活的影響」一條列舉的四點：
（一）靠近松花坡各村，壯年男子俱有賣力氣的機會，即使在農閒時，村內少見閒散無事之徒。一般的苦農，早出晚歸，向飛機場找工作，大致每日俱有事。每日工資至少40元，飯食自理；如遇趕工的時候，每日工資可增至70元。
（二）呈貢的米價，現尚平穩於每升（八斤）60元之數，此價俱較鄰近各縣為低，因一般米販，竟向附近各處運米來呈，因此呈貢比較有積米，鄰縣感覺缺乏。
（三）蔬菜及燒柴，因產量不豐，市價高漲，特別是飛機場工人集中時（其數約有三萬人）。
（四）乞丐增多，竊案與盜案增加，特別是機場跑道完成後，大多數工人因解僱而失業，流落於呈貢鄉村中。
上面這短短200來字，把松花坡機場修建對當地人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影響的主要方面都勾勒出來了，有事實有數據，而且對米價、蔬菜和燒柴價格的不同影響做了區分，不能不說是寶貴的社會史資料。
又如1942年12月17日的「中國人的思想」一條，把1941年秋陳達在四川巴縣虎溪鄉場書攤見到的將近200種書的類別做了細緻的觀察和記錄，他發現闡揚儒家思想的僅有區區三種，而與孔孟無關的其他讀物則在鄉間流傳甚廣。他甚至將這200種書的書名全部抄錄，一一列陳。結合在其他地區旅行時的觀察筆記，他認為儒家思想僅支配士大夫階級，至於其他社會階級則大體上受道教和佛教的影響。陳達所記錄的鄉村集市書攤早已煙消雲散，但他記錄的事實將通過他的筆記而永久地保存下來了。以後我們在研究中國民間的社會思想時，面對這麼具體、翔實、生動的事實，還能漠然無動於衷嗎？
陳達的筆記體著述，集中於《浪跡十年》一書，但並不限於此。抗戰後的國共內戰時期，陳達又在報刊上發表了一些筆記，主要有：《北美重遊》系列9篇，記錄1947年4月1日至9月23日他在美國訪問期間的經歷和見聞，同時刊發於天津《益世報》的「社會研究」副刊和《時與文》雜誌；1948年下半年刊發於《新路》周刊的瀋陽通訊、餘杭通訊、土耳其通訊、義大利通訊、日內瓦通訊等。
最後，我想表達兩點希望。第一，以後再版《浪跡十年》時，最好能將陳達後來寫的這些筆記作為附錄收入，使讀者可以讀到陳達筆記的全貌；第二，將這本書作為史料書出版，最好在書末附上重要名詞索引，使更大範圍的讀者可以依賴檢索迅速獲得他所需要的資料，大大提高其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