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爾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 （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羅傑·夏蒂埃 著 馬勝利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年2月
卜月（書評人）
1988年正值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紀念，《年鑑》雜誌刊發由編輯部集體撰寫的《歷史與社會科學一文：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一文標誌年鑑學派這一法國史學主流學派所潛藏的危機公開化：它一度推崇的原則——即對史料廣泛收集、量化處理和系列組合——正逐漸失去吸引力。繼而，歷史學家們就應當繼續突出系列和結構，還是應當注重行動者等問題展開激烈論戰，甚至有人主張恢復政治和個人的至高地位，民族史也開始風行一時。
法國社會學界的翹楚，也是當時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皮埃爾·布爾迪厄對這些辯論嗤之以鼻，並對歷史學和歷史學家進行了進行毫不留情的尖銳批評，譴責歷史學（主要是法國）拒絕任何批判性反思，熱衷於虛假的對立關係，對社會科學的經典一無所知，只注重空談認識論而忽略有助於真正理論思考的研究實踐。對於這一嚴厲批評，歷史學界的抵抗程度，不亞於此前布爾迪厄其他著作和言論所引發的任何一次口誅筆伐。然而，區別於言辭激烈的筆仗論戰，這一次，年鑑學派第四代的代表人物羅傑·夏蒂埃選擇邀請布爾迪厄做客由他主持的《名人直白》欄目，通過提問、辯白、插話等方式，試圖在「嚴謹而平靜的討論氣氛」下進行對話。
對話圍繞「社會學家的職業」、「幻覺與知識」、「結構與個人」、「習性與場域」、「馬奈、福樓拜和米什萊」5個主題展開。這些基本上都是布爾迪厄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也曾引起過巨大的非議與抨擊。然而，布爾迪厄認為，這些猛烈抨擊起因於「他們錯誤地，或者說『過分正確地』理解了」他的書作，並遺憾地表示自己「在法國的知識場域中有眾多的敵人，但卻沒有遇到對手，即沒有人再做過必要的研究後對我提出反駁」。這不全然是自負狂妄之語；對此，他也多少感到有些焦慮不安。在對自己以往引發爭議的學說和觀點逐一進行釐清和辯白的同時，他也十分清楚：「社會學家是令人難以容忍的」，對其他人和對其自身而言都是如此。因為社會學家的分析對象正是他所處的社會場域，生產知識的主體同時也成為了被認識的對象。這種處境造成了社會科學中獨一無二的「精神分裂症」之痛。
歷史學家的訴求則與社會學家不太一樣。對於前文提到的法國史學界面臨的危機，以及年鑑學派的學術傳統如何存續，這次對話的另一方——羅傑·夏蒂埃也曾有過深入的思考。他倡導從社會科學研究前沿（例如布爾迪厄、埃利亞斯），以及從新的合作學科（如文學批評）中尋求靈感，進而釐清主流史學的問題，幫助歷史學走出困境。在從事近代早期的書籍史、閱讀史的研究之餘，夏蒂埃也通過大眾傳媒開展學術普及活動——如主持法國文化電臺的《名人直白》、《星期一史學》等欄目，鞏固和擴大歷史學科的影響；並藉機與社會科學前沿人物以及新學科領域進行公開的對話與交鋒。在與布爾迪厄的這5次對話中，夏蒂埃毫不諱言歷史學科所面臨的問題，同時也對歷史學與社會學的相通與相異之處做出了考察。
在2002年1月23日，布爾迪厄突然去世後，法國文化電臺重播了這5次對話。人們發現，其中提出和討論的不少問題從未過時，對於當下的社會世界仍然深具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