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大衛·阿米蒂奇的「野心」似乎太大了：當許多歷史學家謙遜地將自己的本分限定在「過去」，並謹慎地保持學術與政治、歷史與現實的距離時，阿米蒂奇卻近乎煽情地發出「全世界歷史學家，聯合起來」的號召，呼籲歷史學家在政治決策與公共領域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今天，有關未來發展的話語權完全掌握在那些將人的本質看作是靜態的經濟學家手裡」，他為此表達不滿，「而歷史學本能夠為氣候變化、不平等根源和資本社會未來這些重大問題提出更深刻的洞見」。
不難想像阿米蒂奇的主張在歷史學界內引起的廣泛爭議：在和傑·古爾迪那本動員性的小冊子《歷史學宣言》裡，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當前史學的短視、碎片化、以及過度專業化傾向。「歷史學家的書不應該只寫給歷史學家看，」不僅如此，「歷史學家還應該思考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歷史」。如今，歷史學乃至整個人文學科的學生都常被勸告其學術論文應「從小題目做起」「切忌想太大寫太寬」，阿米蒂奇卻反其道而行之：「我總是讓學生們回答，你的文章能問出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在治學之路上，阿米蒂奇貫徹了自己的信條。新書《內戰：觀念中的歷史》大膽處理了兩千多年的歷史，「這個題目不是我找到它，而是它找到我的」，阿米蒂奇談道，伊拉克戰爭、以及圍繞戰爭性質發生的激烈論辯成為他思考內戰的起點，他反對將美國的行動美化為一個「輸出自由的故事」，而希望通過長時段的歷史研究展現「一段更黑暗的歷史」，並反思：作為人類頗為廣泛、頗具破壞性、且依然頻發的武裝暴力形式，內戰究竟是什麼？就是如何塑造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歷史學又能如何幫助我們去理解它、去洞悉它的症狀？對他來說，這不僅僅是一次對「過去」或「歷史」的梳理，「如何用歷史給予我們的知識來武裝自己，面對這些未來，將會影響到全球上萬甚至上百萬人的命運——這些人也通常是最脆弱、最不幸的人」。
與文字上表達出的激進姿態相反，阿米蒂奇本人就像他的老師昆廷·斯金納那樣謙和友善。應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之邀，阿米蒂奇來北京訪問，並於2018年5月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的採訪。以對新書《內戰》的討論為起點，我們期望向讀者進一步展現這位歷史學家對歷史學責任與未來的熱切期望。
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大衛·阿米蒂奇與他的新書《內戰》中譯本。澎湃新聞：從大英帝國、美國《獨立宣言》、國際法、內戰到海洋史和全球史，你的研究範圍和領域呈現出令人驚訝的廣泛性和多樣性。在這跨度極大的學術歷程中，我們能找到一條連貫的線索嗎？或者說，有哪些主題或問題是你持續關注的呢？
在回答你的問題之前我想先說，這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國，我非常高興能接受澎湃的採訪，也期待與更多的讀者分享自己的思考。
而對於你的問題，是的，我想確實存在這樣一條連貫的線索。從事學術研究以來，我一直對「國家」這個概念和它的對立項深感興趣。政治思想的視角構成了我學術研究的出發點，而你知道，傳統的政治思想討論往往從內在角度去研究、思索和反省國家，但在我看來，國家以外的其它政治組織形式也值得關注——諸如帝國，尤其是在西方所謂早期帝國時期（從16世紀到18世紀）內國家和帝國的關係。
事實上，從第一本書《英帝國的意識形態起源》發表以來，我的作品就致力在「國家及其對立物」這個論題上不斷擴展。第一本書討論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第二本書《<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則試圖以18世紀美國革命與《獨立宣言》的發表為例說明國家的誕生。而在隨後《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裡，我討論了我們如何開始想像自己生活在一個充滿國家的世界——畢竟直到20世紀，我們的世界大部分領域仍被帝國覆蓋，從「帝國的世界」到「國家的世界」的想像轉換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我最近出版的作品《內戰：觀念中的歷史》某種意義上可看作《<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的後續，《<獨立宣言>》講述國家的誕生，而《內戰》則轉向國家的分裂，我開始思考國家如何從內部破裂，以及作為「國家」對立物的其它形式政治共同體（如帝國）如何陷入衝突。我想這就是貫穿在我研究中的連續主題。
而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這個主題，我尋求在研究中不斷擴展政治思想史的邊界：我不僅僅試圖擴展研究對象的類型（比如思考），還希望拉大研究對象的空間和時間尺度。我想，即使是最傳統的政治思想史問題——諸如什麼是國家，國家如何誕生，如何獲得合法性，如何在國際領域類與其它國家互動——也值得在更長時段，更廣範圍上進行探討。我的著作，以及我與朋友、同事合編的有關海洋史、全球史的著作，都源於擴展傳統史學問題之邊界的意圖。我感到非常幸運，作為一名學者，我能追隨著自己關注的問題，我完成的每一本書似乎都在處理一系列新的問題，但又在最根本的關切上相互聯繫。
內戰最悖論性的核心是，你承認自己與敵人的親密聯繫來談談你的新書《內戰》吧。我們看到，「內戰」似乎是個相當模糊的概念，中文中的「內戰」更多包含「國內的」「內部的」意味，但今天，那些被界定為「內戰」的戰爭往往包含多方國際勢力的參與，甚至也有政治家或學者提出「全球內戰」這個字面上有些矛盾的概念。在當今的國際世界中，你如何理解「內戰」的意涵？
阿米蒂奇：這個提問正與《內戰》的主旨相關。在這本書裡，我試圖探討兩千多年來「內戰」的意涵之變化，以及它們如何與當代的衝突觀念。首先，在歐洲話語內，「內戰」（civil war）的核心在於「公民」（civil）而非中文裡的「內部」，內戰是發生在公民或同胞之間的戰爭；當然，就意指在同一個政治共同體內發生的衝突而言，中英文的「內戰」意義是相通的。
我想說明兩點，首先，之所以會出現「全球內戰」這種說法，其根源在於我們對公民或政治共同體想像形式的變化——這個共同體可能是一個城邦，一個帝國，也可能是整個人類總群。在此意義上，「全球內戰」便是意指作為整體同胞的人類的戰爭，它帶有一種普遍人性的含義。
而另一方面，就像你說的那樣，在今天，大部分內戰都不再局限於單一的國家界限之內。21世紀約有40多場戰爭被定義為「內戰」，而其中大部分（超過30場）被學者定義為「國際化」的內戰：就像伊拉克和敘利亞一樣，戰爭從單一共同體的內部衝突開始，而在衝突進行過程中，美國、俄國或其它鄰國等外部勢力逐漸參與該國政治軍事衝突，與此同時，原本屬於「內部」的衝突也常常突破國家的物理邊界——敘利亞便是一個例子，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民大量逃離祖國尋求其它國家政治避難，甚至帶來整個歐洲政治局勢的震蕩。我們看到，這一「進」（即外部勢力捲入）一「出」（即衝突向國外擴散）的國際化特徵正是今天大部分內戰所顯現的。
澎湃新聞：就像今天的敘利亞戰爭，以及上世紀的韓戰一樣，我們會看到有關戰爭迥然不同的敘述視角和命名。諸如「敘利亞內戰」、「敘利亞革命」或者「敘利亞危機」，不同的命名或許包含了對戰爭勢力和戰爭性質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你看來，今天人們對「內戰」的使用或讀解是否包含了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敘事框架？
阿米蒂奇：是的，當然。這正是我在書中的核心主張：在「內戰」的理解和使用上，不存在毫無爭議或者普適性的共識。
事實上，當我在十多年前開始構思這本書時，正是期望反思內戰所包含的不同政治敘事與意識形態內涵。當時正發生的伊拉克戰爭是我展開這項研究的重要催化劑。在伊拉克，各種形式的暴力頻發，光是在2006年10月到2007年1月間每月就有3000人喪生。那時，在美國、伊拉克和世界其它地區，對當前美索不達米亞衝突性質的辯論正日趨白熱化：到底該如何定義在伊拉克發生的事？這是叛亂嗎——意味著它應該由國家內部的暴力部門加以壓制？這是內戰嗎——意味著衝突雙方在某種程度上的對等性？對於「為何圍繞內戰會產生這麼多困惑和爭論」這個問題的好奇，成為我撰寫本書的一大動力。
而在我完成這本書寫作時，相似的爭論在敘利亞發生。以2011到2012年的敘利亞為例，普通敘利亞人認為這是一場由阿薩德政權爭端展開的內戰；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則以「戰爭對立方並不等同」否定「內戰」的定義，同時與俄羅斯相互指責對方挑起內戰；阿薩德政權將其視為叛亂，而反抗者則認為自己正進行著一場革命性的反抗。你可以看到，同一場戰爭可能從不同視角或立場（諸如統治者、反抗者或旁觀者）獲得截然不同的命名，而每一種命名——諸如革命、叛亂、危機——都包含政治的、意識形態上的指向：為了捍衛自身的合法性，為了否定敵對者的權威，為了構建對下一步行動和未來圖景的想像等等。在特定的衝突語境下，這些命名的使用也不斷由於各方力量衝突而帶來各種各樣的爭議。
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後，國際紅十字會官方宣布敘利亞的情況應屬於「不具備國際特徵的武裝衝突」，這從術語上界定了我們描述這場戰爭的方式。這個界定是重要的：只有在這個結論確立後，各方才確定受到《日內瓦公約》相關條約的約束，並讓人道主義援助到達敘利亞成為可能。你可以看到為什麼國際組織避免使用「內戰」這一稱呼：它牽涉太多政治、軍事、法律和民族的意義。而對期望將內戰置於國際人道法約束下的國際參與者來說，他們期望讓發生在敘利亞「內部」衝突在國際共同體中被思考，從而將人道主義的限制引入內戰，最小化人類犧牲。
敘利亞內戰中的阿勒坡今天，國際關係的學科視角幾乎主導了對我們對世界上發生的內戰的理解：人們更關注特定區域國家間的複雜局勢，及其背後的大國勢力博弈。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你認為歷史學科能為我們理解內戰提供什麼新的東西呢？
阿米蒂奇：我想歷史學能幫助我們去辨析那些圍繞內戰觀念產生的爭論背後的多重層次。事實上，至少在西方，當我們談論內戰時，我們是在同一術語之下談論許多不同的事物。一個美國人對內戰的想法很可能不同於一個英國人或一個俄國人，而一名國際律師的內戰觀念也可能大大有別於一名政治科學家或歷史學家。無論在大眾還是專家群體，我們都能看到有關內戰不同的歷史敘事，這些定義和想像也會影響他們是否將特定戰爭視為內戰。而作為歷史學家，我試圖一瓣瓣剝開這些爭議的內部層次——存在關於內戰的多種話語，那麼這些話語緣何而來，有何交疊？我希望像考古學家那樣挖掘這些話語和觀念，從而在觀念史視角下展現內戰的思想如何在時間中沉澱。
在上述思路的引導下，我在書中穿越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羅馬時代——我認為「內戰」觀念起源於羅馬——找到了「內戰」的核心：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樣，即內戰是同胞之間的戰爭，是那些將彼此視作同一共同體之一部分的人之間的戰爭。我想這是內戰思想史中最為矛盾的一個地方：在這場最具毀滅性、破壞性並泯滅人性的戰爭中，你始終承認你與敵人的某種集體的、親密的聯繫——而你正在殺害那些你視之為共同體之一部分的人。我想說明的是，儘管我們使用不同的語言來述說內戰，但思想史研究的進路向我們展現了，內戰觀念這一悖論性的核心已經持續了兩千年。
澎湃新聞：你曾多次提出，我們經歷了從「一個帝國的世界」到「一個國家的世界」的清晰轉變——當然，你主要從思想史的角度闡釋這一轉變。但如果我們將當前頻繁爆發的內戰視為殖民時代的長時期後果，並將這些內戰與尋求獨立、民主國家的鬥爭結合的話，我們也不難看到，這些戰爭是如何被美國、俄國等大國的陰影籠罩，而任何「內部」的鬥爭最終陷入國際政治力量的博弈裡。是否可以說，儘管我們正經歷從帝國到國家的變革，但帝國的陰影從未散去，甚至具備了新的形式？
阿米蒂奇：你提到了內戰和殖民的關係，我想先就此再補充一點。事實上，內戰的爆發和去殖民地化的獨立運動有著密切關係。就像我們在1945年以後非洲和亞洲的歷史發展中看到的那樣，當一個國家或民族的人民在二戰後宣告從帝國獨立後，內戰往往在獨立運動2到10年後爆發，其矛盾核心大多在於：從帝國的權威脫離後，如今誰才是國內權威的合法所有者。當然在我看來，不僅是20世紀，19世紀的歷史同樣呈現出「獨立→內戰」的模式，以美國為例，它在1776年宣告獨立，而內戰則在1861到1865年間爆發，除開「為什麼宣告獨立後過了這麼久才爆發內戰」這個問題外，美國的歷史發展是基本符合我方才提及的模式的。
而回到你的問題，是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我可能需要收回或者修正我在早期著作中的斷言：即從18世紀以來，存在著從帝國世界到國家世界的清晰轉變。我認為，現在我們可以說自己生活在一個「後殖民」的時代——就殖民時代已經過去而言，但我們並未生活在一個「後帝國」的時代——帝國的遺產依然存在，並形塑著大部分的世界：世界上許多大國仍然以17到19世紀形成的帝國結構為根基，美國、俄國是這樣，而中國——中國甚至可以追溯到秦帝國，是秦帝國的版圖框架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國的版圖框架。我們看到，這些主要的領土國家都具有帝國的根基，無論他們是否曾是殖民國家，它們都經歷了帝國的道路。而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被帝國形塑的世界裡，隨處可見帝國的印記。
歷史學的「野心」：從多樣的過去走向多樣的未來你和喬·古爾迪一直呼籲，歷史學不應該從公共領域退卻，而歷史學家則應該積極參與探討當代事務和當代挑戰。在你看來，一種 「參與現實」的歷史學應該是怎樣的歷史學呢？
阿米蒂奇：我想先講講為什麼我會和古爾迪在《歷史學宣言》中發出這樣的呼籲。我們認為，學術的聲音一直存在於公共領域，包括引導大眾輿論，或者影響政策決議。而在我們的時代，充當這樣角色的學者往往是經濟學家、法律學家、政治科學家而非歷史學者。但事實上，在一個世紀以前情況並非如此，美國和歐洲的歷史學者在社會內享有很高的認可度，他們對歷史深度和歷史複雜性的認識也時常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尊重。歷史學學科退出公共領域正是這百年間發生的變化。
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公共領域內幾乎所有方面都在喪失一種歷史的視野，經濟學家、政治科學家或政策制定者考慮的不過10年、5年、1年甚至3月之內的事。甚至在歷史學科內部，許多歷史學家也開始將視野局限在10年甚至5年的短時段內。我和古爾迪將此稱為「短期主義」。
我們因此在《歷史學宣言》中發出倡議，歷史學家的視野應該是超過50年，100年甚至數千年的更深層的歷史，同時，我們應該在歷史知識的引導下擴展材料收集、分析、規劃的新方法和新模型，這不僅將幫助歷史學家提出新的問題，也將有助於使歷史學的專業工作進入公共領域的廣泛對話。歷史學家應懷抱不僅是國家的，還有國際的甚至全球的關切。託馬斯·皮凱蒂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就像我們提供了一個範例。當短時段研究對未來做出頗為樂觀的預測時，皮凱蒂卻用更長期的歷史視角證明，我們所自以為的收入平等或經濟平等趨勢並非正確。他的長時段視野向讀者揭示了一幅更為悲觀的途徑——諸如西方社會流動性如何減緩，社會不平等如何不斷增長。我希望強調的便是，憑藉更長時段的視野，更大體量的資料，更複雜的分析方式，長時段研究往往能帶來與短時段相當不同的結果。
我希望的歷史學家的讀者不僅僅是專家和學生，還有學術界之外的大眾，希望歷史學家以歷史的視角就人們關心的氣候變化、全球正義等問題與大眾對話。對我來說，《歷史學宣言》提供了《內戰》的理論根基，我試圖從這長時段來研究內戰，並試圖本書寫得通俗易懂，使它被更多人閱讀——我也非常高興這本書能被翻譯成中文及其他語言。
費爾南·布羅代爾但你所倡導的「長時段」研究也受到相當的爭議，就像人們對「長時段」先驅者布羅代爾的批評那樣：過於簡單化，忽視變遷、結構和實踐之間的聯繫，忽視人類主動性等等。
阿米蒂奇：是的，我了解這些批評。布羅代爾在經典作品《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區分地對待了三種層次的時間：長時段，中時段和作為事件的短時段，他時常被批評沒有整合這些部分。但70年後，現在的歷史學家已經有了更複雜的方法和模型來組織這些不同層次的實踐，並構建其中的相互關聯和英國解釋。我們在《歷史學宣言》中便倡導研究者提出大問題，同時將宏觀與微觀，長期視野和短期主義相結合。這也是我在《內戰》一書中試圖做到的：一面截取或重構特定歷史語境下的切片，另一面則將這些切片或片段置於更長時段的序列中。我希望整合不同的時間尺度，以說明即使是為了理解相對較短的時段，我們也需要思考諸如近20到50年的中段歷史，以及幾個世紀的長時段脈絡。而藉由數位化、大數字等計量史學方法，這種多重時間層次的整合將是可能且可行的。
澎湃新聞：不僅是「更長的時間」，你同樣強調了「空間」在歷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中的意義。可否談談，對空間概念的引入將如何改變傳統思想史的視野？
阿米蒂奇：幾年前我曾經在一篇論文《思想史的國際轉向》中提出，空間或許是思想史最後的邊界。我從一下方面來思考這個問題：
首先，在我看來許多思想史研究是相當脫離實體的。它們大多被放置到構建成的暫時的、語言學的文本裡，仿佛漂浮在空中，脫離了物質和空間的決定因素。我希望讓思想史重回地面：不僅僅去思考生產思想的主體，同時關注思想產生和形成的物理空間。在這一點上，科學史研究給了我們許多啟示：他們讓思想不再屬於某種普遍的真理，而是賦予其確定的、地方性的空間——實驗臺，小酒館或者皇家學院，他們用這些空間來闡釋思想的出處。當然，除了思想形成的具體空間外，我們還應關注這些空間之間的複雜互動，這關涉思想的擴散和傳播。
而另一方面，我試圖反思學者對空間的理論化方式（諸如「國家」這樣的政治空間），並希望擴大空間的概念，從而拓寬思想觀念的語境和思想史研究的各種可能。比如，我曾在書中回溯性地「思考」了帝國這一政治空間概念所蘊含的政治思考方式，並討論它是如何區別於「國家」空間，在這包含陸地領域和海洋領域的疆土上，其等級性、差異性、內含物呈現出何種複雜的形態。同時，我倡導現代思想學者去探究更大範圍的思想——大陸的，區域間的，海洋的甚至行星的。如你所見，地球上70%的地表被水覆蓋，用「土地」（earth）去命名地球在某種意義上是錯誤的，我們或許更應該稱其為「海洋星球」，而一旦你如此思考，就獲得了與傳統基於「土地」來思考空間的不同方式。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也有理論家從外部空間來思考我們在這顆星球上的人類社區。你會看到，空間的擴展——從民族、國家、洲、帝國、海洋乃至作為人類棲息空間整體的行星——是如何改變我們對自身和對世界的認知，並引導我們去思考更廣的問題。
澎湃新聞：一個問題是：我們或許仍然期望歷史學能起到現實、教育的意義，並成為一種未來導向的歷史學，但歷史學之所以失去這種意義和導向，之所以陷入「過去」的牢籠和「短時段」的視界，一部分原因也是由於20世紀以來民族-國家神話或革命神話的破滅，以及人們對於帶有宏大敘事或目的論色彩的長時段論述的警惕。當你主張「歷史學應重回公共領域」時，你對歷史學本身的規範性作用懷有期望嗎？
阿米蒂奇：我想這個問題涉及的正是我和古爾迪在宣言中最核心的倫理關切。我們聽過商業倫理、醫學倫理或職業倫理，但歷史學似乎往往對談論倫理、談論自己所作所為的規範性基礎感到猶豫。當然，許多歷史學家會認為自己對「過去」具有規範性責任，但我想主張的是，歷史學家不僅對過去負有責任，還應該對現在和未來負起責任。歷史學家的觀眾可能是統治者，革命者或公民，而歷史學內容恰恰在於重新發現過去的教訓，並幫助當下的行動者走向未來。當然，這種朝向未來的規劃可以是短時段的，也可以是長時段的，可以是因時而異的，也可以是進步的——就像是18世紀，進步的觀念佔據主導，而到19尤其是20世紀這種進步論沒落。從規範性的角度來說，我想今天，歷史學家應思考多樣的過去，並以此為引導來思考多樣的未來——不存在單一過去，同樣也不存在單一的、目的論式的歷史敘事（無論是進步論還是宿命論）。歷史學家應該保持一種對偶然性、多元性、可變性敏銳的歷史感，以通過對歷史多種形態、多種可能的發掘，向人們呈現那些可以企及的、多種多樣的未來，以及朝向複數性未來的規範性指引。這或許有些抽象，但總之，我認為這就是歷史思維的規範性方向：從過去思索現在並走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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