瀕死體驗
2001年12月，全球醫學界最具權威性的核心科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刊登了一篇荷蘭心血管外科醫生皮姆·范·羅梅爾(Pim Van Lommel)遞交的瀕死學研究論文。文章內容圍繞羅梅爾醫生及其同事在1988年至1992年間救助的334位年齡在26至92歲之間的突發性心肌梗死症患者的瀕死經歷而展開。這項研究成果一經發表即在國際醫學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羅梅爾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瀕死經歷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意識脫體現象根本無法通過神經生理學知識予以解釋！因為在很多患者經歷瀕死體驗時，他們已經處於臨床死亡狀態——即所謂的腦死亡狀態；心跳和呼吸已經完全停止，甚至是已經停止了很長一段時間；腦電波消失，整個神經系統失去了任何生理或病理性電衝動。如果按照現有科學的觀點，人類的意識是經由腦神經的生理電活動而產生和運行，那麼當患者處於臨床死亡狀態時，不可能具有獨立於其軀體的意識或者任何類似於思維的活動，更不要說瀕死體驗報告當中經常會出現的一系列清醒而有秩序的認知和奇妙感受！
羅梅爾所提出的問題與六年前彼得·芬維克夫婦所討論的致命矛盾一脈相承。芬維克作為一位全世界頂尖的神經生理學專家，曾經試圖通過神經的生理或病理性活動而尋找出破解瀕死之謎的科學鑰匙。他曾經嚴肅地指出：人類的右側大腦主管著思維情緒，左側卻負責掌管語言和記憶分類，由於左右腦在死亡過程中的參與程度不一致，所以才造成種種難以解釋的所謂瀕死體驗。
右側大腦的積極參與，使得瀕死體驗經常會呈現出某種情緒化波動；然而左側大腦卻並未參與死亡的生理過程，因而難以找到適當語言對該種經歷加以描述。另外，瀕死體驗當中有關空間疆界感喪失、時間定向障礙、事件排序錯亂(即許多所謂的回顧「同時發生」抑或以「摘要的形式」發生)等都可以歸結為右腦較之左腦的參與程度高。芬維克夫婦甚至專門論證了大腦右側顳葉的某些功能障礙能導致類似體驗的發生。
不過，彼得·芬維克是一位嚴謹的科學家。他並沒有像許多將科學實證之名號看得比科學真理還重要的科學界的所謂專家學者一樣，莽撞而不假思索地向全世界高調宣布瀕死體驗不過是大腦死亡過程中所發生的步調錯位；即使他本人確實想通過生理學機制，而非類似於「靈魂」等觀點解釋這一切。芬維克最終向學術界公布的是另外一項研究成果：大腦不可能在無意識的狀態之下成功地建立任何足以產生「體驗」的神經反射！即便能夠在某些極端特殊的條件下建立感知模型，也絕無可能在事件發生後向人們完整地講述其間的經過——因為記憶不可能在失去意識的條件下形成！
羅梅爾的研究與芬維克得出的結論相一致。
羅梅爾在文章中提及了一位40歲的心臟病患者。此人心臟病突發摔倒在路邊草坪。路人看到後，立即叫來了救護車，將其送往醫院搶救。在救護車上，這名患者漸漸喪失了所有臨床醫學的生命指徵，走入了科學意義上的死亡。羅梅爾在該病人心電圖和腦電圖已徹底為零後，又繼續堅持了一段長時間的「無謂搶救」，並在實施心肺復甦術時將患者口中的假牙摘掉。
大約一個半小時之後，該患者恢復了血壓和心跳，但是仍然處於深度昏迷狀態之中。數星期後該患者重新醒來。他見到羅梅爾醫生的時候，感謝了羅梅爾所實施的敬業搶救並告訴羅梅爾他很清楚自己的假牙現在被放在什麼地方：
「我被人抬到醫院時，看見你在那裡，將我的假牙從我嘴裡拿出並放在了一輛小車上。車上有許多藥瓶，車下方有個抽屜，你就把我的假牙放在那個抽屜裡面了。」
羅梅爾醫生萬分驚訝，因為他知道在整個搶救過程中，該患者一直都處於深度昏迷或臨床死亡狀態，絕不可能有認知能力！而通過進一步交談，羅梅爾從該名患者口中得到了最為標準的瀕死體驗模型，即俯視自己在病床上的「屍體」和周圍忙碌的醫護人員。該患者甚至異常準確地詳細講述了他本人「俯視」急救車和搶救室時所曾發生的每一件事，其中還包括極其專業的搶救程序！羅梅爾不知道究竟該怎樣解釋。
當然，總會有人站出來質疑「這些都是幻覺」，只不過是「恰好符合具體事實」。為徹底消除這些基於統計的妄斷，肯尼斯·林聯手心臟外科專家麥可·薩博(Michael Sabom)共同設計了一套幻想試驗：邀請患心臟病及其他重病的一組病人去努力地想像自己在觀察醫護人員為病人實施搶救，並將其想像具體細節完整地描繪出來。
而該試驗的結果讓叫囂巧合論的人大跌眼鏡：這些因患重病而常年有機會接受搶救性臨床治療的試驗參與者都在其描述中犯下了明顯的錯誤！沒有人(只要參與者本身不從事醫學工作)能夠完全準確地描述搶救的正確程序！這項試驗說明：若非曾親眼仔細觀察過臨床搶救的具體實施方法及一系列複雜而且有序的步驟，僅憑藉在影視劇中所曾經見到的救護情節而展開個人想像，絕對沒有一丁點可能將專業的搶救過程描述得如此天衣無縫！該試驗結果與瀕死體驗者所能夠提供的精準描述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唯一的解釋就是有關懸浮於房間上方俯視著自己接受搶救的經歷，即所謂意識離體經歷，是某種曾經真真切切發生過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