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隨著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在部分城市開始嚴格執行，垃圾分類這一大眾熟悉又陌生的概念開始受到廣泛的關注。根據住建部的計劃，全國46個重點城市需要在2020年以前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並在2025年將垃圾分類覆蓋到所有地級及以上城市。
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國的垃圾的產生量也保持快速的增長。以中國的人口基數和經濟增長，垃圾圍城、新增的垃圾無處可去的情景不可避免。根據數據，中國每年城市垃圾的清運量為2.15億噸，其中56%都採取填埋的方式處理，焚燒和回收利用的佔比僅約40%。垃圾填埋不僅需要佔用大量的土地資源，同時還會對附近區域的生態環境造成潛在的威脅。探索合適的垃圾分類、回收和利用方式也成為當前發展階段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垃圾分類面臨五大挑戰
從資源再利用的角度考慮，垃圾是放錯了位置的資源。根據各地生活方式和地理條件的不同，中國的生活垃圾構成存在差異。根據對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的抽樣結果，廚餘垃圾的佔比大概在40%~60%之間，紙張、塑料等可回收垃圾佔比在20%~40%之間。由於飲食結構的特點，中國的廚餘垃圾熱值要高於世界銀行推薦的垃圾燃燒熱值要求，因此具備焚燒發電的價值。隨著中國包裝業發展和快遞業務增長帶來的大量包裝需求，可回收垃圾也快速增長。處理方式得當，絕大多數垃圾都有回收利用價值。但是，並不是有回收利用的價值，就意味著有回收利用的經濟性，而且垃圾有效利用（具有經濟性）的前提，是前端能夠得到有效的分類處理。這也是目前在全國推廣垃圾分類的關鍵所在。
從2000年開始，在北京、上海、廈門等城市就已經開始了垃圾分類的試點。其他一些城市也陸續推行了垃圾分類的措施。垃圾分類推行到目前為止已有20年的時間，但是分類效果並不理想。在實際的推行過程中，垃圾分類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應該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垃圾分類處理應該是多主體參與的工作。生活垃圾主要是由居民產生，因此政策將居民界定為垃圾分類的責任主體。由於垃圾分類、處理、回收涉及的環節較多，有些分類適合在下遊環節進行統一處理，因此推行垃圾分類時，應該根據不同分類的經濟性，在不同環節進行分類。
第二，後續利用配套設施不完善，會使垃圾分類難以創造價值，也達不到分類的目的。由於城市建設上的短板，很多城市其實並沒有建立起垃圾分類處理體系，事實上不具備分類處理的能力。部分地區曾經出現居民將垃圾做好分揀並分類投遞後，到了中轉站等後續環節又被混在一起的情況。這種現象會對居民垃圾分類的積極性，對後續推行垃圾分類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第三，居民構成多元化使得垃圾分類難以協調。雖然每個居民都參與分類對於城市環境改善有益，但總是會出現一些個體由於種種原因不願意分類。現實中，雖然可以通過處罰和監督的手段來加強分類，但是監督成本高昂。有效的手段是通過長期的宣傳與培養習慣，並輔以懲罰，使居民自覺參與到分類中。
第四，各地垃圾分類基本標準相對混亂，不利於推廣，也不利於下遊產業鏈的發展。目前不同城市的垃圾分類標準存在差異，這也給分類宣傳和推廣帶來了一定的困擾。垃圾分類最終要向全國推廣，因此在推行初期需要制定基本標準。
第五，部分城市政策推進過程過於簡單。一些地區存在為分類而分類的現象，引起居民牴觸，不利於垃圾分類政策的推行。如一些城市在推行垃圾分類的過程中，簡單地將垃圾分類等同於高層撤桶，強行將高層的垃圾桶撤除並要求集中投放。但現實中很多小區沒有集中投放的條件，大量垃圾集中堆放導致社區衛生環境惡化，反而使居民出現牴觸情緒。
推廣垃圾分類的建議
基於垃圾分類推廣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相應政策建議有以下幾點：
首先，在推行垃圾分類的初始，的確需要採取嚴厲的行政手段，以改變以往不分類的習慣。當然，垃圾分類的執行力度需要與下遊垃圾利用的能力相適應，應該將垃圾分類與垃圾回收利用和處理等不同環節綜合進行考慮，將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進行重點分類。加快配套的處理條件，以利於大規模嚴格推廣分類。
其次，應該建立多層次的垃圾分類手段。居民可以進行初分類，之後由下遊再進行二次分類。不能簡單地將分類的責任都放在居民身上，要認識到垃圾分類是為了什麼，因此需要儘快建立回收利用完整的產業體系。只有下遊利用條件成熟的前提下，嚴格推廣垃圾分類才真正有意義。而且，垃圾分類過程如果產生效益才具備可持續性，不是為了分類而分類。
再次，應該採取多樣化的手段來實現分類的目的。可以用經濟手段實現目的時，儘量避免採用行政手段。比如說可以對塑料瓶和其他可回收物在銷售時徵收小額的環境稅，同時在這些物品回收時進行獎勵。此外，今後需要對垃圾收費，促使居民減少垃圾，也減少分類的壓力。
總而言之，中國垃圾分類利國利民，勢在必行。國外許多國家有垃圾分類非常好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可以在這些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國內的情況，在推行過程中綜合考慮居民生活便利、經濟效率和環境承載力，採用合理有效的手段。畢竟，分類是為了實現更好地對垃圾進行回收和處理，而非目的。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